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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厄斯以三道大门向我们系统地展示了伊丽莎白时代人文主义者们的教育之路。第一道谦恭之门上写的是“人性”，学生们穿过这道门进来。下一道道德之门上写着“美德”，它的背面是“智慧”。智慧之门后是最后一道荣誉之门，它直接连接着学院和老学堂，连接着考试、头衔、事业。凯厄斯学院至今都举行这一学院仪式。荣誉之门通常是关闭的，只在两种情况下才打开，一是在学位颁发日，当大学生们去议事堂接受头衔时；二是当一位院士去世时。在学院礼拜堂举行过安魂弥撒之后，人们抬着他的棺材穿过荣誉之门，前往停在议事堂通道里的灵车。
在剑桥大学，任何一个学院的生活都没有类似凯厄斯学院这样的神圣程序。虽然谦恭之门如今移到了也许更需要它的院长的花园里，但人性这个词仍在原地迎接我们。荣誉之门是按凯厄斯的设计于1575年在他身后修建的，它是一幅由立柱、山墙、方尖柱和哥特式尖顶组成的美妙的拼贴画，最上面是一座有圆顶和日晷的六角钟塔，窄小的空间里拥挤着一大堆主题。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喜欢这种风格。纹饰越多，荣誉越多。
凯厄斯大夫重视荣誉甚过重视谦恭，学院礼拜堂里他的墓碑就表明了这一点。他的荣誉之门上刻有两行字，一行是维吉尔式的名言：“道德比死亡长生。”另一行是更精练的概括：“我是凯厄斯。”他不是该学院培养出的惟一一位名医。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威廉·哈维和爱德华·威尔逊也是，1912年威尔逊作为斯科特的考察队队医死于南极。他在南极升起的学院旗帜，如今被作为战利品悬挂在食堂里头。那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支撑脊椽梁屋顶下，我们在名人廊最大的一只金框里看到了一位天文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凯厄斯学院最著名的院士。他的讲座被设计成了电脑程序，在做讲座时，他用他惟一能活动的两根手指操纵语音合成器。“我的目标很简单。我想发现宇宙从哪儿来的，它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有宇宙，它会如何结束，如果它会结束，结局将会如何。”
礼拜堂和食堂位于冈维尔大院，这是学院自古以来的核心。1753年，詹姆斯·伯勒男爵，身为院长和业余设计师，用古典式风格装修了它的中世纪的庭院。多么简洁啊，比例恰到好处—1870年的装修又是多么华丽：一座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宫殿风格的新入口大院，由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设计。从国王大道上看得最清楚，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巍然屹立，在和议事堂与大学教堂进行竞争。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5节 克莱尔学院的眼泪：后园和三一学堂
如果要我提名世界上最漂亮的角落，我会轻叹一声，指指通向三一学堂花园的路。
—亨利·詹姆斯，《各地素描》，1883年
克莱尔学院的大门在老学堂背后较偏僻的地方，在三一巷的巷尾。但是，只有从靠河的一侧、从后园的大舞台上，才能体味这座建筑朴实的高雅和它完全的美丽。克莱尔学院像一座乡村宫殿鹤立于草地上，紧靠着国王学院礼拜堂。
克莱尔学院的院徽是黑底上分布着12滴银泪。那是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夫人及其丈夫们流淌的泪水，因为她曾经三次守寡。不过那些男人都很有钱。这对大学校长理查德·巴德乌1326年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创办的这所学院很有利。1338年，克莱尔成了这所学院实力雄厚的第二资助人。但原先的建筑荡然无存，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后来重建的。重建工作始于1638年，内战期间一度中断，1715年才最后竣工。虽然建筑时间长达77年，但克莱尔学院的效果很和谐，像是一气呵成似的。它带有一种城市的气息，一座文艺复兴宫殿的庄重优美的风度。
克莱尔学院的旧院是剑桥最早的完全古典式的内院。连1638年修建的没有价值、近乎矫揉造作的门楼都有一座后哥特式扇形拱顶—这种复古时尚最后的例子之一。而该院的特点是新风格的合谐搭配和肃穆。巨大的爱奥尼亚式壁柱使西配楼朝河的一面富有韵味，阁楼层交织着三角山墙和圆山墙。负责施工的是本地石匠托马斯·格鲁博尔德和他的儿子罗伯特，大概一部分也是他们设计的，让人能感觉到克利斯托弗·雷恩的影响。一座上方是巴洛克式贝壳帽的大门通向学院礼拜堂，它是詹姆斯·伯勒1763年仿雷恩的彭布罗克学院礼拜堂设计的。前室很独特，呈八角形，上面是一座高大透光的穹窿顶塔。祭坛画是一幅启示图，出自皇家学院的创建人之一乔瓦尼·巴蒂斯塔·奇普里亚尼之手。而克莱尔学院的学生们最喜欢这座礼拜堂的地下室，他们在那里欢度他们的迪斯科之夜。
离开学院庭院走进绿草地，每次都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克莱尔学院。一座三拱桥横跨河面，栏杆上搁有石球—游戏中的几何学，1639年由托马斯·格鲁博尔德设计。没有哪本导游手册会遗漏常被问起的有关克莱尔学院这座桥的问题：“栏杆上有多少只石球？”“14只。”毫不猜疑的客人回答道。正确答案应该是137—8只，因为一只球缺了一部分。克莱尔桥是剑河上现存最古老的桥，谁坐船经过桥下，就会在桥外侧的栏杆浮雕上，看到神话歌手阿里翁骑着他的海豚。早从1688年开始，还在他们让人打造火焰式铁栅门（1714年）之前，克莱尔学院的院士们就由菩提树林阴道走进他们的花园。大门旁长着一棵紫荆树，5月里紫花盛开；路边的灌木花坛里种植着黄色的毛蕊花、浅蓝色的罂粟、深蓝色的翠雀；一座陷落的水上花园，被紫杉树包围在中间；院长路尽头长着一棵鸽子树，一到6月满树就飘扬着白手帕，这就是手帕树的特点。5月里我们会遇见所有的人—园林爱好者和戏剧爱好者，他们来参加在克莱尔学院举办的莎士比亚作品演出。
穿过绿色的后门离开剑河畔的这些学院，你就走进了欧洲最美丽的城市风景之一—后园。它从南部的达尔文学院和王后学院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圣约翰学院和莫德林学院，是河谷草地、学院建筑、休闲公园、草地、花园、桥梁和绿阴道的独特组合。河边野餐的人群、平底船、牛群在国王学院的背景烘托之中—风景明信片的老一套。总之，后园是剑桥的象征。
而这里并不具备一个漂亮地方应具有的最佳条件。中世纪早期，后园是个行会地带。一条条胡同从高街经过仓库和学院通向码头，在那里形成了林恩公司的河运业。对岸一再遭洪水淹没，继续荒芜着。1447年，当亨利六世为国王学院买下这块地皮时，他也连河对岸的田庄一起买了下来。老地图标的是“国王学院背后”，后人将它简称为“后园”。
只要剑河是一条商业水道，而且还是城市下水道的一部分，那些学院就不理会这条味道难闻的河流。后园是剑桥大学的后院，就这么回事。这种情况从16世纪开始发生了变化。铜版雕刻家戴维·洛根1690年发表的城市景物画已经画有后园里的几条林阴道和河畔的学院花园：供自己食用的菜园、果园，还有保龄球草坪和供院士骑马用的草地。18世纪末的后园形象就跟今天差不多，公园面积大于使用面积，学院有其两面性：朝向街道和城市的是威严的防御门楼，朝向后面的是田园诗般的河流景色和花园。约瑟夫·海顿1791年写道：“我途经小城剑桥，参观了那里的一所所学院，它们非常安逸，各学院自成一体，每所学院后面都有一座很宽敞的漂亮花园，外加一座美丽的石桥，横跨在绕城流过的河面。”从此来客们就穿游于学院的绿色美景。即使没有卡帕比利特·布朗的干预，我们也会将后园作为英国式花园来享受，而且还有能呼吸到精神的纯洁空气的感觉。好吧，请你深呼吸吧。
亨利·詹姆斯认为，尽管后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条小河主要是出于装饰原因而存在。如今在克莱尔桥和三一学堂之间又造了一座现代化的桥梁—1960年建造的一座狭长的混凝土桥，它至少让我们能看到一座专为那些古老的七叶树和三一学堂院士们保留的迷人花园。
备受欢迎的乔治时代的正面装饰—光滑的石块、大肋木窗，掩饰了这所学院的历史，至少在入口大院里是如此。另外，B楼梯单元旁的通道将你由18世纪带进14世纪，带到北配楼的背面，在那里你还能看到中世纪的墙壁、粗糙的石灰岩、细长的哥特式窗户。三一学堂建于1350年，是由其资助人威廉·贝特曼主教按他的大教堂的名字命名的—诺里奇的圣三一教堂。贝特曼创建这座学院是想培养亟须的下一代牧师和法学家。从玛丽·都铎的大法官斯蒂芬·加德纳主教到曾经的外交部长杰弗里·豪男爵，国家公仆和教会人员在这里学习基础知识。而今三一学堂被称做法学院，成为律师、法官和划船手的学院。
西配楼上高贵的顶塔是食堂的标志，乔治风格的内部装饰，鹅黄色墙裙，科林斯式双柱顶端是镀金柱顶。面对大门的莱斯利·斯蒂芬男爵的房间让人回忆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他曾经是这儿的院士。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罗伯特·朗西也一样，礼拜堂前室里的一扇纪念窗户反映了他对板球的热爱。作为剑桥的惟一一座学院图书馆，三一学堂很大程度上都还保持着它的中世纪特征，虽然这建筑本身是16世纪晚期才修建的。在有着层叠式山墙的都铎砖墙后面，部分图书还用链子锁在它们的架子上，就像从前一样。
很多学院原先都叫做学堂。“college”本来是指生活在学堂里的大学生们，后来意义发生了变化。古老的剑桥学院只有三一学堂保留了它原先的称呼—为了和它的邻居三一学院区别开来。
第二部分 集市山以北第16节 三一学院（1）
在整个世界和无穷的宇宙中，没有什么有三一学院的院长伟大。
—匿名讽刺诗
在剑桥，只有三一学院的看门人头戴保龄球帽。他们聊着天站在大门外，站在隆起的灰色石子路上。大门上方，国王手里握的不是他的权杖而是一根精制的桌腿。三一学院是不易被人忘记的。就连门旁草地上的苹果树也不是一棵普普通通的苹果树，看门人肯定地告诉我：“那是牛顿的苹果树。”不用问，这棵就是那棵知识树。
我们先从最高讲起吧：三一学院是剑桥最大、最富有、最重要的学院。三一学院是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胚细胞，使徒们的故乡，高级间谍的摇篮。像吉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伦特这些顶尖间谍，像阿瑟·鲍尔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拉吉夫·甘地，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乔治六世及其孙子查尔斯王子都是在这里学习的。三一学院拥有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剑桥和牛津的其他任何一所学院都多。在20世纪，几乎每个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皇家俱乐部成员里都有三一学院的院士。剑桥的自然科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