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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典式和国王礼拜堂的哥特式风格并存，绷紧的垂直线和平静的水平线条并存，学院配楼的白色波特兰石和礼拜堂色彩柔和发黄的凯顿石和约克石并存—这是一群成功的城市建筑，大胆规划的教科书。议事堂（1722~1730年）乔治时代的优雅风度也来自詹姆斯·吉布斯，它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的第一座新式建筑。
一位门卫告诉我，一天夜里，几名大学生将一辆奥斯汀7型车拉上了议事堂的屋顶。在读过《剑桥的深夜攀爬者》之前，我都以为这是门卫的胡话。1937年的这部名著描写了深夜攀爬者们爬上学院屋顶和钟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仿佛那是喜马拉雅山。他们爬过国王学院的切特温德裂缝、三一学院的平原、圣约翰学院里的烟囱。深夜攀爬是占领学院建筑制高点的一种稍微复杂的形式，是大学生的一项极限运动，似乎是在沼泽地里的平原学院里满足一种登山者的虚荣心。攀墙者的活动形式多样，有些的确是恶作剧，例如将三一学院大门上方的亨利八世的权杖换成一条椅子腿，在国王礼拜堂的哥特式尖顶之间拉上一面“禁止轰炸”的标语。而真正的屋顶攀爬则是“为艺术而艺术”。从凯厄斯学院维多利亚时代角塔的一扇狭小窗户跳到议事堂的屋檐上，然后再跳回去，后者难度更大。这跨越2。5米的所谓“议事堂跳跃”曾经是凯厄斯学院学生之间最为著名的一种勇气测试，我们就用它来结束我们对詹姆斯·吉布斯的敬意吧。
除杰出的吉布斯之外，在剑桥实现乔治时代新风格的主要是两位业余建筑师。后来的凯厄斯学院院长詹姆斯·伯勒男爵设计了彼得豪斯学院（1738~1742年）的帕拉第奥式侧楼和克莱尔学院的饰有柱廊的礼拜堂（1763~1769年）。1742年，他以薄薄的石贴面、肋木窗和山花将三一学堂古老的主庭院赋予了意大利式风格，好像那是一座古典风格的新式建筑。伯勒的风格自成一派。中世纪结束了，而文物保护尚未开始。于是，当时许多没钱彻底重建的学院都被翻新了，比如，基督学院和伊曼纽尔学院就由伯勒的年轻同事詹姆斯·埃塞克斯翻新了。然而，在乔治时代光滑的门面和理知时代高大亮堂的窗户后面经常隐藏着中世纪贴有黑色墙裙的小房间。
18世纪早期，这座城市外观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剑桥的中世纪建筑几乎完全消失了，取代桁架结构的是带有古典式比例的砖砌建筑。最好的例子之一是仍然保留着1701年的安妮女王时代风格的彼得豪斯学院的院长楼，它位于学院对面，在特兰平顿街的另一侧。剑桥不像乔治时代的巴特或伦敦，它没有别致的广场和新月形建筑，只有后来的19世纪建筑，如马尔科姆街或公园露台的整齐漂亮的房屋群。
拿破仑战争后，学生人数的增加促进了一场学院建筑的繁荣。1807年动工的唐宁学院是16世纪以来的首座新建筑，也是剑桥的第一所纯希腊复兴风格的学院。但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流行中世纪风格了，尤其是那些老学院，它们的尖拱窗、哥特式尖顶和城齿无一不显示它们的资历。威廉·威尔金斯建造了希腊风格的唐宁学院，现在他为基督圣体学院、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所设计的新哥特式风格又获得了成功。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们为哥特风格在剑桥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除威尔金斯外主要是建造圣约翰学院新楼的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和艾尔弗雷德·沃特豪斯（彭布罗克学院、凯厄斯学院、格顿学院等）。为什么会出现这场哥特式风格的大量涌现呢？建筑史学家戴维·沃特金写道，中世纪风格的流行是欧洲浪漫派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特别英国式的现象”。他认为牛津、剑桥和伦敦的“理性的三角”是哥特式复兴的真正力场。两场天主教革新运动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牛津运动和1839年由大学教师们创建的剑桥卡姆登俱乐部。人们称它为教堂建筑学家俱乐部，它提倡改革礼拜仪式和教堂建筑。他们的理想是复兴14世纪的英国哥特式风格，他们的先知是建筑师皮然。皮然1835年改信天主教，他的耶稣学院礼拜堂是符合经典设计的光辉榜样。皮然写道，这一“信仰的崩溃”导致了他对“古代异教豪华风格”的膜拜—远离古典式装饰，回归哥特式风格！
“说到剑桥，它只能算是个小地方，根本不能和牛津相比”，但牛津人威廉·莫里斯和他的公司还是在剑桥干活了。*1863年由乔治·弗雷德里克·博德利设计，他是第二代哥特式复兴建筑师之一。
在剑桥这样的环境里，每座新建筑都是一个大胆尝试。通过对各种风格的模仿，19世纪没有与传统决裂，而是在适应传统，但都成绩平平。而剑河畔以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的老大学图书馆和乔治·巴塞维的菲茨威廉博物馆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要有希望得多，两者都于1837年动工，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那一年。当她执政结束时，剑桥在自然科学方面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发展，这是和众多实验室和研究所的出现分不开的。彭布罗克学院、伊曼纽尔学院和自由学校巷之间的丑陋住房也有牛津风格的奇才T·G·杰克逊的功劳。
赫尔曼·穆特修斯是德国工厂联合会的创立者之一，他属于世纪之交最令人钦佩的英国建筑家之一，其中还包括今天几乎被遗忘了的贝利·斯科特。贝利·斯科特几乎只设计住宅建筑，在剑桥市内及其周围共设计了10多座，光斯托利路上就有5座。其中最有名的是48号，它是1912年为凯厄斯学院的一位院士修建的，是贝利·斯科特风格的代表作品。贝利·斯科特将室内室外、房间和花园设计成了一个整体，很好地保持了工艺上的传统。今天，贝利·斯科特因他的同代人埃德温·勒琴斯而黯然失色，勒琴斯的名气更大，但他在剑桥只留下了一部二流的作品，那就是莫德林学院本森院里超长的住宿楼（1930~1932年）。
20世纪30年代初，一座12层的图书塔高出了后花园对面的树林。没有哪座高楼比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的新大学图书馆引起过这么多争论的了。和他的伦敦电站、巴特湖电站相仿，同样竣工于1934年的这座大学图书馆体现出一种抽象的壮观景象，它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个妥协。而当时的前卫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厄斯遭到了剑桥的拒绝，他自1934年起就流亡到伦敦。这位逃离了纳粹统治的建筑之家创始人于1936年（和马克斯韦尔·弗赖伊一起）为基督教堂学院设计了一幢扩建楼，但被院士们拒绝了。
剑桥的20世纪建筑繁荣始于1959年。这一年，巴兹尔·斯彭斯男爵为女王学院设计了伊拉斯谟楼，这是剑桥的第一座国际风格的建筑。曾担任剑桥美术系教授的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对这些学院此前为现代派所做的贡献做出了如下的评论：“好像在我们的世纪里，知识分子领袖远离了美学领袖。”但“教授先生”很快就欣喜地发现他讲错了。1954~1974年间，剑桥大学兴建了7座新学院，增建了很多侧楼—这次建筑繁荣带来的并非总是杰作，但促使当代建筑出现了惊人的多样化。值得在这些古老的学院里探寻的是深藏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庭院里的现代派建筑。而我最喜欢的是圣约翰学院的克里普斯楼，一片绿色中树立着一根波特兰白石砌成的回纹饰横梁，样式非常新潮，同时又很适合周围的景色（罗厄尔·钱伯林和博恩·钱伯林建于1962~1965年）。1945年后剑桥最激进、最受争论的新式建筑是大学自己委托修建的，那就是詹姆斯·斯特林男爵的历史系楼，一座由工业玻璃和红砖砌成的庞然大物（1964~1968年）。“反建筑风格，美学上跟西红柿的温室一样不起眼。”佩夫斯纳评价道，“非常难看。”这个判决和如今受到文物保护的斯特林的历史系建筑一样具有历史意义。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剑桥大学完全成了国际知名的英国建筑师的表演舞台，其发展要比牛津大学快得多。诺曼·福斯特男爵、迈克尔·霍普金斯男爵、理查德·麦科马克、拉尔夫·厄斯金、埃尔德雷德·埃文斯和大卫·沙莱夫、约翰·乌特勒姆、昆兰·特里、爱德华·卡利南，他们都在牛津做过建筑；还有两位丹麦建筑师亨宁·拉森和埃里克·瑟伦森。这里有对学院礼拜堂、图书馆、科研实验室和工厂等传统建筑的全新诠释，从约翰·乌特勒姆引起轰动的法老式管理研究所到迈克尔·霍普金斯的高科技帐篷、施卢姆贝尔格研究中心，它们是新剑桥的象征。
在剑桥城的西部边缘，在M11和A1303之间的绿色角落里，剑桥大学建起了它21世纪的两个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自然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西校区。马丁利路的南侧已经建起了新卡文迪什实验室、韦特学校、兽医学系。别的研究所相继而来，还有许多科技合资企业，尤其是微软的欧洲研究中心，而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紧挨着威廉·盖茨楼。第二座新校区兴起在城南，在新阿登布洛克医院附近，它就是生物医学校区。澳大利亚人亚历克·布伦尔斯男爵，纳米技术家兼大学副校长，设计了从阿登布洛克斯医院到希克斯顿堂的“生物医学研究的走廊”。两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德利克·桑格在剑桥南面的这块地皮上兴建了人类染色体研究校区，它是21世纪欧洲遗传学研究的先驱。桑格中心的现任领导人约翰·苏尔斯顿男爵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与分子生物学家悉尼·布伦纳和罗伯特·霍维茨共同获奖。
生命结构和建筑学有什么关系呢？大学最大胆的校园形象设计规划需要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布赖恩·休曼与此有关，这是市民和师生之间固有矛盾在当代的延续。学院拥有整个城市地皮的30％左右。只有征得学院同意，城市才可以建筑；反过来，像每个大地主一样，它们又受到城市规划部门的管理监督。新剑桥西区的主要规划出自建筑师（和三一学院的毕业生）理查德·麦科马克之手，它经历了常规的规划过程。布赖恩·休曼说道，“一开始，大学认为那块地皮某种程度上是城市的后院，对那里拥有规划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但事情总是：“存在一种创造性的紧张情绪，要求双方更加灵活。同时两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界限。”绿化带就是这种界线之一的标记。
剑桥的绿化很好，多亏“市民”和“院校师生”都有远见，市中心的公共土地至今空留着。另外，城市周围和相邻的村庄周围都建有大面积的绿化带，这是1950年的“霍尔福德规划”的成果。这一城市发展规划是以建筑家威廉·霍尔福德男爵的名字命名的，历史的剑桥像被放在了绿丝绒上。不让城郊居住地泛滥，将新公司建在城外的沼泽地里。只有剑桥这样相当富裕的城市才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拒绝批准IBM在此创建分公司。伴随科技园而来的高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一严格的规划政策越来越处于防御地位了。住房和交通问题日渐增长，剑桥成了它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
“成长或者死亡”：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又不会破坏剑桥的特色及其生活质量呢？20世纪9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