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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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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细节?
  就是徽宗一番最人性的道白。
  《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中写道:
  李师师叫燕青吹萧,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拔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艳词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
  一个“私行”说出苦衷,一个“消闷”说出无奈,一个“勿疑”说出人性。是呀,身为皇帝的人还不如当年他一个郓城小吏自由里哩。我宋江敢包一奶,不结婚,皇帝却不能这么做!我宋江敢同阎婆惜公开同居,皇帝却不敢。
  这皇帝有个什么当头儿?!招安,还是招安好。
  第二章圣人的道德谎话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误读点评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伟大人物的政治德性之一来看待。实际上呢,舜是发动了政变,强行夺取了权力。后来,启的儿子和大臣益发生了同样的争斗,终因一场流血结束了权力之争。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历史观,忽略了两个基本疑问:伟大的改革家王莽为什么一定要装神弄鬼般地让汉刘禅让;曹魏为什么也演了一套古装戏,而不直接了当地坐上皇位呢?
  一切都由对历史的误读而复杂化!
  只是汉献帝走下禅台时,不无揶揄的话揭穿了闹剧:“今天我算知道尧禅舜继是怎么回事了!”
  道德说教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
  ●没人参透柴进造反的动机。“外行看热闹”——中国人大多只是看热闹者,怎么会明白柴进就是刘裕的好徒弟呢。要知道鼓动别人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正中了孔丘自己关于《春秋》作品的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家笔削历史的方法,已为历史所证,而虚构历史一端却隐于我们文化的精髓,成为史学贫血症的遗传基因。
  关于尧舜的是否存在,历来争议颇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但是尧禅舜继却成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美谈。
  倘使孔丘通过他那个时代的考证,真地发现了尧舜存在的历史证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于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德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兵赞叹尧“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论语·泰伯》)
  为了使尧的形象更加完整,成为标准的后世道德样本,孔丘对尧禅舜继的故事进行“孔版创作”。《论语·尧曰》中的记载如下:
  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种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舜也这样地把位子交给了禹。
  此版本就是尧禅舜继的始源。一心以继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注1】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尧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儿子丹朱与外姓人舜之间,选择了后者。说:“把帝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利,对丹朱不利;把帝位给丹朱,对丹朱有利,对天下人不利。我(尧)终不能以天下人受害为代价,达到满足儿子的目的。”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且能够成为传承的合法模式,显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辉典范。舜传给了禹,算是一个尊重宪法的选择的。但到了禹传位给益的时候,却发生了违宪事件。天下人皆认为禹的儿启贤明,去益而朝启,在诸侯们的推戴之下,启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传给自己的位子归还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
  按《史记》的记载,这又是一个让贤的典范。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认为启不当继位,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地发生了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决定着新君的地位稳定与否,因此夏师出师前宣了誓,史称《甘誓》。在誓师大会上,夏启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则,老天要
  【注1】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曾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受《春秋》,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问故。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得读“金匮石室”藏书,继父志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降匈奴,他被株连受腐刑,但仍忍辱负重,撰写不辍并成书。推崇孔子,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断他的国运,现在我就奉天命讨伐他!”结果是,有扈氏被灭,慑于夏启的军事威力,“天下咸朝”。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愿干,甘心让位,为什么还有人“气不份儿”呢?
  离司马迁越近的历史,越能说明问题,越说明“禅位让贤”是一种带有美好愿望的虚构。看看秦始皇,他说:“从我开始叫始皇帝,我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传诸万代而不绝”;再看看刘邦,他说:“皇位你们就别梦想了,王位呢也如此,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立为王,天下一定共同讨伐他。”
  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竹书纪年》对订证战国史料,尤有参考价值。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经《竹书》订证,六国年表被发现存在许多错误。
  对战国以前的历史的订证作用,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舜继尧位的真相及相关事件;二是夏灭亡的人事原因。
  关于尧禅舜继的真实面目之记录不同于正统(或其他)文献。实为:“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关于伊尹与太甲争斗的记载亦不同于正统文献,实为:“伊尹放大(太)甲于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关于末喜在夏亡过程中的作用,《竹书纪年》记载也迥异于后来的《史记》。《史记》称:桀宠有施氏上献美女末喜,在与汤战败绩后,携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而死。《竹书》则记录一段背叛的历史。称:桀伐岷山,岷山氏献二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则与伊尹相交,“遂以间夏”。也就是末喜并没有与败亡之君(夫)桀同渡难关,以致丧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后,向桀的敌人出卖情报,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个朴朔迷离的人物,《尚书》释文上记载他为奴隶,受商汤重用,稍有不满,又去投奔桀;对桀不满,而又回归汤。以《竹书》以记来论伊尹的这种反复,实在是一种故意安排。弃汤投桀,完全是为了骗取信任,从事情报工作。如此,“末喜氏以与伊尹交”便有了逻辑解释。以现代术语来说,以美男计诱使一个受性冷落的敌方高位妇女上勾,与其合作。
  《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原因。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之故,“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即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至于说到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补充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和,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且,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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