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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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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咸平、景德(公元998年至1007年)间,真宗赵桓就听说了大隐士林逋的行节,一心想见他,由于政事外事繁忙使他无睱以顾,但他还是诏告地方官,要好生对待林先生。林逋致力于学问,善于写诗,不追求功名,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以种梅养鹤以自消遣,称此行举为“梅妻鹤子”。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政治运行基本平稳并且与契丹的战事也以订立盟约而结束,赵再把注意力转向了体制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赵下诏赐给林粮匹、布匹。
  从咸平至大中祥符,杭州地方官凡到任者大多专程拜访林。朝廷高官如钱昌、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都与林有诗词往来。如此看来,林并非一个完全超脱的隐士,尤其与钱范梅陈的诗歌往来,钱范梅陈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交流写作技巧和思想,而是自动自发地把皇帝政治造势的意愿深化、细化。到了仁宗时代,林虽未得到如以往的那样高规格经济待遇,但是他的谥名却是最大的政治礼遇--他死于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谥号为“靖和先生”。
  优待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治术,在林死后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二月,赵祯下诏恢复制举诸科:恢复贤良方正六科,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应选者;增设书判拔萃科,接待选人中的应书者;特意设立“高蹈丘国”、“沉轮草泽”、“茂材异”选拔平民中被举荐者;又置武举,容收天下武艺并智谋超人之士。
  一派开放的政治景象,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称:“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体制”的气派。--这也是宋初体制外知识分子襄赞体制内的一大硕果,赵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得以确立。
  那些不和谐的政治杂音在开明的政治景象出现之前就悄然而逝了,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记忆时段。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林逋死的头一年,一位被从体制内驱逐出来的政治能量分子赵元佐死了。他死的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同样,他的政治诉求也如长江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浪,无人注意。他是皇帝嫡派,纯粹的体制内,只因为楚王赵廷美受迫害一案鸣不平而被废为庶人。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当初大有希望继承帝位。但他没为权力而沉默,在叔叔赵廷美遭到父亲赵光义迫害时,别人一片哑然,唯有他敢站出来喊冤。赵廷美被谪迁房州并死在那里,以致于赵元佐因正义难伸而积郁成疾。后又因礼节上的不满,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宫殿,结果被废为庶人,远迁到均州安置。多亏宋琪等百余名高官上书保奏,才得以回京。真宗继位后,给他办了一个“不完全平反”--封为楚王(原为卫王)又陆续给了天策上将军、兴元牧等虚衔,但终未对他所抗议的赵廷美冤案置一词。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
  一场抗议以一个人失去获得最高权力的机会而告终。
  一个正直的体制内的人因承担正义而被逐出体制。
  一个人的死,因另一场造势而变得无所谓!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在林逋死后近四百年,历史上又出一位杰出文人,他叫方孝孺。他几乎就是明代版的陈抟,只不过捍卫正统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孝孺是一位典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因为博学有才,得以从“有问题”的子女被“召为翰林待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方博士还是位历史学家(或称当代史学家),总裁《太祖实录》即负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伟人传记”编定工作。按现行的官阶(官价)来论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或许更高一些。因为他是新皇帝(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的老师,皇帝的家乱确实给身为高官的他带来许多难题。其他高官何尝不如此呢?多少人为拥立的押宝,丢了身家牲命;又有多少人“一言获幸”而鸡犬升天。游戏规则很简单,但程序却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既便比较混蛋的君主也讲“一言丧邦”,让参与废立或有此心的投机者们慎重。而聪明且霸道的君主则说:“这本来是我们家里的事,你搅和什么?”--朱棣对方孝孺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单取一个镜头即死不写诏的细节,显然能把方氏神化为英雄。其实他不过较早地投资(机)到了新皇帝那里去了,在不可预见因素(燕王夺位)干扰下无法转化投资风险。很显然,在当初,投资于建文帝既正统又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很少。
  在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的利益冲突中,方孝孺毫不动摇地站在正统一边。他与黄子澄、齐泰一起,是建文帝的智囊团,不同的是黄齐二人以削藩导致内乱,而方则一力主战。从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棣发动叛乱到建文三年(1041)夏四月,经过三年的交战,北方取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建文帝有意和解,接到朱棣请求南方撤兵的信件,便派薛岩去面谈。薛岩回来后,方孝孺先于皇帝探听了北方的实情,但又不相信,还是决计主战。在与皇帝见面的三人会谈中,建文帝有所反省:“如果薛岩说的是真的,那么理亏在朝廷,齐泰与黄子澄可是误我了。”
  至此,方仍坚持已见,反而诬陷薛岩,说:“他是在为燕王游说。”
  然而,方内心知道薛说的是实话,遂准备消解北方实力的办法,使用离奸计来制造朱棣的父子不和。
  方孝孺门人林嘉猷曾居住在北平燕王府邸中,知道朱高煦、朱高燧对世子朱高炽不太恭敬,宦官黄俨向来奸险,正委曲奉侍朱高燧。朱高燧与世子朱高炽共同守卫北平,朱高煦随燕王在军中,时时在燕王跟前中伤世子。而此时南军出师河北,久而无功,德州粮道断绝。方孝孺便对建文帝说:“兵家贵用反间之计,燕王父子兄弟可以用计离间。如果世子朱高识真被燕王怀疑,燕王必定北归,燕王北还,我们的粮道就可畅通,北伐之事就可成功。”建文帝认为此计很好,立即命方孝孺草拟书信,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到北平把书信交给世子,令其归顺朝廷,并许诺世子作燕王。世子得到书信,没有拆开,就遣人将书信连同张安一起送到燕王军营。当书信送到北平时,宦官黄俨就已先遣人飞报燕王说:“世子将反。”燕王怀疑此事,询问朱高煦。朱高煦说:“世子本来就与太孙亲善。”朱高煦话未说完,世子派遣的使者带了书信及张安来到,燕王拆开来看,急忙说:“唉呀,几乎误杀了吾子!”于是将张安囚禁。
  北方军队再次发动攻势,攻克了临近南京的仪真(今江苏仪征),进抵长江北岸,朝廷六卿大臣为了自保,都请求出外守城,整个南京一派空虚。建文帝不得己,下了罪己诏,并在诏中要求天下兵马勤王,方孝孺此时再出奇计,让建文帝致书朱棣提出割江而治的政治解决方案。表面上看来是行缓兵之计,实质上是已经无奈北兵。他的一句话,就见了底牌:“长江天堑,北兵不惯舟楫,若与北兵在长江上决战,胜败未可知。”
  好一个“未可知”,显然没了原先的坚定。战争到了成败不知的情形,方也不可能再向薛岩道歉了。
  建文帝派自己的堂姑妈也就是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过江求和。两人相见自然是悲叙一番亲情,燕王擦去眼泪后,拒绝了割江而治的土地换和平方案,他说:“连父亲分给我地都保不住,我还怎敢奢望割江而治,显然是奸臣的图谋!”
  建文帝得到回复,大为惊恐,问方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一口大话:“长江天险可抵百万兵马。江北船只已派人全部烧毁,燕兵岂能飞渡!”
  大话归大话,不细论之,只看“未知胜败”的底牌到目下“岂能飞渡”的妄言,就一下子印证了宋濂的《大言》、刘基的《越巫》的寓言即预言了!
  到被捕时,也就是建文帝逊国后,他已经没有任何资本提出和解条件了。为了保住那点迂腐文人的最后自尊,他只有选择不合作,做最后一搏。
  不幸的是,因他的迂腐又有八百七十三人搭上了性命。
  方孝孺少年有才,长大后从名儒宋濂学习,在学者圈里被称为“小韩子”,比喻有韩非之风骨。韩非是大学问家,也是大权谋家(虽身死冤狱),有名篇叫《说难》,主研向君主进言的学问。从对对象的心理揣摩与个人好厌的研究,再到行文方式,详究细推,用心良苦。方先生似乎又重演了韩非的历史悲剧!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方孝孺不可能突然转归到朱棣派系中去,因为他是“有问题”子女,得以晋升显位,能不报建文皇帝的恩情吗?他父亲方克勤是位非常有才干的农垦专家,也是学者型官员,曾任济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但是由涉牵到带有政治性质的渎罪案中而被杀,按现在的话来说是“编造虚假统计报表”而引起的。明制,各布政司与府州县吏每年至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数目相等后方准了案,否则驳回重新填造。为了避免来回往返,地方官员多携加盖印信的空白文册(即报表)以备就地重填。朱元璋知道后(1382年,洪武十五年;按洪武九年即1376年改中书省为布政司计,造假表之例已有六年),大为恼怒,怀疑此中有贪污行为,诏令“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官杖百戌边”。
  只是因为皇帝怀疑便杀了一批人,因此可称为“政治性案件”。但事后没有平反,以常理推断:方克勤不见得有贪污行为,有宁海人郑士利敢冒天威上书为方克勤讼冤,亦遭杖戌。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何不替父辩冤?让外人不解,此案后十年(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入幕,“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朱棣起初听了他的重要谋士道衍和尚的私下密请:希望平定南方后别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就会断了种子。
  等到方孝孺真地被俘了,朱方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并最终导致冲突的对话。
  朱想草拟即位诏书,都推荐方孝孺,朱便召方出狱。方穿着孝衣入见,痛哭之声响彻殿廷。
  朱说:“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方说:“成王在那里?”
  朱说:“他自己烧死了。”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朱说:“国赖长君。”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
  朱走下坐榻,对他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于劳苦。”左右侍从拿来纸笔,朱说:“草拟即位诏书以告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大写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连骂道:“死就死,诏书不可草拟。”朱大声说:“难道你不顾及你的九族吗?”
  方说:“就是十族,你能把我怎么样?”声音更加严厉,朱大怒,令左右用刀将其嘴向两旁割到耳朵,又投入监狱囚禁。大捕其朋友、门生,全部杀戮,然后将方押到聚宝门外裂尸处死。时年四十六。受其牵连而死的八百七十三人。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
  在方孝孺死后(1402年)二百年,(江)浙一带又出了两位大才子黄宗羲【注15】与顾炎武【注16】。黄为浙江余姚人,顾为江苏昆山人。黄亦“有问题”子女,其父黄尊素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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