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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家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他绝对不会干的！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注4】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尚书。景帝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身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持，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番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毫无疑问，这从最深处触犯了赵宋家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可比。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战略家。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最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已。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恢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粮食，始终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年，在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绝对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的扩大化平民斗争？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绘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最基本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动摇人心！”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秦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力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一不是货赇无度，唯有秦桧算个例外了。后人可以说他是权奸，却不能把他列入巨贪行列之中去。两宋有名的巨贪，有梁师成、王黼、蔡京、朱勔、陈自强、贾似道，此六人有四人正式当过宰相；余二人梁师成为宦官，朱勔为军人兼官商。
作为强势宰相，秦桧与王、蔡、陈、贾四人的政治风格无多大的差异，不惜力量打击异已。但秦桧与四人最大的区别又在于不贪。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王、蔡在秦桧以前，陈、贾在秦桧以后，唯独秦桧作为“巨奸”没列入贪官之属，也算历史的一个奇迹了！
是秦桧心计高深，还是史家的漏笔？前者无法确认，但肯定不是后一种原因。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从历史逻辑角度来讲，秦桧的南归确实是金国主和派完颜昌的一个战略设计。绍兴初次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就主动提出归还宋之陕西、河南两地。该两地原为叛国者刘豫（伪齐）所据，完颜昌主动议和前已经削去刘豫的帝号，废为蜀王（最后徒临潢即今内蒙巴林左旗，改封曹王）。由于归还陕西、河南两地一年之后，金国内发生政变，主战派完颜宗弼杀了主和派完颜昌，金人才复夺陕西、河南两地。
处于弱势中的南宋对于崛起中的金国是无可奈何的。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南宋勉强维持不致全面崩溃的局面，再次回应金人的议和的要求（绍兴十一年），不过，这次制定谈判方针的是金国的主战派。万不得已情形之下，南宋只好以土地换和平，割唐、邓、商、泗四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地，划定了西起大散关、东沿淮河的边界。
南宋不甘受此辱，只是无可奈何而已！为了挽回历史的“面子”，他们不怕重复联合灭辽的后果，在以后又联蒙灭金，终于把自己置于了蒙古的全面威胁之下。
如果一定要点明整个南宋所犯的战略上的致命错误是什么的话，那么非联蒙灭金莫属。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要比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坏百倍有余！
当然，秦桧并非“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身上所带有的文化烙印特别深刻。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排挤乃至陷害，接续了庆历以来北宋文人整体道德水平的先天缺陷。也正是这一点，说明秦桧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反面教材”。他的身上即有范仲淹的大话主义又有王安石的偏激急躁，王拱宸式的心胸狭隘也在他身上表露无疑。
“城门开，言路闭”的国家政治性格在他身上也表露无疑。当他除掉政治对手岳飞之
后，开始了收紧言论的行动，请求赵构下令禁绝野史。收紧言论是外交环境的一个产物，也是封闭社会的一种习性，作为遗传因素它已深入到知识分子心目当中。言论几乎不具备任何道德性，只是斗争的工具而已，因此封闭社会对待言论的态度也是机会主义的。在秦桧主张禁野史之后，著作郎林机又建议加大收紧力度，他说：“有些不得意的人，隐匿在附近的地方，窥视朝廷之事，私下编写野史，以兜售其邪说，请求加以禁绝。”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道德水平之低下，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那又是事实。从历史长轴上看：中国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经历一次整体大衰败后，至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初期再一次大跌，并且对后世的负面影响至今而不绝。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岳飞已经死了（被害）十四年了，竟然有人请求将岳州改为纯州、改岳阳军为华容军，因为带“岳”字就与岳飞有关系。多么荒唐，与以后秦涧泉“愧姓秦”何其相似乃尔！
不管时人如何议论，后人怎么评价，秦桧始终是赵构主和的助手。奇怪的是没有痛批赵构，反而一味地将罪责全归于秦松。整个文化体系，就是一部《水浒》写真版“只反贪污（奸）官，不反皇帝。”从本心上，赵构也不希望为秦松开脱什么，只是到了秦桧已死，有人试图在建议废主和政策时，他才讲出了问题的实质。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天，秦松刚死不到半年，进士梁勋上书，劝赵构作好防御金国兴兵的准备并批判秦桧的主和政策。赵构明确反对改变既定方针，把上书的梁勋流动到千里以外，向天下发诏说：“讲和之策是凭朕的意志决定的，秦桧只是辅助而已。怎么能因他的死活改变国策呢！近来无知之辈，鼓吹荒诞无据的谣言蛊惑人心，朕感到很惊骇，今后如再有此类事件，一定加重处理。”
秦桧死后的政治待遇的反复变化，几乎重复了王安石死的故事。王安石在主战派眼中成了与主和（时人认为主和即投降）同样有害的祸源，就在钦定赵桓正式即位的第一年（1126年）面临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大臣们还争议王安石的政治地位问题。杨时上书指出蔡京是今天乱局的制造者，而蔡京推崇王安石并给了王很高的政治荣誉（加封王爵，配享孔庙），因此王是今天败局的理论祸源。
赵桓就下诏停止王安石的配享资格，降级为从祀。这时，王安石学术地位的问题的斗争并没因此而止，到了赵构时代又发生了王居正与秦桧“交火”事件。王居正受杨时之托，用了十年的功夫完成《三经义解》，主要目的就是消除王安石理论的影响。绍兴十一年（1141年）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居正指责秦桧的过失，被秦桧排挤出朝任温州知州；后又被秦派御史中丞何铸弹劾，撤消了知州职务。王居正衡量秦的标准是他批判王安石的理论体系。
由庆历经元丰而绍兴，宋朝发生了一场深刻且绵延历久的学术斗争；这场学术斗争以争夺话语霸权为目标，是为中国古代只上一场历时近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秦桧之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幕悲剧的小小演员而已！与蔡确死后的政治待遇之反复相比，秦桧的身后变故确实有些不足为道。
蔡确受贬，元祐八年（1093年）死于流放地（见第六章第三节所叙“车盖亭诗案”），第二年（1094）年，其子蔡渭拦御驾为父鸣冤。此时高太后已死，哲宗亲政，立刻下诏给蔡确平反，又给了一连串的荣誉：追复正议大夫、赠太师、谥忠怀，等等。同样的告状，不一样的结果。在蔡确未死之时，其母曾拦高太后【注5】的驾（元祐六年，1091），为儿子鸣冤求恩。高太后不准，并宣谕说：“处分蔡确不只为他讪谤朝廷，实在是他有眩惑人主的打算。我不忍揭穿他的奸谋，只是借讪谤之罪处置他。”－－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一旦蔡确自称定策有功，那不等把太后放到小皇帝的对立面去了吗？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实际上的效果也已如此了，何以仅仅过了三年，告状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在享受了哲宗的恩赐后，蔡确家族继续沐浴在浩荡的皇恩中：徽宗（赵佶）于崇宁初下诏让蔡确配享哲宗庙，并给蔡题写墓碑名号，称曰：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后来，又追封为清河郡王，由皇帝书写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