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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残酷,就不能用“游心骇耳”四个字来概括了。郑克虽然对黄昌的歹毒有所批评,但对与自己同为北宋的张咏“一钱诛吏”的残酷却只字不提反而大力赞扬张咏第二次斩吏的决断力。
北宋太平兴国(公元976年至983年)间,鄂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县)知县张咏某日见一小吏从库房中匆忙出来,头发上挂了一个铜钱。张咏喝问钱的来源,小吏从容回答:“拿的库里的,怎么样!”。张咏本以为他干这种事会胆小,没想到还理直气壮。张咏变了脸,下令打小吏板子。小吏也气急了:“一个小钱算什么,你能打我,却不能杀我。”语气饱含挑衅与威胁。张咏也气急败坏,提起笔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斩!”拿刀在手,砍下小吏的人头。
张咏知道这个杀人是不合法亦不合程序,所以向上级写了“申府自劾”(自己揭发自己)的报告。结果是,不但没受处分,反而日见升迁。皇帝赵光义(已改名赵炅)很赏识他的肃贪行为,一直让他当到枢密直学士(总参谋长)、兼掌三班院(组织部长)。到真宗朝时,他仍身居要职。
在发生了“一钱诛吏”的事件并受到皇帝的肯定后,张咏于十几年后再行越法杀人之举,并且也很奏效。淳化五年(公元995年),他以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本职兼西川路(治所亦在成都)同捉贼招安使【注7】期间,消灭的主李顺王小波主力,李王余部尚有活力,但官军有所懈怠。其中有一个军吏犯了轻微过错,张咏下令决杖(打军棍)处置。没想到小吏不服,极力申辩。张便有心用“一钱诛吏”的办法处置小吏,便语激小吏:“莫非你想吃一剑?”小吏高叫:“决杖不得,吃剑则得”向张反叫板。张见小吏上套儿,下令拉出去,斩首。其余军吏都吓坏了,面面相觑…
相比两次越法杀人,第二次还有些道理,可称为:实行紧急状态法下的非常措施。以现代法律程序来判论一千多年前的案例,当然很牵强。而问题是,撇开程序法不论,仅从文化积淀角度来论,这无疑是在鼓励为官者可以使用超越法律的手法来达到政绩目的。比方说,尽管我雇佣黑社会对付拆迁中的“钉子户”,不管冲突如何,只要我建成了漂亮的高楼大厦、花园广场,什么程序、什么法制,都得服从政绩。所以,西门豹主义与张咏主义仍是今天依法行政的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与张咏之肃贪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宋初的高级国策竟然鼓励贪污。贪污也成为位高权重的大臣的自保手段,比如赵普力以经济上的不廉洁表明自己无政治野心。张咏反以一个小吏的人头来表明自己肃贪的决心。
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
【注5】黄昌(?-公元142年),字圣真,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曾任宛(今河南南阳)县令,官终太中大夫。名列《反汉书·酷吏列传》。
【注6】郑克,生卒不详,宋开封人,宣和六年进士,曾作湖州提刑司干官。据前代《疑狱集》补充成《折狱龟鉴》,多记破案方法。
【注7】该职是专为讨平李顺、王小波事件而设的临时职务,李顺为王小波的妹夫。
清朝时,鼓励贪污仍然是皇帝收拢重臣的一个办法。乾隆操此术尤精,只看他放纵李侍尧就明白了
李侍尧出身贵族世家,汉军镶黄旗人,其四世祖李永芳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其父当过户部尚书。他以有才而闻名官场:一是识人、用人准确,部下为之争光;二是评论时政,切中要害。因为这二项,乾隆皇帝称之为“天下奇才”。但他也是个人格分裂型的巨贪。任云贵总督时,尽卖官之能事,下级知府无不以行贿而得职。当地有治铸场,许多县官兼任最高管理者(厂员)。有时又专任此职,原任暂空。有一厂员任满,要求调回本职,李侍尧向这位县级官员一次要了八千两银子。
李侍尧办案也多施巧夺之计,如案中写明赃物六百两黄金,李侍尧大笔一挥改为六十两。结了案,五百四十两黄金就成了他自己的了。
为稳定自己的位置,他还百般回护自己的下级,如在先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包庇总兵李星垣。
李侍尧终于因贪渎而犯罪,由于涉案面广、数额巨大,大大震惊了乾隆皇帝,感叹道:“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让朕深信乎?”因此在乾隆四十五年判了李侍尧死刑,等秋后处决。但是,乾隆经多方权衡,决心释放李侍尧,让他赴任陕甘总督,稍后又转任闽浙总督。乾隆宽贷并重用他的原因有三:其一,李侍尧祖上为清家开国功臣,不宜对功臣之后采取过重的惩罚,否则被认为无恩;其二,李侍尧勤干有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三,若以罪身免刑,遇国家紧急之时,他会效死力,这叫“收买人心”。
果然,李侍尧在转任闽浙总督后,对台湾“乱民”林文爽武装暴动事件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由于这一功绩,李待尧被乾隆皇帝赐“袭伯爵”,并在台湾建了生祠,再入二十功臣表,图像挂入紫光阁。
台湾民变直接原因是台湾总兵柴大纪、知府孙景燧一批贪官任贪赎、剥夺人民所致,间接的原因是他包庇柴孙二人所致。为了保住自己,他与前来督军的协办大学士福安康推出柴大纪,以柴“声名狼藉、纵兵激变”为名,将柴处弃市之刑,以谢台湾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岛内紧张局势。可见,贪官也善使蒙蔽与虐杀之术!此时,孙景燧已被“乱民”打死,否则他的头也会被李侍尧借来一用的。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回归圈:历代政府都高喊反贪,但最终又皆因腐败而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以致于亡国。究其原因的三:其一,官僚集团之间的互保;其二,皇帝循情用人;三是,官吏基数庞大,重禄养廉不起作用。其中第二项尤为重要,使腐败成为一个“包庇链”。
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
中国人讨论人际关系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只是有个好不好意思!”
此话颇有道理,且屡经史实验证明。强力集团以为百姓傻,让老百姓“由之”而不“知之”;而百姓在历史口头相传的经验中也逐渐积累成对付假话的系统。比方说,陈胜可以利用“狐鸣呼曰:大楚日兴陈胜王”的表达方式,刘福通可以利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表达方式,来聚集资源。但这些还不具有直接向上分利的性质,远不如五代的藩镇割据以实力加假话对上表演蒙蔽之术。这就是中国俗语所说“乱世出英雄”的社会机制。在高压镇制的社会,你不说假话也得说假话,否则牢狱、杀戮随之而来;而一旦镇制渐失效力,利己的假话便大力盛行。这种假话几乎不用面对百姓,面对权力资源才是最合适的。所以,后人总结道“老不看《三国》”,以防愈老愈奸,而《三国》(话本与演义)把权力体系外的假话系统发展到了顶峰,并冠以美名,曰:谋略。孙坚匿藏玉玺潜逃回江东的理由,编得是美丽的假话;刘备为了号召随从,可以把自己说成是“帝室之胄”;曹操早以保护皇帝安全为由,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利范围内。
尤其曹操,还可唐而皇之发布一道文告(实际上是给皇上的威胁信),说:我不要封地,只要兵权,因为天下没有我,不知道几个要称王称霸了。皇帝被这一套假话给蒙住了!
五代期间,远非三国几股势力之状,概因相对于“三国”的后来人学得了向上蒙蔽的本领,并将它发展成一种“学问”。这门“学问”不是曹操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而是农民和无业游民出身的社会底层人士。形象地说,是一个高干子弟孙权驾驭着一帮社会流氓刘备及其同类。
中国五代时,军士擅立主帅,以致于逼主帅为他们当皇帝也非“游心骇耳”之事,所以,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仍惴惴不安,怕有人重复昨天的故事。在赵匡胤之前,已经发过四次类似的事情。
藩帅是个比皇帝更能提供现实利益的源泉。史学家总结为“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
李匡俦被晋军打败,逃向沧州去躲难,随行的妓妾奴仆很多,更随运大批财宝、器械,沧州刺史卢彦威未等李匡俦到沧州,先杀奔景州,尽劫其财,并杀了李…
高允权是延州令,他妻子是巨富刘景岩的孙女。但这并不能成为刘家自保的理由,高允权一心吞并刘家财产,就诬称刘家谋反,杀了岳祖父…
此类大案时有发生,士兵掠夺的小事更不可胜数了。
最厉害的还不是以上所述,而是士兵擅行废立之权--下层社会对上层的蒙蔽于此也最为“精彩”。藩镇越横暴,皇帝越迁就;皇帝越迁就,藩镇则更横行无忌。藩镇的权力名义来源是朝廷,实则来自士兵;没有兵,则无以称武力。最后这个政治食物链越加发达,竟至于天子即位,须由军士擁立。被士兵擁立为帝的(最后成败暂不论),先后有李嗣源【注8】、王从珂、郭威、石敬瑭、杨光远、符彦饶、赵匡胤,至于被擁立为藩帅的,人数更多。
一位叫赵在礼的将领,被军士皇甫晖所逼迫,据邺城造反。后唐庄宗派遣大将李嗣源讨伐,刚想下令攻城,军吏(排长级级军官)张某忽然在自己队伍里点火并嚎叫。李嗣派训斥他(不敢明称刑罚),张却反驳说:“城中人有什么罪过,只是想回家不被批准而急了眼。今天我们该和城中合为一股,让庄宗在(漳)河南称帝,将军你在(漳)河北称帝。”李连怕带急地说:“使不得,使不得”士兵们随即大叫:“你不干,有人干;我们这些人如狼似虎,怕什么!”在安重诲、霍彦威等人部将的劝说下,李无可奈何地与叛将赵在礼合为一处,并当了皇帝。
平叛者成为反叛者,显示出以底层社会对付权力阶层的力量。蒙蔽的力量掌握在实力阶层,便发挥着无穷的政治威力。李嗣源若不从,遭虐杀是毫无疑问的。
此前的黄巢之乱时,就发生过军士自推节度使的事件。唐朝武宁节度使支详派遣部将时薄率军同黄巢作战,没料到士兵大呼造反,趁乱赶走了支详,共推时薄为留后。名将王师范为青州节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军士公推师范为留后。到了五代,这种推举成了
【注8】李嗣源(866或867-933年)五代后唐皇帝。公元926-933年在位。沙陀部人,原名邈吉烈。李克用养子。以战功官至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同光元年(923),领兵取汴梁,灭后梁。四年,后唐庄宗在兵变中被杀,入洛阳监国。好位后改名亶,改元天成。尝杀酷吏也谦,褒廉吏,罢官人、伶官,废内库,注意民间疾苦,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因文盲君临朝廷,无驾驭能力。又兼用人不明,姑息藩镇,权臣安重诲跋扈,次子李从荣骄纵,以致变乱迭起。弥留之际,从荣举兵反,饮恨而死。葬徽陵,谥圣德和武皇帝,庙号明宗。
军事民主的一种通用法则或“学问”。
仅从政治文明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