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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出了黑子。怎么办？用蔡京当挡箭牌吧！免他的官就是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灾兆，大观四年（1110）夏五月，慧星出现。他下令求直言，让天下人指出朝政的过失，并且在每一次拿蔡京当替罪羊，流放他出京城，到杭州去住。
符瑞的兴奋剂作用与星相的灾异示警让赵佶处于深深的两难境地。赵佶开始信道教，道教奇异的政治催眠功能让他很满足，他找到了神仙的感觉，让神职人员向天神请示，封自己为“教主道君黄帝”。就在得到册号的那一年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的冬天，有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向南运行。（按现在的观点应是外星飞船）－－对于这个飞行物，没人言之为符瑞，也无人言之为灾变。因为没人能找到合理的本文来解释。但徽宗自有他的说法，他宣称：将有天神降临。
至于有否天神将临，历史无载。反过来，这倒说明赵佶已经陷入了谵妄状状态。
转过年来即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第九枚宝玺制成。制印的材料是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县）进献的，玉长超过二尺，为前所未前。不过，这次他没举行盛大的庆典。
癫狂的状态，不久便被现实粉碎。
先是方腊起兵，后是妖气出气。
妖气确实很怪，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神宗元丰末年，一个大如坐席的怪物出现在皇帝的寝宫之上，不几天神宗归了天。哲宗元符末年，这东西再现，哲宗亦死。赵佶的政和年间，它竟然白天出现。怪物周围被黑气笼罩。宣和三年（1121年），妖气再现。与妖气相配合，洛阳郊外出现了怪物。怪物像人形，但能四腿着地，所以又象狗，夜间，出来吃小孩子，后来竟然白天也为害不止。人称那东西为“黑汉”。“黑汉”在洛阳闹腾了两年，才渐至平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坏人意然冒充黑汉干坏事。
乱了，天下大乱就要开始了，但节奏还是慢悠悠的。
政和七年（1125年）九月，一只狐狸爬上徽宗的床上，像个人儿似地端坐在那里。
也有这个月里，有一个卖菜的人像吃了迷幻药似地称自己是赵匡胤和赵琐的使者，在宣德门下大骂：“太祖、神宗派我来指示你们，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卖菜人被促进开封府，一夜后醒来，他说：“我说什么了？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篡权者造神运动
这一年的这一月，离靖康之变即赵佶赵桓父子成了金人俘虏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还有一年七年月，不到两年。
黄河清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有着深刻的含义，也是话语权争夺的一个焦点。关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那次黄河清，虽然未引发大规模颂赞与庆祝，但是引来了强烈的反义表达。因为，那个时期的政治太败坏了，已经招致了底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感。黄河清的现象发生在夏四月，到了秋七月就发生了逮捕李膺杜密的事件，党锢之祸进入了高峰期。此时平原人（今山东平原县）襄楷上书桓帝，指出自春秋以来，黄河从来就没清过，现在黄河清了不是好现象－－完全的反义话语。他的信写道：
我听说皇天从不讲话，只以天象显示旨意。我发现作为五帝之坐的太微、天庭却有金、火罚星在其中扬光。在占卜上，表示天子凶险；又全部进入房星、心星，按占卜原理上讲是没有后代前代事业的象征。前年冬天，气候严寒，竹柏损伤枯萎。我从老师那里听说：“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身当其冲。”今年春夏两季，霜雹、大雨、雷电接连不断，这是对臣下作威作福，用刑残酷苛刻的感应。真正的官员志在铲除奸邪，却将他们从远处逮捕加以拷问；三公为他们哀求，却遭严厉谴责。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绝进谏、诛贤良、用苛刑的！自从春秋以来，黄河从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是诸侯的位置。清澈，属于阳刚；浑浊，属于阴柔。黄河应当浑浊反而澄清，是阴柔要变阳刚，诸侯想做皇帝。只有京房《易传》说“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天显变异，地现妖怪，人间发生瘟疫，三者同时出现，黄河反而澄清，就好像《春秋》中讲到的麒麟不应出现，孔子记下来，认为是灾异一样。希望陛下抽出时间召见，我将极尽全力详细陈述。
桓帝及朝中重臣自然不会接受如此强烈的反义刺激，反而指控襄楷违背儒经、诬蔑皇帝，交付司法部门予以处理。
到了宋徽宗时代，显然是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襄楷事件——与黄河清有关的政治案件！
当皇帝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尽管像王莽、董昌、袁世凯那些人对此十分热衷，以致于搭上了性命，只不过是为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罢了。真地当长了，特别是太平时代的皇帝就十分乏味了。
人，都怕简单而重复的生活。
这个最朴简的道理对赵佶起作用，对赵佶之前的帝王也起作用。赵佶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他是坐不静、闲不住的，二十五个年头（对他的心理来说，想像得还要长）可怎么打发呢。十八岁（虚岁十九）就继了位，其间不折腾点事儿，哪受得了。所以，他要借道士来活跃气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十三年后，他开始追求心灵的籍慰。这个时候，大宋王朝虽然也有些危机，但还不成其为大问题，并且与大宋为仇一百五十年的辽国国势衰微，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赵佶即位时，北宋经过神宗变法（虽然失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加之哲宗时代十五年努力，国家财政已经大为好转。面对充实的国库，赵佶接受了蔡京“丰亨豫大”的财政政策，大肆开建国家消费性工程。虽然至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儿即崇宁六年（公元1106年），赵佶有所反省，罢免了蔡京并停建全部工程，但过了十年，他的炫耀冲动再起。这次不仅要用财力来表现，而且还要用术士来烘托气氛，双管齐下。
政和六年（1116年）春正月，赐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林先生，何许人也？温州人士，年少出家为僧，因守不住摊子，经常挨师父打骂，一气之下改了信仰－－转为道士。此时，赵佶所宠信的王老志死了，林灵素经人举荐顶坐了皇家牧师的职位。下个月，崇道的专门建筑落成，名曰上清宝篆宫。此宫设置奇特：外面挖了三丈深的环宫河，东面前一座景龙门桥，西面建一座天波门桥。桥的设计非常了得，下面通过船，而桥上的人几乎感觉不到－－所有的船连成了一条长龙。这条环宫河，称为景龙外江。在环宫河外，还设立了称为鹤庄、鹿寨、文禽、孔雀的各个小型专门动物园，各种其它罕见兽类也有数千只。环绕此宫，还设有民俗村、野店、酒馆、妓院，一派繁华。【注9】
造这两座桥的代价实在不小，此前所作的两座称为天成、圣功的桥突然坍塌，算是一场实验吧！为造天成、圣功两桥，调集了大量的民工，究竟多少今已不可考。史称“两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至少说明，农民的正常种地、收获受到了巨大影响。他做梦也想不到崇信道士及以前的大肆炫耀会同亡国联系起来。他很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刘彻了。刘彻时代，也经常没事找事儿干，以避开可怕的简单重复。刘彻虽然受到了汉朝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见第十章第2节），但到了班固的《汉书》成书后，汉武帝就全面伟大起来。班固称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注9】北宋亡国后，曾有匿名诗人作诗讽刺该工程，诗曰：“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年步辇归。”
篡权者造神运动
对于符瑞的追求与人气的制造，赵佶确实有着与刘彻一样的风格。后世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赵佶为什么宠信童贯。殊不知童贯灭了方腊，又挂帅征辽，岂不是他的卫青么？
一句话：赵佶在政治风格上是处处临摹刘彻，力图制造一个宋代的“汉武故事”。
可是，刘彻的处境远比不上他赵佶。放下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掳到金国去的后来结局不说，只说在位当皇帝这一点，刘彻在位五十四个年头儿，比他赵佶多一倍。并且从十五岁（虚岁十六）就被推到皇帝的位子，经历可怕的简单童年，他受得了吗？所以，今天来看刘彻当然地比后来的赵佶更需要符瑞、人气、炫耀，尤其以炫耀补充瑞气，势在必行。
在他统治的中期，沉闷的无奈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尤其让术士栾大骗了一下子（差点把女儿许给栾大），很丢人。虽然杀了栾大，事件本身终是个不快的记忆。好在这时司马相如把临终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皇上呀，上泰山封禅，可是个大好事呀！”刘彻动了心，问大臣儿宽此事如何，儿宽说：“好事呀！这可是帝王的盛大节日，能给以后万世带来样板。”刘彻非常高兴，自己参考儒学典籍，制定起规则来。他嫌儒生们帮不上忙，就免了他们一大批人的官，从此也不信任那些专家学者了。
兴心封禅，顺理又改了年号，明年就叫“元封”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以十月为一年开始），刘彻认为要效法古人先鼓动士兵出发，而后解散军，再行封禅。于是，从云台（今陕西淳化）出发经五原（今包头市）
登长城。登长城的队伍浩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十八万骑兵，打着旗子，形成了千里长的行军线。
刘彻想以这个气势给匈奴单于一下子震慑，没想到匈奴不买帐，还把使节给扣下了。
扣就扣了，封禅的事照样搞，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再给外国人一个震慑。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都随汉朝的使者到汉朝来参观访问，刘彻大为高兴。从此，西方的使节来来往往，与汉朝热络起来。刘彻给他们演练了一次海上狩猎－－捕鲸、捉鲨的行动，让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看完后还大行赏赐。外国人一下惊呆了：“汉朝太富了，富得让人不敢相信，怎么给这多东西？！”
仅有厚赏还是不够的，还要摆开盛大场面：有摔跤表演专场，同时还有演大戏的专场，动物游乐也上了场－－各种罕见兽类大汇萃。参加表演的专业人员都有厚赏，设置酒池肉林，随便吃喝。打开长安的所有仓库，让外国人看看。西方小国的使节再次被惊呆了：“唉呀！不敢想像，不敢想像。汉朝竟然有这么丰饶的库存。恐怕我们今生今世也只能见这一回啦！”刘彻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让外国人发呆，要比天降符瑞好上百倍有余。
自此之后，中国帝王大多好奢侈，与武帝的成功炫耀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符瑞虽然也常被提起，但总不如现实的炫耀更直接、有力地烘托瑞气。连隋炀帝那样的暴烈之人都相信这一点，其余及以后的大帝国的帝王还有谁不相信呢？只要时机成熟，终会有所表现。
杨广比刘彻幸运，他没那么压抑，也不求什么符瑞，信什么方术，只图现实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