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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嚣听不进他这一套去，仍自行其事。倒是后来的钱镠深谙此中道理，做起割据的主人来，名义上仍听命于中原的皇帝。
在刘秀统治的三十二年间，几乎征战不息；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无人向他呈现符瑞；等到战争基本平息，他也快到了生命的尽头。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经过了水灾、日食、蝗灾等打击后，符瑞出现了。“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天上降下一种谷粒，只是比正常的谷粒小，有如野谷子的粒。
这年离刘秀去世还有两年。这年，北匈奴也来进贡，表示认可汉家的威力秩序。
第二年，改了元，称建元中元（公元51年）。这一年，全国各地报告出现甘露，最初的发端是夏天的洛阳平地出了一眼泉水，泉水很甜且能治病；除了瞎子、瘸子治不好，其他有长年病的人一喝，病就好。于是，“各郡国频上甘露”。
正式的中兴征兆出现了。群臣引西汉宣帝时代每有瑞就改元的例子，建议让史官专门写一本符瑞集。刘秀心里好高兴，不过，表面上还很谦虚，没批准写专集的建议。但是，在甘泉涌出前的四个月前，他本人还专心志致地研究图谶之学呢！半年之后，他对图谶的兴趣再长，终于发生了桓谭的冲突事件。（见第六章）
他盼到了真眼所见的符瑞，也了却了他多年的心事。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该真正歇息了。
甘泉出现后不到一年，仅十个月后，这位伟大的中兴之主、卓越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从此，第二帝国开始了秩序化的统治，直到桓灵时代灾异屡见，如服妖、谣妖之类。
从刘秀的一出生，他的名字便与符瑞联系起来。他出生的济阳县，生出了有九个穗子的谷子。古人称这种现象为“秀”。于是，他的父亲刘钦就给儿子取名为刘秀。
洛阳出了甘泉，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也给了他生命始点一个最好的注释。
与刘秀的幸运相比，其他喜欢符瑞的帝王却远没如此幸运。远的不说，看看刘秀之前的王莽就太清楚了。王莽为了求得符瑞，已经到了唆使他人造假的地步。
为了制造自己取代汉家的政治氛围，于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让益州刺史劝塞外的蛮夷即少数民族向汉朝献瑞。自称越裳氏的少数民族献给汉朝一只纯白雉【注8】。如何把这只白色的野鸡从四川的西部送到长安倒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语言不通，要经过几道翻译。好比一个只会阿拉伯语的人和只会汉语的人交谈一样，必须找一个既会阿拉伯语又懂德语的人外加一个懂德语又懂英语的人和一个懂英语又懂汉语的人一样。两个人的交流，须经五个人来完成。
篡权者造神运动
【注8】相传：帝尧唐陶氏五载，南夷有越裳氏，重译来朝，献神龟，盖千岁，方三尺余，背有科斗文，记开辟以来；尧命录之，谓之龟历。
翻译问题解决后，就是如何把纯白雉这符瑞表达为政治功迹的问题了。
王莽向太后告白：越裳衣不远万里，运来了纯白雉，歌颂我大汉政治清平，应当把纯白雉献于宗庙，用以祭祀。
王莽实权在握且那个时代特别重视符瑞，太后自然要采纳权臣的建议。于是，汉家的群臣开始为王莽铺设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大家建议说：“王莽功劳盛大，可比周公，应称其为安汉公。”太后自然又听从了建议，并吩咐专人办理加号事宜。王莽还在表演，假惺惺地四次推让，并装病不起床，说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荣誉。
伪装归伪装，秘密策划还得进行，他婉言示意公卿上书，让太后放弃监国的权力。太后由于年事已高，顺水推舟，说：“从今以后，有封爵的事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其它政事一决于安汉公。”
这样，王莽的权力几乎与皇帝相等了。一个伪造的符瑞就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一只绝对伟大的白色野鸡起了百万军队所起不了的作用。
王莽在奔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追求符瑞，好让整个取代过程更有神性。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冬天，王莽毒杀了汉平帝，开始征立宣帝的玄孙。与平帝平辈的宣帝的曾孙都长大成人，王莽骗不了他们，他便以平辈不能继位为由选宣帝的玄孙。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是明摆着欺服人吗？
欺服人还要用神性来装扮。有人奏报，在浚井时挖出一块白色石头，上面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不过，这次造假有点太仓促了。已经冬天了，十二月了（腊月），长安周围的人谁会在大冬天淘井呢？这不妨事，王莽因这一块石头，顺理成章地成为“假皇帝”即代理皇帝。接下来的故事，就无须讲了，王莽从制造了纯白雉的符瑞后也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
更有无耻者，在王莽的不归路上，助他一臂之力。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十二月，哀章做成铜匮，呈献给王莽。哀章称是神赐给他的，让他到高庙里告诉刘邦的在天之灵：应该把帝祚转给王莽了。
王莽虽比不上后来刘秀的老练，但他的聪明劲作绝对在刘秀以上。艺高人胆大，胆大增技艺，一切全仗自己的精明而行。
“名应图谶”之说，也屡害人。《新唐书》所记董昌利用图谶夺取江山的造反活动，无疑是上了别人的当。
民间闲人（文士）山阴老人观察到位居高官的董昌有不满情绪，借机散布了一首自作的谣。谣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
“千里草青青”几乎任何有点历史知识人都知道是“董”字，因为东汉末关于董卓的童谣已经给此字定了格。“日从日上生”虽然不怎么规范（－－应为“日从曰上生”），但牵强为“昌”字不为其过。更兼民间谑浪之语有称曰字为“短日”者。于是，这个关于圣主名字的谶言打动了怀有不满的高官董昌的心。
董昌是地方官（义胜节度使），以暴虐苛敛为已任，向朝廷的贡献位居各方之首。朝廷不断给他虚位以拢络他，加检校太尉（代理三军总司令），但该衔只表明正一品，无实权；同样，加给的同尚书名下平章事的头衔，也只是享受总理级待遇，而加封给的陇西郡王之爵也比真正的王爵差一等。他请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朝廷不答应。于是他大发牢骚，说：“我每年向朝廷进的贡已经不计其数，朝廷怎么还吝惜一个越王呢？”
看透了他心思的人，鼓动他说：“越王又算什么地位呢？不如称帝为好！”一时间，预言董昌代唐的谶谣到处都是，山阴老人的谣最精典。
终于，董昌于乾宁二年（公元８９５年）称帝，国号大越。
贸然称帝自然遭到讨伐，在一年多的拼杀后，他被擒获，全家三百口人全被杀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昌贪吝无比，在城池遭到围困时，竟然还扣减士兵的粮食，并借战时紧急状态征敛民财。至城破时，光金帛杂货就有五百间房子的库存，仓库有粮三百万斛。
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篡权者造神运动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