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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自然就见到了布帛，更是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
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挑逗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各地野心家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
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此后，大帝国的英雄们无一不在算计这样一个时机。东汉的刘秀一个口头宣称只想做皇室高级侍卫官（执金吾）的没落贵族，也成了皇帝，而在他之前赤眉的英雄们哪个不想一试身手呢？唐帝国的开国者李渊父子手握重兵，当然比刘秀来得方便；北宋开国者赵氏也易如反掌地利用了兵权夺位；大明开国皇帝起初的地位比陈吴二人还要低，不过一个要饭的穷和尚…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只有写刘邦历史的人（司马迁与班固）还编神话，说什么刘邦是赤帝之子。从刘邦以后多数人讲究以三种要素得天下了：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只简化为赤裸裸的武力了。五代的真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知识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更加精巧而已。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无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明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注5】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既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到来年春天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的发生，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师在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后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
【注5】此时樊怕自己的军人与王莽队伍分不清，将眉毛涂红，供自己人辩认，始称自号为“赤眉军”。
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的王朝也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
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再发酵。他怕，怕得几乎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春，正月初一就出了日食；夏天（四月）在天上无雨响雷，某夜又出现了流星雨；秋天（七月），天上东井宿方位出现了慧星。成帝终于一改过去拒谏（对建议一概冷处理）的态度，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绝无改革之意。随着这种安慰起了作用即缓解了成帝的抑郁症，他又对言论变得不耐烦了。很快就发生了朱云事件，多亏辛庆忌叩头流血才保住朱云的性命。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到目前为止仍是）的谶谣针对它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亦作驱）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逮捕李，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推进，“鬼话”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几乎用不着陈胜吴广那么麻烦了，又是往鱼肚子放帛书，又是找人算卦，又是点鬼火、学狐叫。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前身为太平道教）干脆就一暗一明的一则谣和一句口号就是了。先散播不怕死的精神，称为：“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随后，在起事时高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唐末“鬼话”的选择，又比东汉简单了，就一句：“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元末红巾军的谶谣几乎就是唐末的“盗版”，至少也是一个改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鬼话”最初是公开斗争的利器，陈胜吴广虽然在暗中操作，但最后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只半句“陈胜王”就足够了。至于“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后半句，更象一种公告－－“看了吗？日后的天子是我刘秀。”张角的口号更明晰－－“我来带领你们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这么简单！”
历史的流变绝非如此简单和直白，“鬼话”也应时而变，由公开宣示变成了猝然而发的暗器。暗器不知发自何人，而打击的目标却异常地明确。
这种暗器，成了无权者的权力。
东汉桓灵统治的四十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文人－宦官－外戚”倾轧的怪圈。灵帝起初还有复振政治的打算，但终因国家积弊过深且自己治术低下，而没能达到所愿，反而更深地被卷入了文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中去。其实，早有人看透了他的命运，拒绝与他合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也是桓帝当政的第１３个年头，外戚集团的首领梁冀被处死，百姓吹呼，一个清平的政治局面会出现。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除掉外戚强势集团后，宦官集团成为新的主流，一日有五名宦官被封为列侯。尚书令陈蕃也在体制内大造声势，为桓帝征召五位隐士。礼节之隆重，让旁观者眼热：称之为驷马安车的交通工具，是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轮子用蒲草裹起来，免于颠簸，礼物则是三黑二红的织帛－－称为“玄纁”。但是，徐稚五位隐士没有一个人接受【注6】。
这对体制内开明派陈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桓帝更是一个打击。随后，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桓帝把打击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们。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灵帝的政治作为实在比桓帝更坏，除了延续了桓帝后期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外，就是出卖官爵，以数钱为乐。最后，发展到连三公的位置也得花钱买了。此时，宦官与文人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外戚领袖窦武与文人联手，欲除掉宦官，没想到宦官集团先发制人，一举消灭了两大集团。
窦氏外戚集团灭亡后，何氏外戚集团再起。何进为求政治缓和，团结体制内的力量去对付黄中军。但这触怒了宦官集团，一场血腥的斗争再起。这次血腥争斗，不会重复昨日的三角关系，一种强大的力量－－军方介入。因为此时文人集团已经无力参与高层政治了，何进引入军方也势在必然。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董卓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奔进首都洛阳。
董卓进京时是秋七月，灵帝死于夏四月。少帝刚刚继位三个月，实际上国家是以何进为最高领导人的。
外戚集团与军方实行了一场残酷无情的逮捕与屠杀，同时也让董卓变成了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这场政治悲剧的首席策划师是大名鼎鼎的袁绍。
袁绍劝何进一举消灭宦官集团，何进请示妹妹何太后，没得应允。于是袁绍再建议何进征召四方猛将进京，给何太后施加压力。应召而来的董卓显得很正义，他上书说道：宦官张让等人窃取恩信，扰乱天下。有俗语说：“止沸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捅破毒疮，总比五脏六腑受损要好。现我正挥师进军，以期扫除奸恶之人。
何太后见到董卓书信，大惊失色，不得不罢免了宦官们的职务。何进并不罢休，要求妹妹下令将宦官全部诛杀，事不机密，张让探知消息，先暗杀了何进。袁绍终于忍不住了，趁机捕杀宦官，无论长幼，见一个杀一个，拿下两千多颗人头。董卓也在混乱中赶到，将逃离皇宫的公卿与宗室人员接回皇宫。接下来，就是两个军事强人的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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