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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大话君不悟
他对自己的数量级的威慑作用的自信，已断然不可改变。此前，在回答太子左卫率（太子警卫两长官之一）石超的话时，他说：“今天我的兵力强大无比，把马鞭扔到长江都可阴断流水，东晋的长江天险又算什么？”
苻融劝不了哥，倒有一个野心家出场了，他叫慕容垂【注4】。他是以军事长官兼首都行政长官的大人物，但他又是一个叛国者－－由于在前燕遭到嫉妒与排挤，为脱被谋杀这祸，投降了苻坚，并帮苻坚灭了前燕。灭前燕（自己的祖国），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恢复燕国是他心中的理想。于是，他搬出一套成熟的说法：
“以强灭弱，小者服从于大者，是自然之理，没什么难理解的呀！以陛下您的神武大运昌盛，海外震服，况且有如虎雄兵百万之众。韩信、白起那般才干的将领满朝都是，灭一个区区东晋小国还不容易吗？《诗经》说：‘出主意的人太多，事就不容易成。’所以，您自己决定就是了。”
苻坚大喜，说：“能和我定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你一人呀！”赏给五百匹帛。这个消息传到慕容垂的两个侄子慕容楷和慕容绍那里，两人乐坏了，对慕容垂说：“叔呀，现在主上骄傲、狂躁，正是您恢燕国的好时机呀。”
（事情让那两人言中了，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起兵反秦，建立了后燕。）
慕容垂的一番奉承让苻坚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最后的决心下定后，他又兴奋不已，开始了一个伐晋的倒计时；加速这个倒计时，又是一次秋天的大丰收。
一切都在为他苻坚作准备，老天爷也如此，要么，为什么非赐给他一个大丰收呢？
“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之类的文学化想象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此时，他早忘了他比之为自己的诸葛亮的王猛的话了。王猛临终时劝他：先慢慢平定鲜卑和西羌，然后图谋东晋。
第二年秋，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开始了，同时一场历史最为惨烈的失败战役也开始了。
苻坚的数量级威慑达到了顶峰，绝对超过了一百七十五年前的曹操。他率步六十八万、骑兵二十七万，计八十七万，投入了全国兵力（九十七万）的绝大部分。东晋只凑了八万兵力，勉强应战，不足前秦的十分之一。
数量级的自信终崩溃于一个小小的退步。晋军要求秦军稍微后退，等渡过淝水后再列阵决以死战。苻坚对左右说：等只让他渡过一半，我的铁骑踩也踩死他们了。他便假装很大度地答应了对手请求。在为他的敌人让出一片决战场地的一霎那间，军心崩溃了，苻坚
【注4】慕容垂（公元326－396年）十六国时后燕创建者。公元384－396年在位。建熙十年（369），大败桓温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太傅慕容评深忌其功名，与太后可足浑氏共谋诛之，遂投前秦苻坚。坚拜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助坚灭前燕，进封泉州侯。淝水之战后，起兵反秦，称燕王，建元燕元，史称后燕。
在也无法控制后退的速度。早有叛心的朱序喊道“秦兵败啦！”一句话把悲剧推到顶峰。
与苻坚的“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的伟大想象相比，历史让他与另一个有名的
成语联系在了一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失败者的数量级想像仍然很有趣。在发生兵溃之前，他的心理就失败了－－把八公山的草木都当成晋军了。草木有多少？是一个什么数量级？
在溃逃的过程中，伟大的失败英雄心理彻底崩溃了，听到风声与鹤叫都以为是晋军的
行军声和号角在响…
对于曹操、诸葛亮、苻坚、范仲淹这些厉行大话主义的政治家来说，失败是很悲壮的，他们的失败史可称为悲剧。而对那些唯恐自己被埋没的低层社会的精英来说，大话主义导致失败几近闹剧。大话主义不是政治家的“富贵病”，而是普通人也能患上的“流行病”，它深刻地反应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文化遗传上的伟大缺憾。
而且，这种伟大的缺憾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而愈呈多样化，明清两代这类发生在草根社会的“狂悖案件”比以往历代的总和还要多，而有清一代，此类案件竟然层出不穷；而所谓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类案件的发生率，高居中国历史之首。
乾隆十六年（1751年），原籍直隶（今河北省）平乡的穷书生王肇基流寓山西介休，想借皇太后生辰庆典日（称为“万寿节”）发表一番政治大话，已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至少改变一下目前的生存状况。思定之后，便把祝寿的诗篇还有对联献给汾州府同知衙门，没想到却招来山西巡抚的反感，阿思哈写给皇上的奏折称：“该人妄议国家大事，指斥国家重臣，诽谤圣贤，罪大恶极。”
王肇基本人不这么认为：“这讲了一番大话，无非是让皇上注意我，求个官做。”皇上判决的结果令他绝望，也是不曾料到的－－乱棍打死！
稍后，又发生了乾隆十八年（1793年）七十岁老学生刘震宇献策案，他的一套大话（“新策”）多系抄袭之言，迂阔难行。结果，被判处斩刑。
在绝对平庸又绝对高压的年代里，这些事件也算无可奈何中的一点新奇吧。
平民因大话求官，结果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也情有可原。而这种闹剧演出热情又远非止于草根社会的精英－－那些读书人们，大凡经过读书获得一定地位但又不满足的人往往更热衷于演出这种闹剧，并且这种高于底层精英的表演往往又是后者的一个不自觉的模本。
身陷大话君不悟
谁不希望一言获幸呢？既然一言获幸的机会总是存在，那么一言获诛（或贬）的成本也可不予考虑了。大话主义在此中已经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近新结婚了，并生生不息地繁殖下去。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胡旦歌颂抗洪救灾事件，可算是从诸葛亮到王肇基的一个必要的过度，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诸葛亮有权、有位、有名，而这权、位、名皆来自一篇叫《隆中对》的大话主义表白－－成霸业、复兴室；王肇基无权、无位、无名，他要通过更简洁的形式获得诸葛亮的一切，至少不再当连家乡也回不了的穷书生。
胡旦处在小于诸葛亮、大于王肇基的生存水平上，他要往前进，借一篇大话（颂词）来达到诸葛亮水平，但他却从此下跌了。虽然还致于如后来的王肇基一样丢了性命，但朝堂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天，黄河决口，朝廷经全力赴灾，及时堵住决口，避免了一场大灾。于是，右补阙胡旦写了一篇《河平颂》，献给皇帝。诗中有言：“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逆逊指卢多逊，位至兵部尚书，因违制交往藩王而被流放，死于流放地。此论尚合乎实情。但是说到“奸”即赵普的失位，则伤及宋太宗的内心了，分明说新君对两朝重臣行不义。结果是因颂（大话的一种形式）得祸，被贬为商州副团练。
被压抑者的大话闹剧，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病态人格所致。这种病态人格虽以个案表现出来，但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现象。西汉强盛，知识分子全以进入主流为荣，但毕竟主流容纳力是有限的，所以竞争又相当激烈。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沉重的压抑，而沉重的压抑往往又迫使被压抑者不择手段。王莽时代，这种压抑变成了一种社会转型动力，寄希望于在新体制中实现。因此，才出现哀章献铜匮的事件。哀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王莽初兴之时，为他歌功颂德的上书人达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中不少人不是没看透王莽，而是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突破压抑的机会。
刘秀胜利后，深知压抑的后果，所以不强迫他的老同学严光入仕，为养一代风俗。这种想法绝非是宋代的统治者们所想到的，赵宋家之用陈抟建议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东汉一代，大隐还有除严光之外的梁鸿、高风等数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状态发展到了最顶峰时期。著名知识分子或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是在朝立论、抗拒腐朽。
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受社会环境影响，骤然衰败。曹魏以篡位而立，无法讲究风节，提倡无赖精神，摧抑独立人格。至隋初，国家稍见稳定，皇以集团便推行了整肃文风的运动，制造了比焚书坑儒更奇怪的景观。
隋文帝杨坚接受李谔的建议提倡所谓重实的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把整个思想表达体系都应用文化。隋代没出过任何一个文学与思想流派，也没出过一个文学大家，不是由于它的国祚短暂所致，而是思想表达的应用文化。为了控制文风乃至创作体裁，使用御史台监察文人的写作。泗州刺吏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竟被交付治罪。此案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中国古代文字狱案件之多，但因创作风格获罪的仅止一例！
这种极端化的思想资源控制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读书人不出仕也成了罪恶。一句话：不允许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清代的文字狱接继隋明二代的残酷风格，所以，被压抑者的闹剧特别多！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穷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即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让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征发九百名贫苦百姓去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庶务。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
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
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图谋就序，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野心家”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