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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再加码呀！你们有条件。我办成了，得多给好处。”
于是，官员成了草莽英雄与龙庭天子进行交易的中间人，收入不菲的交易人。
高俅没心帮梁山好汉招安，也不想从中捞得经济利益，但想得更多：不能和这伙人达成一致，一旦他们成了皇上重用的人，便真正地成了自己的敌人。
为一生的幸福生活，他还得谋算，如何对付放下刀枪的敌人——未来同在庙堂争功的敌人。他知道想招安的人对他再好，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正统与降将总有心理上的差异。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过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以说明问题：
高宗时，受招海寇郑广屡受群僚冷眼，拿他这个上司不当回事。有一天，他终于急了：“我这个粗人也会写两首歪诗，有一首让大家听一下：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第四章英雄们的空手道
大话如酒，能成事，也能坏事。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把说大话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至少当成一种志向来表达，而无意从说大话来带的残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孔圣人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对他是一种危险。他自认为是文王、周公的道德上的继承人。大话终于随着一声：“泰山坏了梁柱摧了，哲人将死”的沉重叹息，翻过了一页。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误读点评
◎与秦桧的历史声名相反，诸葛亮在明代以后（以《三国演义》为标志）成了大大的忠臣，他有“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他有“六出祁山”的征战，然而，人们忘了：偏居一隅的王朝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和平，是最好的选择。
无论熟读《三国志》还是对演义津津乐道者，都没有明白这样的道理：蜀国之亡，亡于诸葛亮的大话。
●人们津津乐道于民间谣谚，自古至今都如此，却不知道它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居于高位者蔑视谣谚，却不知道它是无权者们发出的暗箭，当暗箭射穿了道德屏障时，崩盘的灾难也就来了。
可惜，中国人从未从中悟出什么！
◎《水浒》写史的作用，早已被伟大的先哲们所洞悉，他们甚至称“天下义理不在朝廷，在水浒！”殊不知，水浒的英雄们的思维方式仍是朝廷思维的一个翻版或按某个比例尺缩成的复制品。
当人们高唱：“路见不平一声吼！”抒发胸中积郁时，却忘了宋公明效法宋徽宗，用符瑞为自己的权力构造神秘的合法性。
大话如酒，能成事，也能坏事。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把说大话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至少当成一种志向来表达，而无意从说大话来带的残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孔圣人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对他是一种危险。他自认为是文王、周公的道德上的继承人。大话终于随着一声：“泰山坏了梁柱摧了，哲人将死”的沉重叹息，翻过了一页。
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连年征战，直把个蜀国折腾得财政上捉襟见肘，政府与百姓上下交怨。大话，葬送了一个本可偏安一隅的王朝。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背后却是割舍不掉对自己那个利益集团的关爱与患得患失。终于，庆历新政由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妥协，归于失败。他的忧乐观终于归成大话。
正统的历史版本不断吹虚这类大话，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后人的误读。一次又一次地，使后人复哀于后人也！
到了元末明初，终于有一位叫宋濂的著名文人反省到政治上说大话的后果，以寓言体写了一篇名为《大言》的文章。他虚托一位复姓尊卢单名沙的人，以此人的“经历”为主线，指出了说大话的恶果。
宋濂写道（今译）：
秦国有一个叫尊卢沙的人，经常以夸张的手法大肆宣讲自己有奇能，以致吹得自己都相信自己奇能无比（－－由欺人而自欺！）。秦王不用他，还嘲笑他。他对秦王说：“您别笑我！我到楚国去发挥我的才干。”说完，打点行装，轻松快乐地南行了。
到秦楚边境，楚国边境上的关员把他给拘留了。尊卢沙说：“你们可别这么对待我，我是来给你们楚王当老师的！”关员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楚国首都。楚王的外交大臣把他安排到国宾馆住下。过了几天，外交大臣满脸堆笑地问尊卢沙：“先生不小瞧我们这么个偏僻的小国，不畏路途遥远，将为楚国的强盛出力，令我佩服！见面日子短，我也不敢推心置腹地与您交谈。别的也不敢讨教于您，只想问您一下您将怎么辅佐楚王？”尊卢先生一听，便火了：“这么高级的秘密，怎么是你这种人可知道的？！”外交大臣吓坏了，敢快把情况向名叫瑕的上卿（相当于副总理）汇报。副总理会见尊卢先生，像对待大臣（部长）那样对待他。他又发怒了，声称要告辞。副总理很害怕，怕国王追究他不尊贤材的过错，急忙向国王报告。
国王一听，马上召见。尊卢先生不动，使者跑了三四回。他才答应见面。见了楚王，只行长揖之礼并不跪拜，并对楚王高声说：“楚国东有吴越，西有秦，北有齐与晋，都对楚国虎视眈眈，不久前，我经过晋国边疆地区，听说晋侯正在图谋进攻楚国，杀了白马、摆了仪式与诸侯会盟，声称：‘不给楚国造成灾难，大家以后就不见面了！’人家都投璧祭河了，您还睡大觉？！”
楚王问他该怎么办，他说：“我指天发誓，您只要任用我尊卢沙为卿（副总理），楚国一定能强盛无比！”楚王被他的大话唬住了，就给了为卿的职务。
三个月过去了，他没什么特殊表现。
不久，晋国国君真地率诸侯军队进攻楚国了。楚王害怕，马上召见尊卢沙，让他出退敌之计。尊卢沙一听晋师真地来了，也吓呆了，迟迟说不上话来。楚王说：“你倒是说话呀！”，尊卢沙胆怯了：“晋国军队太厉害了，我看还是割给晋国些土地为上策！”
“什么？？”楚王一听，气得崩起来：“把这个笨蛋给我扔牢里去！”一关就是三年，最后削了尊卢先生鼻子并驱逐出境。尊卢沙对人们说：“从今往后，我是记住吹牛召祸了！”，从此再也不说话，一想说话，就捂一下鼻子，打住。
尊卢沙善说大话，并没有真本事。他虽然欺骗了楚王，作了高官，但终于在楚王急需他的时候暴露了真面目。于是，楚王割了他的鼻子并把他驱逐出境。
不过，宋濂的本意被人歪曲了。后来的注解者认为宋濂的文章是告诫个人行为的，即要谨言慎行，因为“夸谈足以取祸”。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文化传统中已形成了自觉的反言论自由的习惯。与宋濂同样提倡反对说大话的人，还有刘基、方孝孺。刘基【注1】著《卖柑者言》，批评当世。
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
文章说——
杭州有卖水果的人，很擅长储存柑桔。所存柑桔历经一冬一夏而不烂，拿出来后很鲜亮。到集市上去，一分货能卖到十分价，很抢手。
我也卖了一只，剥开它，好象有股烟扑鼻而来；再看柑桔中间，哪有果肉，都成了败絮了。我责怪卖货的人说：“你这柑桔能用来奉祭、待客吗？真是欺人太甚了！”
卖柑桔的人一听，反而讥笑我：“我干这买卖已有好多年了，我愿卖，人家愿买。没见一个像你这样挑剔的。世上骗人的人多去啦，又不我一个人。你看看今天的高官大吏，有几个称职的，不都是在骗吗？别看他们装模作样，论到防盗、救民上就傻了眼；下面的官吏坏事干尽，他们也管不了。白吃公饭，一点羞耻心都没有。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你这个有学问的客官，不去责问他们，反而跟我这个做小生意的过不去。真是的？！”
我让他顶得一句话也没了。回去后，想了半天－－大概这个人像东方朔那样，表面装滑稽，实在是用笑话说正理。该是愤世嫉俗，用柑桔为借口评世事吧！
明代初期政治较为清廉，不仅与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反贪政策有关，而且更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戒大言、倡朴实的思想风节密切相关。但是，历史有其内逻辑，大话习惯由于由“正面人物”的形象化言说而一再重复。
人们可以防止尊卢沙、卖柑者所讽刺的种种“反面人物”、越巫等等败行者，但却很难从诸葛亮、范仲淹那类“伟光正”式人物那里总结历史教训。当然，方孝孺的做文与从政两相比较是个悖论，他终因政治大话葬送了建文帝的江山。（见第八章第4节）
这正是中国人史观的道德粗线条化，特别是为历史上杰出“正面人物”讳避的习惯，导致的一步步的更深的误读！
诸葛亮的形像化，无疑是这一误读的明证。明代话本的兴盛无疑对三寓言的理性价值是一个冲击，人们更乐意采取“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式的比附夸张历史，以致于在《三国演义》形成定型版本后，中国人再也分不清《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孰者为真了。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与空城计的故事，《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概不录，而《三国演义》却采录东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的七擒七纵故事，对王隐《蜀记》的“空城计”也一味化入。
当然，我们无须过责《三国演义》的文学性，而是努力寻找历史的本真并总结出有益的价值理性。
关于南征孟获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让少数民族认同蜀汉政权，而是要从南方取得丰富的战略资源。至于“南人不复反”，也不是事实。到了空城计一说，更接近“拉大玄”了。那个时间为蜀之建兴五年、魏之太和元年即公元227年，司马懿为荆州都督，镇宛城，并未到关中抗拒诸葛亮。
后人愿以这种公共文本式的大话来溢美历史人物，而忽略了他们崇拜的形象背后缺撼。而这种习惯性的公共文本式的大话，又来自他们所乐意倾听与记忆的主人公的大话。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代表了多少文人士子的梦想？已经无法计数。他的恢宏之论，
【注1】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元末中进士，后弃官。著有《郁离子》，批判元朝暴政。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南京，辅佐朱元璋。明立，封诚意伯。《卖柑者言》为寓言之作，收录其文集《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成了后世欲成英雄的人们“醉里挑灯看剑…了却君王天下事”的知识并情感的一个来源。然而，诸葛亮的宏伟蓝图（即光复汉室）终于在大话下变成了泡影。
陈寿在《诸葛亮传》的最后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欲。”－－很客气地说明了诸葛亮大话的失败原因，并且这是长长的褒扬之后这么说的。既便如此，也不为诸葛亮的崇拜者们所接受。《晋书·陈寿传》竞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部属（参军），因马谡被诛而受到剃头（髡刑）的处分，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才有了对诸葛亮的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