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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很高兴,指着桓荣对大家说:“此真儒生也!”
二哥何以幸福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 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
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大学里那些没学术成就的人都愿当官,任个系主任、副主任什么,为的是与有学术成就的人找平。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锦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
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
宋沿唐制,几无变化。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唐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况写踢球时,有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等身段与技法十分贴切。《西游记》中的踢球写得十分精彩,大概较真实地复现了唐代的情形,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写道:“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得不同。但见那:“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踢。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向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拉一团泥,单枪急对捌。明珠上佛头,实捏手尖。窄转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项翘跟踢。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失来揪。提跟潠草鞋,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彩。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叫方海。”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有的是时间,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
《水浒传》第二回写道: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
二哥何以幸福
技艺好不等于人品好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亦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即史进又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校(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牲命。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掉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是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做贼与做官的辩证法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
二哥何以幸福
二哥就是二哥,所以他比林冲、杨志都幸福,尽管林冲与杨志的出身都比高俅的出身好。
高俅虽然口口声声答应了为梁山好汉寻求招安机会,但他内心却只一个真实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只有吴用看透了高俅的心思,才帮宋江另寻出路——找皇帝的情人李师师去。
在宋代的招安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两头骗”的现象。朝廷让招安某团伙,负责招安的官员,向朝廷说:“哎呀,贼寇太强,条件太苛,不好一时招得了安。”转过脸来又对想招安的人说:“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