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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通史》
“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到时下已经进入最广阔的通俗文化领域，成了歌唱家的一句唱词。唱词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世世代代的老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鲁班的故事。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常识的谬误。因为事实上，赵州桥是隋朝著名工匠（也是设计师）李春于公元595年至605年十年的时间修成的。鲁班是春秋时人，与李春相去千年。
一千年之前的人，何以修一千年之后的桥呢？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就是靠这些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来支持的！在我们自称善向历史学习的文化中，其实总在不自觉地误读历史。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了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几不可治的痼疾。这种故意造成了更深的误读，从《史记》的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帝到朱熹肆意贬低左丘明的身份，不胜枚举。
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史实！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的黄宗羲的激愤，无不是头撞变形的历史之壁的沉闷回声。王符叹到：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人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在黄宗羲生活过的那个灭亡了的王朝，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向岳父周奎（封嘉定伯）借钱凑军饷，老家伙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
王符的浩汉、王符的定律，在周奎的身上反馈了、验证了。其间一千四百年，中国历史本质之未变，历史思维亦未曾变！不能从历史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不能深自反省，结果历史慢性中毒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道德贫血！
这一千四百年中间，王朝兴替也频发生，类似的真事又也不曾一次地发生过：南宋末年，高官大吏惧怕蒙古兵到了弃官不要的地步，以致于原来荫补为滥的官场到了要职重津无人应守的地步。一个领着年幼小皇帝的老太婆（太皇太后）苦苦地哀求高官大吏们：宋家三百年没亏过你们文人呀，怎么到了国家危亡之时都弃官逃走了呢？
要知道南宋时期是中国儒学最兴盛的时期，程朱理学讲死不失节，并获得种种政治殊荣。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最兴盛的信仰说教与最败坏的政治道德共生，南宋王朝小皇帝终于在大臣的背负下，跳进了大海。
少年皇帝的跳海与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年皇帝的上吊，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生活在历史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次次地撞沉，却难以反省！
何以反省？只有消除历史误读即中毒状态——改变历史思维才是唯一出路。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的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是一样的。我所反对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一部好的古典名著往往能写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更翔实的历史。之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来说，《水浒传》以文写史的意义是最深刻不过的了，它远超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的史学意义。《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只反贪（奸）官，不反皇帝”，几乎就是中国自南宋以降对待秦桧历史评价的一个缩影或最简洁注释。秦桧成了赵构的替罪羊！而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赵构发布的诏书中，他明确表示：“议和是朕定的国策，秦桧只不过起辅助作用而已。”
《水浒传》写出投降的悲剧，也暗示了如此历史悖论的存在，所以清代的金叹圣大骂《水浒传》教坏天下人心。
在还原真实历史与解析多伪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水浒传》各种人物的原型：北宋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无疑就是浔阳江酒楼上醉酒题诗的宋江；清代王肇基献诗邀恩案几乎是对杨志打点高俅的一个“新注释”，凡此等等。
我刻意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分开，如批判“赵州桥本是鲁班修”的民间传说式的“通俗历史”，但在另一端也能看到：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也“隐匿”在文学之中。当然，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比如文学史家如何从杜甫的诗作中找到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他的《卖炭翁》既反映了底层的不幸，又记录当时长安城冬季取暖的热能来源。凡此等等。
文学之能证史，功用如此，但要以一部文学作品来与通史比较，全面“说事”，则很困难。在中国，唯有一部《水浒传》可起到这个作用。
于是，我自以为是地也是有意识地把对《水浒传》的史学解析，当成了一部史学批判著作的一部分。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曾说道：“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
《水浒传》是一部灾难的历史，更是多灾多难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它从记录君王的懈怠开始，描述了一场社会灾变发生的机理。而这样的灾变确实真实地发生过。在被后世神化的汉武帝那里发生过，在被后世斥为暴君的隋炀帝那里发生过。在宋江等人挑起的这场灾难中，他们运用了传统的反抗资源，与当年的陈胜、吴广何其相似乃尔，而其中被人推为真正的英雄李逵血腥的杀戮－－以耳朵计杀人数，又与发生在当时的真实的方腊事件多么地“神合”－－方腊及其所部屠杀了北宋居民的十八分之一。晁盖的原型几乎就是方腊，一个小财主，一个因受盘剥而产生不满的小人物；而宋江的原型几乎就是唐代的黄巢，他愤怒的诗篇，他向朝廷谋封妻荫子的心理，凡此等等。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会习惯地把体制内的力量逼到反对它的反方向去，杨玄感的反叛与李渊的兴起何尝又不是林冲、杨志们的真实文本呢？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是变不了的。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而下层社会何尝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宋代建立前的五代十国里强势集团的暴虐，几乎让宋王朝的创建者时时梦中惊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本书多析其史实的最主要原因），从此以后，中国再无汉唐的辉煌，更无那时的恢宏与宽容，全面走向了阴暗、狭隘与刻毒。
《水浒传》的源创作是南宋时斯的佚名作《宣和遗事》。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历七年（1119∽1126）。这七年，北宋的政治衰败到了顶点。宣和七年（1126），在金兵的攻势中，赵佶匆忙把帝位传给了儿子赵桓。虽然由《大宋宣和遗事》而《水浒传》，文学色彩已经大大加重，但其内部的历史惯性却丝毫没削减，甚至在加强。所以，清代的体制内大学者金圣叹大骂《水浒传》：“一部《水浒》教坏天下有强力而思不逞之民。”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故而，古典四大名著，唯《水浒》家喻户晓，也就不足为怪了。
仍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论，《水浒传》（以及《宣和遗事》）是一部预言书。至少它关于投降的隐喻是非常准确的－－英雄们归化的历程，成为皇权结构的一部分。朱元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朱元璋作为一个反叛者，终于归化到皇权体制。这是一次最成功的思想投降，此前只有刘邦一个人向皇权体制进行思想投降的活动成功了。《水浒传》依史实告诉人们（不逞之民们）：不管你们如何反抗，最终是要归于皇权体制的，即便你反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秘密。
这部伟大的预言书，其智慧超乎了所有的正史，无论《史记》、《汉书》，品位均在其以下。
《水浒传》所描述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也有着准确的预言性。以宋江为例，他身为小吏，却以公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且享受着婚外性生活的好处。清代文人的好色之瘾，重复了宋江的活法儿，乃至于今天的“包二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假公器以自肥，让清朝付出了最大的成本。漕运之败坏概由此者。
李逵以杀人为快的屠城心理，在此后也有真实的写照，如明末张献忠之屠武昌、清初顺治之屠扬州、清中后曾国荃之屠金陵（天京）。血淋淋的预言，屡屡实现。
有谁能否认：《水浒》既是写史也是写预言呢？！
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关乎尧禅舜继的文本已成公理。但，至少另外的文本却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打破了这个神话。《水浒传》再一次颠覆了“尧禅舜继”的文本，宋江与卢俊义的权力秩序的复杂博弈让晁盖的传位路线彻底失败。《水浒传》的作者把权力秩序的更迭予以了双重合法化，称之为“尧舜推贤万世无，禹汤传后亦良图。”否定了晁盖的传位路线后，采取了新的实力博弈，历史便更加地真实了。
历史分析不惟是讲故事，而是让想了解它的人从中得到启益。从人物到社会，有一个全场性经历。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当社会解体的过程进行到尽头时，一个灵魂便处于主动与与被动两不相容的的选择之间，在界限上，趋于更加僵硬；在分歧上，趋向于更加极端；在后果上，趋向于更加严重。这就是说，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放下汤因比的高深的学术总结不说，只看一场场由个人到社会构成的帝国历史败亡的场景，我们就不难明白：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我们的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
古代的帝国如汉唐宋元明清作为国家形式，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征伐，而且它的内向扩张欲望也十分强烈－－如大肆耗费税收以建筑庞大的娱乐工程。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帝国的强大，往往让最高当权者过于自信并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从而引发政治败坏－－我称之为“窳政”。而所谓的强大，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经济总量，更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地理范围上的广袤、存在时间的绵长。
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
向历史学习即以史为鉴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专利，也更是普通人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