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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轰炸机出发。这次旅行与前次乘“波音”式水上飞机那样的舒适截然不同。这种轰炸机当时没有暖气，像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从许多隙缝吹进来。机内没有卧床，但后舱两块搁板可使我和我的医师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躺下；那里有足够的毯子供大家使用。我们低飞经过南英格兰，以便使我们的高射炮部队可以辨别；他们虽然得到通知，但仍处于“戒备”状态。我们飞到海上以后，我离开座舱，到后舱去休息。
由于服了良好的安眠药片，睡得很香。
我们于8月3日早晨平安到达直布罗陀，竟日视察要塞的周围各处，下午六时登程飞往开罗——此去要飞行二千多哩，为了躲避沙漠战场四周的敌机，必须绕很远的路程。范德克路特为了使机内多留些汽油，在夜色降临前不再向地中海飞去，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属地。因此在黄昏前我们有四架“勇士”式战斗机护送，我们实际上已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我们在空中都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市的炮弹射程以内。当夜幕笼罩着毫不悦目的景色，我们到后舱就C—46型飞机所能供应的卧具睡觉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愉快。在中立地区，如果被迫降落，会引起很大麻烦，即使在沙漠地区降落，情况虽然好一点，也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但是C—46型飞机的四个发动机愉快地吼叫着；飞机在星空明朗之夜通宵飞行，我酣然入睡，直到天明。
我在日出前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已成为这些旅行中的习惯。我在8月4日早晨坐上副驾驶员座位时，在晨光熹微中，见到蜿蜒不断、宛如银带的尼罗河悦目地展现在眼前。我在尼罗河上观看晓色已非一次。在战时和平时，我取道陆路或水路，几乎遍历从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部尼罗河流域，除“栋古拉一带”以外，几乎都经历过。太阳照到尼罗河水面上，闪闪发光，景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我赏心悦目。
现在，我暂时成为“前线人员”了。我不在国内坐候前方的消息，而能亲临前线传出战讯，这是使人兴奋的事。
※ ※ ※
我在开罗必须解决下列问题。奥金莱克将军或他的人员对于沙漠地区部队是否已失去信心？果若如此，他应被解职，但谁来接任为宜？对于一位具有最高品格、显著才能和决心的司令官，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心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判断不致有误，我曾促请史末资将军从南非到开罗来。我到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内。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我们的一切困难和种种解决方案。下午我和奥金莱克长谈，他很明晰地说明了军事形势。次晨，由于奥金莱克的请求，我接见了科贝特将军；他是总司令所器重的人。他说，奥金莱克急于要尽早卸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回到开罗去处理他的更广泛的事务。然后他又使我惊奇地说，“我将继他带领第八集团军。实际上，上周我已整装待发了。”这一种安排我们当然从未考虑过。午餐后，韦维尔将军从印度来到。六时我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中东问题，史末资、凯西、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奥金莱克、海军上将哈伍德和空军的特德等所有负责人员都参加了。我们讨论了大量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整个开会时间中，我的心思却转到中东司令官这个主要问题上。
要处理这类性质的人员调动，而不考虑其他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帝国总参谋长的责任是要鉴定我们将领的品质；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我的顾问。我首先建议由他出掌中东。布鲁克将军当然很愿意让他担任作战指挥官，而且我也了解，没有人比他更为适合。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第二天上午与史末资将军进行了长谈。最后，他答复说，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才八个月，他相信他已取得我的全部信任，而且，目前总参谋部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此时进行变动，也许会在这个重要关头引起暂时的混乱。而且，全面考虑一下，他也不愿承担先是劝告奥金莱克辞职、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任务。他的声誉极高，不应遭受此种非难；那么，我只好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了。
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曾和布鲁克共同作战过，这使我们想到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往事。在缅甸，亚历山大曾在负责指挥无望获胜的战役中作出卓越的表现，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对此都大加赞佩。蒙哥马利的声誉很高。如果决定要换下奥金莱克，亚历山大无疑要被委任担负中东的任务。但是第八集团军的情绪可不能忽视。假若从英格兰派两名人员去接替在沙漠地作过战的人员，这是不是被看作是对于他们和所有第八集团军各级军官们的一种谴责？在这一点上，戈特将军在各方面似乎都能适应需要。全军都对他表示忠诚；他赢得“惩罚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无因的。但是，据布鲁克将对我说，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很疲乏，需要休息。因此此刻要作出决定，还嫌太早。我在此行的旅程中，将有机会来亲自了解什么事情是在可以匀出的短时期内办得到的。
※ ※ ※
迈尔斯·蓝普森爵士对我的招待十分隆重。我下榻在他有冷气设备的卧室里，并在他的有冷气设备的书房里办公。那时天气酷热，只有这两间房间的温度舒适宜人。在这个在其他方面都不怎么可爱的环境里，我们居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到开罗之东卡塞辛区视察前线或巨大的兵营，我们的强大援军正陆续开到这里。
8月5日，我视察阿拉曼阵地。我和奥金莱克将军同乘他的汽车到第九澳大利亚师所防守的鲁威塞特以西战线的最右侧翼。从那里又沿战线前进，到鲁威塞特山脊后面他的总部，我们就在围有电网的方块地上早餐；那里遍处是苍蝇和重要的军事人员。我曾要求各兵种的军官前来，特别是“惩罚者”戈特将军前来一见。据说，他因工作劳累，身体衰弱。这正是我所要了解的。我结识了在场的各兵种的军长和师长后，便要求戈特将军同乘汽车到我的第二目的地飞机场去。奥金莱克的一位参谋表示反对，说这样要使他绕道，多费一小时；
但我坚持他应当与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戈特。当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发出辚辚之声时，我看着他的明朗的蓝眼珠，并问他自己的情况。他是否感觉疲乏？是否要谈谈自己的意见？戈特说，他的确感觉疲乏，他已有几年没有回过国，只希望到英格兰去度假三个月。但他声明他还能胜任新的急要的工作，并担负起委托给他的任务。
我们于8月5日下午二时在飞机场离别。两天后，他就在同一时间，几乎就在同一空间被敌人杀害了。
在飞机场，我被委托给空军少将科宁厄姆接待。他在特德属下，指挥和陆军共同作战的全部空军；如果没有他的活动，那么五百哩的大规模撤退要取得成功，必然要遭遇到比我们已经遇到的更大灾难。我们在一刻钟内飞到他的总部，那里已准备好午餐，所有主要的空军上校以上的军官都已到齐了。我感到主人方面在我到达时精神很紧张。所有餐品都是从谢泼德饭店订购的。一辆专门卡车正把开罗方面的美好食品运来。但这辆车迷了路，又派人到处寻找。最后，它终于来到了。
这是我们在心事重重之中的一个愉快时刻——在浩瀚沙漠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绿洲。我们不难发现，空军对陆军会有怎样批评，而且，陆空军双方对我们的优势兵力所遭到的挫折，又是多么惊奇。当晚我飞返开罗，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5日
我同第八集团军共同度过了漫长的、使人兴奋的一天，刚才归来；我们访问了阿拉曼和鲁威塞特，视察了南非和澳大利亚军队，会见了莫斯黑德、拉姆斯登和戈特将军，同奥金莱克度过了一个上午，同特德、科宁厄姆和皇家空军人员度过了一个下午。军队都很愉快，大家似乎都充满信心，斗志昂扬，但对屡次失却胜利机会感到大惑不解。我在考虑我必须向内阁提出人选建议的同时，我要求他们让我视察前方后方所有部队。
2．我正同足智多谋的史末资讨论整个形势。形势之所以严重到如此地步，错误当然不在军队，而且与军队的装备关系也很小。
3．我故意使我将来的行动飘忽不定。下议院对我的报告表示满意，听来令人高兴。这次环境的改变和户外生活使我获益非浅。
次日，即6日一整天，我同布鲁克和史末资一同度过，草拟致内阁的必要电文。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但牵涉到高级官员，也牵涉到这个广大战区的整个指挥机构。我时常感觉到，用“中东”一词指埃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是不恰当的。这是近东。波斯和伊拉克才是中东；印度、缅甸和马来亚是东方；中国和日本是远东。但是，我觉得，比改变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划分现在的中东司令部的范围。它要管的方面太多，整个地区也太大。现在是实行改组的时候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下午八时十五分我在这里经过了解，并在同史末资元帅、帝国总参谋长和国务大臣再三商议之后，已决定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改组最高司令部。
2．因此我建议，中东司令部可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就是：
（1）“近东司令部”，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总部设于开罗；
（2）“中东司令部”，包括波斯和伊拉克，总部设于巴士拉或巴格达。
第八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属于近东司令部；第十集团军属于中东司令部。
3．将任命奥金莱克将军为新的中东司令部的总司令，职衔依旧不变，但缩小其职权范围。这种变动，在日后也许是更重要的。它也会使奥金莱克将军同印度保持联系。我们还须记住，韦维尔将军任印度总司令，只是在战争进行时才担任此职；印度事务部时常希望奥金莱克在可能时回到印度去。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项计划竟会因此受到阻难，终于未能实现；当然，谁也不能对难于逆料的事件作出保证。
4．将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近东总司令。
5．蒙哥马利将军接替亚历山大执行“火炬”计划。我感到遗憾的是，必须从“火炬”计划中调出亚历山大；不过蒙哥马利在各方面看都有资格接替〔他来执行这计划〕。
6．将任命戈特将军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受亚历山大指挥。
7．将解除科贝特将军近东司令部总参谋长职务。
8．将解除拉姆斯登第三十军指挥官一职。
9．将解除多尔曼—史密斯副总参谋长职务。①
①在这里只是为了谈事实经过，才在这份名单中列举军官的名字。这些名字和我后来评论中提到的名字，都不能认为我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指责。这些只不过是在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将军时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主要变动情况而已。
10．还需要为第八集团军选择两位军长以代替戈特和拉姆斯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