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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于局势这样发展感到极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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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总统均未出席参谋人员会议，但是他们每天都把整个会议情况报告给我们，我们每天也和我们自己的军官商谈。
会上的分歧倒并不是英美两国之间的分歧，而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联合计划委员会之间的分歧。我个人坚信，下一目标应为西西里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但是联合计划委员会，还有蒙巴顿勋爵，却认为应当舍西西里岛而先打撒丁岛，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前三个月；蒙巴顿极力向霍普金斯以及其他人游说这项意见。我一直坚持己见，并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我的坚强后盾，坚持先打西西里岛。联合计划委员会彬彬有礼但顽固地说，这在8月30日以前是办不到的。这时我便亲自同他们一起核算了一下数字，然后，总统与我便下令，将进攻之日期定在7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或者如有可能，是6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里。结果，空降部队于7月9日晚间出动，7月10日早上开始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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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举行会议的1月份里，驻英国的美国空军部队司令埃克将军要求谒见我。我们讨论了美国人的用装甲飞行堡垒对德国进行白昼轰炸的计划。我个人对此法颇抱怀疑。我当时对花那么多功夫在白昼轰炸上感到可惜，并仍然认为如果美国人集中全力进行夜间轰炸，将远较白昼轰炸所投的炸弹为多，并且由于有科学的方法，会逐渐做到十分准确，像我们后来已做到的那样。我把这几点告诉了埃克，他知道我的看法，并且深感不安。他极其诚恳动人地为用飞行堡垒进行白昼轰炸作辩护，他指出，已为此在英国作了多么浩大的准备工作——把许多飞行堡垒中队由美国调来，聚集人力、物资、零件等，而且，飞机场现在也终于准备好了。
我在回答时指出，眼下已经是1943年初了。美国人参战已经有一年多了。他们一直就在英国建立一支空军，可是到现在为止，从没有用他们的白昼轰炸方法对德国投过一颗炸弹，大概只有那么一次，在英国战斗机的掩护下，曾进行了一次为时甚短的白昼轰炸。去年，在华盛顿，我们就上了当，还以为不出四五个月，美国飞机一定会向德国投掷大量的炸弹，结果是耗费了浩大的人力物力，一颗炸弹也不见掷下去。
但是，埃克却巧妙而固执地为自己辩护。他说，诚然，他们的确还没有给德国人以打击，但是只要再容他们以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一定投入战斗，而且规模有增无减。
鉴于美国为这件事已经耗费了浩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时他们又是如此地不肯割爱，我决定支持埃克和他的主张，因此我便转了一百八十度，撤回了我反对用空中堡垒进行白昼轰炸的所有意见。这使他大为高兴，因为他担心，他的政府对白昼轰炸方法的信心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强了。在1942年下半年，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庞大的部署和工作，竟不见任何成果，甚至连一颗炸弹都没有对德国掷过，这也的确是太说不过去了。当时部署在东英吉利的，绝不下于两万人和五百架飞机，但是看来一直毫无动静。不过，当我改变立场，对原来穷追到底的那个致命问题不再追究时，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美方的计划从此没有遭到英方的批评。他们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并且不久就收到了成果。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如果当初他们把钱花在夜间轰炸上的话，对德国轰炸的高潮原可早日到来，埃克将军事后曾多次表示，我在飞行堡垒即将大显身手之际，及时拯救了它们，使之不为美国政府所放弃。如果此话属实的话，那么我之救了它们，只是因为我消极地不再反对它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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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产生了戴高乐的问题。我在当时很希望他到卡萨布兰卡来，总统基本上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并且还请总统发电邀请戴高乐前来。这位将军十分傲慢，数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于是我就叫艾登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甚至对他说，他如果不来的话，我们将力主由别人来接替他那设在伦敦的法国解放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总统的那位公子，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那本书里把这段事情描叙得非常出奇。他在该书中仓促地记下了他在饭桌上听到的心腹话。他原是由他父亲带去吃饭的。他似乎在暗示，总统怀疑我在力阻戴高乐前来，并且反对叫他来；其实，我是在对他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他前来。这种无稽之谈长期以来流传甚广。下列的电报当可永远驳斥这种无稽之谈。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1月18日
若你认为相宜，请将我下列电报转交戴高乐。〔开头〕我受权通知你，邀请你前来此地的是美国总统和我本人。
吉罗将军已经到达此地，他只带了两名参谋军官，他现在正在等待你前来，我尚未将你拒绝前来一事告诉他。我认为如果你坚持拒绝的话，其结果将对你和你所领导的运动不利。首先，我们即将就北非问题作出安排，我们极愿就此问题与你磋商，但如迫不得已，就必须在你缺席的情形下作出安排。英国及美国将支持此种安排。
我认为，你拒绝出席拟议中之会晤一事，将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恰好成为对你指责的最好的话柄。如果你现在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在最近的将来你希望被邀请访问美国一事，自然也化为泡影。我为弥合你所领导的运动与美国之间的分歧而作的努力亦将显然失败。在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之际，我显然无法再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如你依然担任上述运动的领袖，则英王政府亦将重新考虑它对此运动所持的态度。如你竟坐失良机，我们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尽力与它搞好关系。现在门还是开着的。〔结尾〕你可根据你认为合适的意见，自由地修改这封信，只要不有损它的严肃性即可。麻烦的是，为了保密之故，我们无法越过他直接向法国民族委员会提出呼吁。这些天以来，我一直在为戴高乐而争，并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各派法国人言归于好。倘若他拒绝目前所提供的机会的话，我将认为只有他不再领导自由法国运动，英王政府始能继续支持此运动。我希望你能根据你自己的意见，适当地对他说明这点。你对他应极严厉，这也是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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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戴高乐终于到达了。他被带到他的别墅，这座别墅就在吉罗别墅的旁边。他拒绝去拜访吉罗，在我们费尽了唇舌，过了几小时后，他才被说服了，同意与吉罗会晤。
我和戴高乐作了一次极严肃的谈话，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他仍然加以阻挠的话，我们将断然和他彻底决裂。他彬彬有礼，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别墅，跑到了花园里。最后他终于被迫同意与吉罗会谈。这次会谈历时两三小时之久，对双方来说想必都感到极为愉快。当天下午，他去见总统，使我感到欣慰，他们两人出乎意外地相处得很好。总统被他那“聪慧明亮的眼神”吸引了，只是简直无法使这两人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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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这一部分，我根据当时的事件记下了与戴高乐将军关系中的种种严重情况。我的确不断和他发生过争执，并且和他有过多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中，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不能认为他是一个降敌受辱的法国的代表，的确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自由决定自身未来的法国的代表。我知道，他对英国并无好感。但是，在他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穿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常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虽然使我感到不快，但是这种态度却是我可以理解，并且感到钦佩的。他是一个逃亡者，一个在本国被判处死刑而亡命国外的人。他之得有今日，完全仰仗着英国政府——现在还加上美国政府——的好意。德国人征服了他的祖国。他实际上已是无处可以立足了。尽管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傲视一切。甚至在他表现得最为傲慢的时候，在他身上似乎也体现出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权能和雄心壮志的伟大的民族——的性格。有人嘲笑他说，他自命为当代的圣女贞德，因为据说他祖上曾有一位是圣女贞德的忠实的追随者。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可笑。据说他还自比为克雷孟梭，虽说克雷孟梭是一个比他更明智而且更有经验的政治家，但是这两人却都给人以法国人不可征服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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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向战时内阁报告如下：
首相致副首相及战时内阁 1943年1月20日
“Q”海军上将〔总统〕和我于今日下午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会上汇报了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
此次会议令人极为满意。我认为，经过了五天的讨论并显然有过不少分歧的意见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1943年的作战基本方针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最后报告虽尚未写成，但帝国总参谋长在会上代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作报告的要点可报告如下。双方同意，应首先将我们的联合力量用于保障海上交通的安全方面，并重申必须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这一原则。立即开始以全力进行攻占西西里岛的准备工作，以便尽早实现这一作战计划。我们还希望在今年年底能使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上马。美方已答应，〔后者所需的〕部队运输工作与登陆艇大部由他们负担，这些舰艇将由美方人员驾驶，还答应担负一部分海军掩护力量。在我国本土，我国将尽快进行“波利乐”计划，以便一旦德国在今年内出现明显的崩溃的迹象时，能发动类似“痛击”作战计划那样的军事行动，或者倾全力打回欧洲大陆。在太平洋方面，旨在攻占拉包尔与扫荡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便保持主动并牵制日本。至于以后是否将这一军事行动推进至特鲁克，将在本年年底决定。
“Q”海军上将与我对上述诸要点的意见完全一致。
2．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讨论期间，美方代表曾表示担心一旦德国被击败后，我方会退出战争；在获悉此情况后，我认为要用明确的言辞来表示，此事不但与我国利益有关，且与我国的荣誉有关，英国议会与英国人民在击败德国后，将尽全力击败日本的决心是无庸置疑的。我认为这样表示是应当的。我还表示，我坚信战时内阁完全愿意就此问题与美国签订正式协定或条约。“Q”海军上将没有理会这个建议，他说他深信美国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一心一德的。但他又说，如果可能的话，倒是应与俄国明确约定——必要的话，可以是秘密的——在一旦德国战败后，他们将参加对日作战。
3．在大原则上达成协议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将在以后十日内研究方式与方法。有大量的细节工作需要完成，因此我认为在未来这几天内他们应当一直在一起。无论如何，不出六个月，还必须举行一次同样性质的会议。马歇尔将军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