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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流氓群体产生的社会成因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图）
流氓的产生与经济的原因、社会道德约束的原因无疑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但同时与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作用也是分不开的。从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看，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对待流氓这一问题上，都存在着打和拉的两手。就拉的一手而言，对于流氓的繁衍滋生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上层社会曾兴起一股养士之风。这种养士之风，对于流氓的泛滥无疑是有推波助澜作用的。它一方面使得一些流氓有了寄身之所，而那些养士豪客们的府邸则成了流氓得以繁衍的渊薮。这种风气无疑对流氓是一种鼓舞。对于这种养士之风，苏轼曾不无忧虑地说：“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轼：《东坡志林》卷五《游士失职之祸》）从苏轼这种忧虑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明显反对养士的，当然更反对招致其中的形同流氓的鸡鸣狗盗之徒。不过，他的见解并未对当时的统治者产生什么影响，更何况前朝的养士之风已成为既成的历史。 汉代以后，流氓与封建官府的关系又出现了另一种景象。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出身于流氓，如汉高祖刘邦为流氓出身，在他的手下集聚着一批“立功以取将相”的“亡命无赖之徒”，（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成为他的统治集团力量的中坚。 魏武帝曹操完全抛弃东汉时期所实行的崇重儒行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转而采取重才轻德的政策。因此，一些权诈奸逆之士，也是一朝登天，平步青云，政刑随之失平，风俗以之败坏。时人对这种弊端风习又作如下概括，可谓一语中的：“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三国志》卷十四，《董昭传》） 五代时期，一些官员也不顾纯良之社会伦际，而任用一些“无行之辈”。如朱温、王建的手下也都笼络了一大批在今天看来可被称作流氓的无赖亡命之徒。 到了宋代，在社会统治者阶层中，流氓出身的人也不在少数，并且他们都是为草创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因此这些人建国后都成了国之重臣。这正如元脱脱说：“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及见于用，皆能卓卓自树，由御之得其道也。”（《宋史》卷二七五“论”）在这些人的统治之下，社会的流氓习气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四 不良社会积习和不良心理的集成 风俗习惯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人们的日常行为有时就是由它自然而然地导发而来的。这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某一地方形成发展起来的民间风习，不仅会在人们头脑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等，而且它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意识规范，有时还会驱使着人们遵从它的逻辑，即使是错误荒谬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这样一来，风俗习惯的好坏对于人们的社会行为走向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我们从这样一种逻辑出发，那么一些鄙风陋俗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流氓的暗影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些地方，盛行斗殴、打群架；有些地方，流氓淫乱活动较为活跃；有些地方，流氓偷盗抢劫成风。所有这些不良社会风气，探究其产生的社会根源，都可以从某地的不良社会积习中找到某种基因。 地方上的陈规陋习，不仅影响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腐蚀一些人堕落为流氓，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流氓集团。清朝年间，福建地方流行好勇斗狠的民风，流氓也乘机猖撅活动，而且受到推崇赏识。据有关史料记载：粤人性刚好斗，负气轻生，稍不相能，动辄斗杀，曰打怨家，非条教所能禁，口舌所能喻，尝有千百成群聚众械斗之巨案。盖大姓多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亦数十百家，与他姓一言不合，即约期械斗，人数不足，则出重资雇人相助，如助斗而死，给抚恤金；因斗伤废，给养伤金；游手无业者多乐受雇，虽死不悔。（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粤人好斗》）这些地方上的不良习俗，一般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并且在当时看来是无可厚非的正常行为，因而一般都为社会所承认，有时甚至受到赞扬，尊敬。在这种不良的社会习俗中，往往影响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往往由此而走向歧途，走进流氓的行列，严重地危害社会。
第三部分：流氓切口及其习尚流氓切口与常用语（1）（图）
从构成语言三要素的语音、词汇、语法来看，流氓切口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通常以其独特的词语来表达思想内容，指称事物。局外人即使无意之中听见了，也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正是因为这种行话隐语的秘密性，从而对于特定行当来说，才有利于其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同时还能够保证本行当内部的机密不致轻易外泄。 从这种行话隐语的特定作用出发，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流氓切口是流氓用以交际的有效工具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明白这样一点，即它远非仅仅是语言的特定形式，这些特殊语言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这些特定语言，是研究有关特定行当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行为特征、社会地位、行业特点，以及“社会组织和技术能力的关键所在”。 （戴维·W·Y摩洛：《投骰赌徒的隐语》，《美国社会学年鉴》第269期，第119页） 流氓切口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它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产生。从现存史料考察，早在唐代时，流氓这一社会群体就已在内部使用切口。唐朝武则天当政时，有一次御史中丞魏元忠因被人诬告而下狱，武则天命侍御史侯思止审魏，侯在审讯魏的过程中，一开口便讲了两句当时的流氓黑话，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他对魏元忠喝道：“赶快承认白司马，要不然，就请你吃孟青！”（完颜绍元：《中国古代流氓百态》）魏元忠听不懂侯的意思，当然只好以沉默对之，而侯却大怒，马上冲过来将魏曳倒在地下，准备亲手打魏，这时魏却大怒道：“侯思止，你身为御史，就应当懂得礼仪，一开口就是什么“白司马”和“吃孟青”，这是什么话？没有我这个御史中丞，谁来教导你！”。从“白司马”和“孟青”这两个词来看，可以说唐代就已有了流氓切口，其中，“孟青”即为“棍棒”，“白司马”虽然目前尚不知其为何意，但从所针对的内容来看，大概是“认罪”之意。宋代，流氓的切口就更加日渐丰富起来。如亡命藏匿的沟渠为无忧洞、肉为一身线道、蒙汗药为汗火、贿赂做公的钱为打业钱、白手骗人为打清水网、夹剪衫袖以掏财物为剪绺等等。元代，陶宗仪所著的《辍耕录》中，曾专门写了杭州人好为“隐语”一事。其中写道：物不坚致曰“憨大”，暗中抽换物品曰“搠包儿”，嘲谑蠢人曰“杓子”，形容朴实曰“艮头”，小曰“消黎花”，大曰“朵朵云”，老曰“落梅风”等等。不过，清以前的流氓切口还不算太丰富，大量的、典型的流氓切口当产生于清代。 一般来说，在江湖社会上，有一些切口或隐语是带有共性的，而有一些隐语或切口则是某一行当所特有的，但无论是那种行当，只要是江湖社会分子，其中就懂得那些共性的语言，而那些特有语言，则是特定行当才能理解的。当然，流氓这一社会群体而言，同样也不外乎于此。 就流氓切口的发展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共性隐语 共性隐语是江湖社会多数群体都较为常用的切口。这其中还可细分为不同方面行话。 ①动作行为类。走称做“扯”；笑称做“咧瓢儿”；哭称做“抛苏”；打称做“鞭”；骂称做“钻钢”；杀称做“青”；买称做“肘”；卖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