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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坐。早点出来嘛！坐公共汽车。可以轮流参加会议，一个礼拜一次。谢富治同志，行不行啊？（谢副总理：有些会议可以。两种情况）。毛主席在延安时老早就告诉我们：要精兵简政。现在，北京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搞的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套要重新检查，要破坏；要建立一个革命的和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吕嘉才同志，你脱离生产能代表谁呀？你代表我呀？我和你比较熟，就再三和你说了。
关锋同志：《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解悦回车间”，解悦是一个劳动模范。
伯达同志：刚才很多同志说得很对，真正革命派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保守派不抓革命，也不搞生产。革命派不仅做革命的闯将，还要做生产的模范呢。不然你就脱离了群众，没人选你了，变成了空架子。大、中学校也是一样，农村也是一样。党中央文件规定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对干部意见大，就是因为脱离生产，这个田头转转，那个田头转转，公分拿的不少，加上手脚不干净，农民就有意见。有些干部生活特别好，脱离群众。民兵队长都不能脱离生产，社长、公社书记都不能脱离生产，大家轮流地工作，轮流办公，这样，非生产开支就可以变得很少了，当然，个别的必要的补贴是可以的。还有你们这里有核心小组问题，还没定。（谢副总理：没有。）究竟怎么搞，这些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你们有个常委，有少数人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最后，当了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一辈子就当代表了、委员了，要随时准备你们单位群众把你们撤回去，可不可以？（众答：可以。）如有些农村干部当了十几年的支部书记，好的坏的都不能换，除了调工作。支部书记半年可以选一次嘛。
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家都可管理的国家，不是哪个代表才能管理，旁人就不能当代表，这是旧社会的东西。机构简化是必要的，但是不容易。看看这些问题：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权力机构怎么搞；怎么破坏旧的，建立新的，今天可以随便说说。
王力：他提出这个问题，别人不讲，他还有一点要讲。北京是全世界注目的革命委员会，是新型的、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委员会，应向全国提供经验。希望同志们总结这方面经验。这会上不一定都谈自己的问题。要谈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
韩爱晶同志：我建议把革命委员会的委员都吸收为党员，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还不够一般党员条件，那这个委员也成问题了。
戚本禹同志：不一定。
伯达同志：这不是一个问题。
总理：不一定所有委员一下子都吸收为党员。可能是党员。
伯达同志：国家机构、代表、委员应有党员、非党员。
王力同志：要吸收一批党员，吸收不吸收不一定是代表。
韩爱晶：那你怎么能控制学校的党员新陈代谢呢？
王力同志：不会倒退！
伯达同志：吸收党员要经过文化革命的考验；每个党员合不合乎党员条件，也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王力同志：好的吸收，坏的清除，大部保留。
（第一机床厂吕嘉才同志汇报，谈到他经常开会的情况时）
江青同志：是不是你们少开些会？一个月开一次。现在全体委员弄的整天忙忙碌碌。不要把常委的事倩强加在革命小将身上。
伯达同志：不能脱离工厂，不能脱离农村，不能脱离学校，不能脱离生产。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能脱离群众。一个学生脱离学校整天游游荡荡，就不能当代表。
（市委机关代表谈到机关革命化时说：农口要搬到农村去，革命委员会要带头把家属搬到农村去。不要城市化。要农村包围城市，消灭城乡差别。）
伯达同志：公社全部不应脱产。县里顶多十来个办事的就可以了。
戚本禹：要研究一下，公社一个不脱产也不行。一个不脱产，那问题就多了。你说一句话传出去可不得了。
康生同志：你的意见是很好的。城乡不要集中那么多人，但这个问题同消灭三大差别不是一个问题。不要把消灭三大差别庸俗化了。
伯达同志：我们的机构，今天的问题是要来一个大革命化。现在没有比较可靠的成熟的经验，要群众讨论。比如人民公社，我说一个不脱产，戚本禹说不行。要通过实践，我们也是两派嘛！（戚本禹同志：是一派。）怎么样又不脱离群众，又不脱离劳动，要总结经验。各地方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陈永贵他们搞得好）。有的差些。我们不仅要总结北京的经验，而且还要总结其他地区的经验。总之，要记住毛主席讲的：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反复讲的。究竟怎么参加，群众出智慧。
康生同志：两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第一，同志们大部分是从革命群众组织来的。现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机构，到底怎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机构，是个大问题。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把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请革命委员会选印出来，大家讨论、学习。
第二，同志们谈到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当前机构如何工作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我看有一个区的夺权问题。区的权不夺，你们革命委员会底下没有手和腿，光靠你们这几个人不行。单单是有上层的革命委员会。下层不掌握在你们手里，什么参加劳动，不脱离群众都是空的。
伯达同志：我们有这么些意见，是普通的意见：
一、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或促工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
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机构的神圣任务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和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革命群众中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王力同志：不革命的也要保护，就是保护群众中不同意见人的人身安全。）
三、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王力同志：抓、抄）。随便抓人、抄家不行。（周总理：最近抓的人找不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注意，这容易被坏人钻空子。）煽动武斗的坏人，应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处分或者制裁。但是，如果禁止不了武斗，他一定要武斗怎么办呢？斗斗也没有什么大坏处，谭厚兰同志和聂元梓同志就武斗过嘛，他们两人现在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坏人煽动武斗的话，坏人就会暴露出来。有人就在煽动破坏国家财产。（王力同志：破坏财产到那种程度（指北京二毛一座四层楼厂房在武斗中被拆毁）一定要查。（谢副总理：赞成。）
四、公安机关大家谈得很多，我不准备多说，将来再跟谢富治同志商量一下。公安机关的坏人要撤职，有的要适当调整、改组。
五、最后一条，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生产，到处流荡，自由跑出跑入，扰乱革命和生产的秩序，对于这样的人，工厂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机关也一样要扣工资。
我们提这些意见给你们商量，希望你们革命委员会研究后拟个通告。我现在说的话不要上街（谢副总理：靠不住！靠不住！）（周总理：我们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你就不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嘛！）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嘛，动员工人回工厂，动员学生回学校。
（一位委员说：打人的人还要保护人身安全？）要告诉公安部门处理，公安部门要采取措施。（这位委员继续说：他不怕公安部、公安局，就怕革命群众。）所以群众是最重要的。依靠公安机关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依靠群众是最根本的。公安部门依靠群众才有权威。
关锋同志：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个政府嘛，要好好研究出个通告。
王力同志：北京有几个月没有政府了。现在建立了政府，要行使职权。你堂堂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连一个大队的问题就处理不了么？还有一个正确对待保守组织的问题。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不要轻易地把一个群众组织叫保守组织。连四川产业军这样的组织也不轻易叫保守组织。对于这样的组织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对产业军（的提法）改成：“受少数保守分子蒙蔽的，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操纵的组织”。这样一改，便于争取群众。
伯达同志：对保守组织中的大多数人要相信是革命的，坏人是少数。不要把少数坏头头与群众等同起来。
关锋同志：（群众组织之间）有不同意见不要轻易上纲。
周总理：我同意伯达同志刚才提的六点（按：我们记录为五点）意见，提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再讨论，形成一个正式文件。刚才王力、关锋同志说了，北京市机构瘫痪了很久了，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半个月了，应该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一定要成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要形成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你们也支持谢富治同志，今天我们来就是表示支持嘛！
伯达同志：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变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机构！098） 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 江青 周恩来
1967。05。07
肖华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