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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弊�1944年的基本作战计划，而在罗马一旦被占领以后，就把驻在意大利的所有军队都调往法国南部。于是，这些部队，在“霸王”战役发动以后，就可以同进攻的部队会师。法国是德国战线上最弱的一个环节。他自己并不指望土耳其会同意参战。
我问道，是否苏联政府并不急于促使土耳其参战。我们曾经试过一次，但是失败了。现在是不是希望我们再作一次新的尝试？
“我完全赞成再尝试一次，”斯大林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当抓住它的脖子要它干。”
我接着说，斯大林元帅认为分散兵力是不适宜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提出的全部主张是，少数几个师——譬如说两三个师——能够很好地用来实现我们同土耳其的直接联系，至于需要参战的空军，则是那些用于保卫埃及的空军，它们只不过需要把战线向前推进一下而已。这样，就不会从意大利前线或“霸王”作战计划中抽调大批兵力了。
斯大林认为，如果只要用三四个师的兵力，就能够攻下这些岛屿，那是很值得的。
我说，我最担心的是，在攻入罗马与发动“霸王”战役之间的六个月期间，战争会处于停顿状态。我们应当毫不间断地打击敌人。我所提出的作战计划，虽然肯定地属于次要的性质，但却是应当仔细考虑的问题。
斯大林再一次指出，“霸王”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最好能通过对法国南部的进攻给予支援。他甚至主张目前在意大利采取守势和放弃攻取罗马，如果这样做，能够抽调大约十个师进攻法国南部的话。两个月以后，接着就进行“霸王”战役，从两个方向进攻的部队就可以会师。
我回答说，即便我们停止向罗马逼进，我们的力量也不会更为强大；但是我们一旦夺取了这个城市，我们就会由于消灭或沉重地打击了十个到十一个德国师而处于更加强大的地位。此外，我们还需要罗马北面的飞机场来轰炸德国。要我们放弃攻占罗马，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将被各方面看作是一场惨败，而英国议会一刻也不会容忍这种意见。
※ ※ ※
罗斯福总统现在建议，需要特别慎重地考虑一下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任何战役，都可能把“霸王”战役计划推迟到6月或7月。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本人是反对这种延搁的。因此，他建议军事专家应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时间——就是在发动“霸王”战役两个月以前——研究是否可能发动法国南部的战役，而其指导思想则是“霸王”战役计划必须按规定的日期进行。
斯大林说，苏联人从最近两年的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证明，大规模攻势，如果只从一个方向进行，是很少有结果的。
更好的办法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方向同时发动攻势。这会迫使敌军分散兵力，同时，如果进攻的部队彼此相隔不远，它们就有机会取得联系，从而增加整个进攻的力量。他建议这个原则可以很好地应用到目前讨论的问题。
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些意见。我说，我建议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给予少量的援助，这同上述的普遍想法并不发生任何抵触。同时我希望能够将我的下列意见记录在案，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能同意，仅仅为了要确切地遵守5月1日这个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就要牺牲驻在地中海的二十二个英国和由英国控制的师的军事行动。如果土耳其拒绝参战，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恳切地希望，不要叫我同意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各个战役在时间上严格配合的问题。会议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已经发表的意见，明天再继续讨论？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参谋长们应当在第二天早晨着手工作。
这时，斯大林说，他没有想到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因此他没有把他的军事专家们带来，虽然伏罗希洛夫元帅将作出最大的努力。
我问道，大家准备怎样讨论土耳其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既是政治性问题又是军事问题。会议应该讨论的问题如下：
（1）我们要求土耳其做些什么？（2）我们要它参战，准备给它什么代价？（3）付出这些代价的后果如何？
斯大林表示同意。土耳其是英国的盟国，也同美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应当由英美两国劝告它选择正确的道路。我说，如果土耳其拒绝俄国请它参加获胜的一方的邀请，同时又失去英国的同情，那真是糊涂已极。斯大林也说，许多人宁愿糊涂已极，所有的中立国家都把那些本可以置身事外而竟然进行战争的人看成是傻子哩。
我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虽然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硬说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也是空谈。时间和耐心是必要的。
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十章 谈话与会议
同斯大林谈德国问题——波兰及其边界——罗斯福关于“四个警察”的计划——我奉国王之命授予列宁格勒荣誉宝剑——第二次全体会议——斯大林询问谁将指挥“霸王”战役——我说明英国关于“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役的意见——敌人三十个师被牵制在巴尔干半岛——如何劝导土耳其参战——保加利亚的地位——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日期的争论——不破坏意大利战役的重要性——土耳其问题——斯大林直接向我提出关于“霸王”战役的问题——我声明反对集体处决德国人。
在正式会议之间，穿插着罗斯福、斯大林和我在午餐和晚宴上进行的谈话，这些谈话甚至可以认为是更重要的。在这种场合下，大家兴致勃勃，无话不谈，什么事情都听得进去。28日，星期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设宴招待，我们共有十人或十一人参加，其中包括译员。谈话不久就变得全面而认真起来。
第一天晚上的聚餐后，当我们在室内漫步的时候，我把斯大林请到一张沙发旁边，提议我们谈谈战争胜利以后将会发生的情况。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坐了下来。艾登也来参加了。斯大林元帅说：“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将来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吧。”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从这次战争中恢复过来，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再发动一次新战争。他担心德国国家主义会死灰复燃。凡尔赛会议以后，和平好像已经有了保障，但是德国很快地就卷土重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防止德国发动新战争。他深信德国是会东山再起的。我问他：“时间要多久呢？”他答道：“在十五到二十年以内。”我说一定要使世界至少有五十年的安全。如果这种安全只能维持十五到二十年，那么，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士兵了。
斯大林认为我们应当考虑限制德国的制造能力。德国人是一个能干的民族，非常勤劳而又富于智谋，他们会很快地复原。我答复说，我们必须采取某些控制措施。我要禁止他们的一切民用和军用的航空事业，不准设置总参谋部制度。斯大林问道：“你是否还要禁止钟表工厂和家具工厂，以免他们制造炮弹零件呢？德国人曾经制造玩具步枪，教练过几十万人学会射击。”
我说：“凡事都不会一劳永逸的。世界在不断地前进。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得世界至少能有五十年的安全，办法是：解除德国的武装，禁止重新武装，监督德国工厂，禁止一切航空事业，进行有深远意义的领土方面的变更。这一切又使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是否能够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而维持密切的友谊，并且对德国进行监督。只要我们看到了危险，就不要害怕发布命令。”
“上次大战以后曾经有过管制，”斯大林说：“但结果却失败了。”
“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我答复说。“上次的战争还不是今天这样范围的民族战争，而俄国也没有参加和会。这次的情形就不同了。”我总觉得应该孤立并削弱普鲁士；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的而非侵略性的联邦。
我认为对待普鲁士应该比对待德国其他部分更为严厉，这样就会影响后者不敢再同前者一道孤注一掷。但不要忘记，这都是战时的心情。
“你说的都很好，不过还不够。”斯大林作了这种评论。
我继续说，俄国应该有它的陆军，英国和美国应该有它们的海军和空军。此外，三个国家还要拥有其他的手段。三个国家都得拥有强大的武装，绝不承担裁减军备的任何义务。
“我们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如果我们失败了，也许会引起一百年的混乱。如果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能实现捍卫者的任务。
当然，还不仅限于维持和平，”我接着说，“三国还要指导世界的前途。我绝不愿将任何制度强使别的国家接受。我要求自由以及各国按照各自的愿望发展的权利。我们三个国家必须始终不渝地维持友好关系，从而保证一切国家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
斯大林又问起怎样对待德国的问题。
我答复说，我不反对德国的劳动者，而只是反对它的领袖们和具有危险性的同盟。他说在德国各师部队中也有许多奉命作战的劳动者。他问那些来自劳动阶级（记录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许是指“共产党”）的德国战俘，为什么替希特勒作战。他们回答说他们是执行命令。他便把这些战俘都枪毙了。
※ ※ ※
我提议我们应该讨论波兰问题。他表示同意，并请我先发表意见。我说，我们曾经为了波兰而宣战，因此，波兰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俄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对疆界问题，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我想同俄国人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元帅如果肯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一问题并达成某种协议。而且斯大林元帅应该告诉我们，保卫俄国的西部边疆最必要的是什么。这次欧战可能在1944年结束，苏联在战后将会强大无比，而俄国在采取任何有关波兰的决定中都将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个人认为波兰可以向西发展，就像士兵“向左靠拢”两步一样。如果波兰踩了德国的脚趾，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波兰。波兰是欧洲这个管弦乐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乐器。
斯大林说，波兰人民有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这些都必须保存，而不应该消灭。
“我们是否要试划一下边界线呢？”我问。
“是的。”
“议会没有授权我划定边界线，并且我相信罗斯福总统的情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目前在德黑兰，倒可以研究一下，是否三国政府首脑在一致的努力下，能够确定某种政策，以便向波兰人提出建议，并劝告他们接受。”
我们同意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是否不必邀请波兰人参加。我说“是的”，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达成非正式的协议以后，再与波兰人进行接触。艾登先生这时插进来说，斯大林当天下午表示，波兰人可以向西发展，一直到达奥德河，使他深感意外。他从这种见解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