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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职权范围，看来似乎大大地超出了这些限制。
美国参谋长委员会提议，这位最高统帅作出的决定“可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撤销”。如果这种新的安排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迅速作出决定的话，看来上述的附带条件恰恰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将来势必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最高统帅发出了命令，而军队按照命令前进，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马上又撤除了原来的命令，这就引起了混乱。再说，还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最高统帅的决定，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完全不同意。这样一来，怎么办呢？另一方面，从军事观点来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然而却发现有关的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并不准备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办呢？
如果这位最高统帅要行使真正的指挥权，他需要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把情报、计划和后勤等方面的一切人员集中起来，而这些人员会成为战区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一个庞大的缓冲队伍。……
如果现有的这个久经考验的、曾使我们安全度过了前两年时光的机构，在较小的问题上有所失灵的话，那么，最好还是把它检查一下，找出如何提高它的效率并加以调整的方法，而不要着手进行一个完全新颖的试验，这种试验只不过是在整个指挥链条中，增加一个累赘的和毫无必要的环节，而且必然会导致幻灭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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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打动了美国三军参谋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意味着结束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权，因为这位最高统帅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从参谋人员讨论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应由政府首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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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烈地赞同参谋长委员会的文件，并在第二天，写了一个备忘录，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论点。
关于对德全面作战最高统帅问题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1月26日
自从萨勒诺战役以来，我们在指挥作战方面的各种困难和缺点，都是由于两国参谋人员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我们看不出这些分歧怎能通过委派一个最高统帅而得到消除，因为这个统帅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指挥，他的决定可以被该委员会撤销。这些分歧，既是军事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它们势必仍然要通过现在的方法，即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间和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调整。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除了被颂扬为世界大战的英雄以外，事实上会发现自己的职权的活动余地很小：一方面受到仅能用现行方法来处理有关政策和战略等主要决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两个主要地区司令官的职权范围的约束。
2．上述情况当然不足以证明：由于宣布委派一个“击败德国的最高统帅”，就一定能产生一切希望，就一定要建立各种机构。
3．另一方面，如果最后决定权事实上授予这位最高统帅，那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也就被他取而代之，因此，两国政府和最高统帅之间将立即产生十分紧张的关系。姑且不论人选的问题，我十分怀疑是否能找到任何这样的将领，即他对于目前由两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助下所处理的非常繁杂的问题，能够做出决定。
4．在处于同等地位的盟国之间应当尽量遵守的一个原则是，任何一个战场的指挥权，应该属于那个已经在该战场部署或将要部署最大兵力的盟国。根据这一原则，地中海的指挥权当然属于英国，而“霸王”战役的指挥权则属于美国。
5．如果将这两个司令部合并，而由一个最高统帅来指挥，那么，到［1944年］5月，英国对德作战的兵力显然比美国要多。因此，最高统帅似乎应该由一个英国将领担任。作为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脑，我很不乐意把这样一个惹人不快的职责委托给一个英国将领。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哪一方使用的兵力占有优势，竟把这个最高统帅的职务授予一个美国将领，同时他又宣布主张集中全力于“霸王”战役，而不顾我们地中海战役所受到的损害，那么英王陛下政府也碍难同意。
因此，这个最高统帅，无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都将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发号施令的责任，而他的命令却又被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撤销，这样他除了辞职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这将对我们两国政府迄今一直保持的和谐而愉快的关系，造成最严重的危机。
6．我看不出为什么现行的办法不应当继续下去，如果能根据建议对它进行一些次要的改进的话。在现行的安排下，一名美国司令官将指挥规模庞大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而一名英国司令官将指挥地中海战役，他们在行动上的互相配合，而兵力的分配，则由隶属于两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处理。……同时，也应当作出安排，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更经常地举行会议，而各自的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在可能的情况下，每个月用一星期的时间，轮流地访问伦敦和华盛顿。
在我们启程赴德黑兰以前，我把这个备忘录面交罗斯福总统；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我不知道他将作出什么答复。我从私人方面听说，美国三军参谋长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联合参谋机构和新的最高统帅在权力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同时他们在权衡我们的论点以后，已不再坚持这个计划了。罗斯福总统以及和他接近的人们，在和我们接触时，不论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场合，始终没有以任何方式提起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一直互相保持友好的关系。因此，我便以为马歇尔将指挥“霸王”战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回到华盛顿去接替他；
而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则有责任遴选地中海战场的司令官。
当时我无疑地认为，这个司令官应当是已经在意大利作战的亚历山大。于是，这个问题在我们重新回到开罗以前，便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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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适逢感恩节，这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军队的每一名士兵，在那天按说都要吃火鸡，而他们大多数人在1943年确实也吃到了。供给开罗美国参谋人员的大批火鸡，是由罗斯福总统乘坐的军舰运来的。罗斯福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参加晚餐。他说，“让我们来举行一次家宴。”因此，萨拉也受到邀请，此外，还有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的“汤米”（汤普森海军中校）。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包括他的私人亲信，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女婿伯蒂格少校，哈里·霍普金斯和他的儿子罗伯特。我们愉快而又安静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两只大火鸡由人按照隆重的仪式送了进来。罗斯福总统高高地坐在椅子上，用非常高明的技巧，毫不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因此，切鸡肉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而罗斯福总统还没有替自己切上一份。我看到他把一盘盘堆得满满的鸡肉分给大家，担心他自己会一点也吃不到。但是，他计算得非常精确，到最后，当两付鸡骨架撤去时，我看见他开始吃他自己的那一份，这才放了心。哈里看见我着急的样子，便说，“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席间，大家致词表达了热诚而亲切的友谊。那两个小时，我们把一切忧虑都抛在一边。我从未看见过罗斯福总统那么高兴。晚餐以后，大家便到我们曾经举行过好多次会议的那个大厅去。跳舞音乐——用留声机唱片播送的——开始响起来了。萨拉是唯一在场的女人，她已被人抢先请走了，因此我和沃森“老爹”（罗斯福的亲信、旧友和副官）跳舞，他的首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欢乐的夜晚，以及罗斯福总统切火鸡的景象，是我在开罗停留期间所有最愉快的经历中最突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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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难题终于都得到了解决。美国宪法、罗斯福的健康、斯大林的顽固带来的种种困难，以及前往巴士拉的旅程和横贯波斯的铁路的复杂问题，都已一扫而空，因为现在迫切需要举行三国会议，而且除了飞往德黑兰以外，其他一切代替方案都已失败了。于是，我们就在11月27日黎明乘飞机离开开罗，向那个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的会议地点飞去。沿途天气非常晴朗，我们从不同的航线，在不同的时间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①
①我没有提到当时使我关注的一个国内问题，以免打断以上叙述。关于释放莫斯利夫妇的问题，请阅附录（6），第635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第十九章 德黑兰：会议开幕
保卫工作的安排——我反复阐明我的观点——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会谈——11月28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斯大林说明苏联前线的形势——我阐述英国的看法——土耳其的立场——“霸王”作战计划需要三十五个师——斯大林赞同进攻法国南部作为次要的目标——我坚持要占领罗马——罗斯福总统与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土耳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三哩的路程中，沿途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骑马的卫兵是在指示路线，却不能提供任何保卫措施。在我们前面一百码，有一辆警卫车开道，预告我们快到了。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不久，大批群众挤满了骑兵中间的空隙；而且，我极目四望，只看到几个徒步的警察。在接近德黑兰城的中心时，密集的人群有四五层。他们是友好的，但是却很拘谨。
他们挤到离我的汽车几尺远的地方。事前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以防止两三名携带手枪或炸弹的亡命徒在这里进行袭击。我们到达通往公使馆的拐角处时，路上已被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在那些拥挤的、张口呆看的波斯人群中，停留了三四分钟。如果事前本来就是打算要我们冒最大的危险，既不想让我们有突然秘密到达的安全，又不想给我们以有效的护送，那么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场面就是最完善的安排了。然而，沿途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们也都向我报以微笑。最后，我们到达了英国公使馆，使馆周围有英印部队的严密警戒线。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而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英印部队，同在苏联大使馆周围警戒的为数更多的俄国军队已有了直接的联系。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哩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