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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问:“据我所闻,你把很多人宣判无罪,什么缘故?”
许禹公简洁有力地回奏说:“臣未能把一些人判罪而将他们释放,这或许有。在臣,释放一个有罪之人,乃为大过;而保护无辜,使其免受诬害,当为明主贤君之至德。”
许禹公遭受了贬谪。但是武后还记得他,几年之后又把他召回朝廷,授予官职。由此可见武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时不知道得清清楚楚,把许禹公这样正直贤良之臣,在武后地位已经巩固,恐怖已无必要之后,都曾召回朝廷,重与任用。武后知人善任,或用一恶汉,或用一忠良,全因事而定。
还有诗人陈子昂,在武后垂拱二年三月,逮捕诬陷正雷厉风行之时,觉得理当上书进谏。那时他在尚书省身为小吏,专司公文文字正讹改误。从他的奏折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拾遗上武后表
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倡祸乱,将息宁源,穷其党羽,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民涉迹嫌疑,群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伐吊罪之意也。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反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犯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满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子昂书奏达武后,自然没有下文,但也没有直言获罪。在奏折结尾处,子昂征引前代史实,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忠心耿耿,流露于字里行间。他说,如此迫害无辜,一至黎民离心背德,群起叛变,其势将益猛烈。其实子昂所见并不全对。因为一旦恐怖气氛到处弥漫,大批逮捕成为日日常事,行刑处死者拥塞街头,全国之大,无不互相揭发控告,群起反抗便无从实现了。武后没有做错,她深知自己的做法很对。在武后永昌元年三月至十月,又在大屠杀如火如荼之时,子昂奋斗不懈,屡次上书,奏请武后罢酷刑行仁政。所以陈子昂可称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及国家法律而奋斗之第一人。若与同时专写诗向武后及其面首歌功颂德的两个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相比,陈子昂不愧是百姓的喉舌。
人心惶惶(1)
唐室王公之起而谋反是由明堂之兴建引起的。革命在酝酿的明证日渐加强,说武后即将篡夺唐室,武氏族人即将改朝换代,唐室就要灭亡了。武后现在是佛,是神。可是她仍使她的新朝代在古代找到个渊源。谣言纷传她将称她的新朝代为“周”,那是孔子的黄金时代。因为周朝初年明主贤君曾兴建明堂,作为宣明政教之所,现在武后建明堂,必然是重兴周室之意,必与周代有关。
武后现在日渐典雅好古。只有至美至善才能配得上这位命运之主宰的妇人。虽然她自认是佛爷转生已够狂妄,在钻研古史上,她之勇于发明也非比寻常。博学鸿儒也无法证明武则天与周朝的帝王有何关系。可是,周朝第一个皇帝是武王,“武”字是周武王驾崩之后的谥法,与武王之姓为姬根本无关,周是朝代名,并非周代帝王之姓。可是这个武则天不管。她姓武,武王为周代开国之君,她的国号称为周,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
武后篡唐之后,她居然把武王的灵牌供在武家的宗庙里,作为她的第四十代祖先,就这样供养起来!她的身世微贱,她的做派倒很高妙。若能办得到,她还要认孔夫子做祖先呢。明堂之兴建与随之而起的传闻,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这种日甚一日的威胁之下,唐室真是岌岌可危了。由兴建明堂上,武后便暗示,由于古今这所宫殿之相似,她的当政之下,周朝那样的黄金时代行将再度出现了。这时已然有学者从书经上指出了预言。书经上不是有一篇庆祝武王成功的“武成”吗?
现在所缺的只是上苍的祥瑞之兆了,一个新朝代创建之始,这种吉兆是必然出现的。这种吉兆是表示天意,天意要改朝换代,人力是无法阻止的。有了上天的吉兆,黎民百姓才有的谈论,才有的信仰。这种吉兆也许是一个明亮的星斗,也许是晨光,也许是真龙天子卧室屋顶上冒出了像龙形的白烟,倒是有一个预兆,而且确实发生过。那是在武后垂拱三年七月,一个农夫报称他养的一只母鸡变成了雄鸡。这种事情当然还会再度发生。在武后永昌元年正月与十月,又有这样事情发生,由各地农夫呈报的。阴阳颠倒,当然预示行有非常之变。武后不愿把这种事情传播起来。她觉得另有良策。上天的预兆自然有武承嗣捏造出来,因为这时冯小宝那位大方丈正在编《大云经》,记载佛爷转生的奇事呢。
武承嗣令人伪造一通古碑,上面刻着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几个字是刻在一块紫石上的。石碑预先扔在洛水里,然后再由一个农夫无意中打捞起来。若说这件事情是由武后、武承嗣、太平公主、冯小宝四个人,共同周密设计的,也不难置信。农夫把那通石碑送到朝廷来时,武后装做惊喜之状。农夫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武后一向爱用“圣母”这个词指自己,并且相信一个古代的预言就要应验了。上天的预兆总算利用得很充分。前面说过,下个月,她毫不客气,自称圣母神皇。在那年十一月改年号为永昌,好与石碑上的“永昌帝业”相应。
这时她决定在南郊设祭,答谢天地,洛水改名为永昌水,水神封为显圣侯,石碑上那个图文为“天授圣图”,出图之所称为“圣图泉”,那一带禁止钓鱼。嵩山改名为“神岳”,山神加封“天中王”。为了庆此大典,乃大赦天下。一连串欺骗把戏,武后做的一丝不苟,当时的学者鸿儒当然毫不重视,武后只是存心蒙骗黎民百姓。可是那一套把戏之不足信,就犹如她自称为武王之后一样脆弱荒唐,可是武后深信老百姓是爱神话,爱奇迹,爱预言,而且深信这些东西。
所有那些宗教性的假面趣剧,政治宣传,狂想与妄自尊大,都在那年七月里大吹大擂地闹起来。宫廷里宣布,要举行一个仪礼,武后要亲到圣图泉,恭受神召君临万民。届时必为一旷古盛典,所有皇室王公,文武官员,有爵之夫人贵妇,都要在大典举行之前,在京中庆祝十日。
一切都显示政治上立刻就有激变发生。上天的预兆的含义,及一切狂谬的宣传,唐室的王公都明白。一个新的朝代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已不可避免。谣言四起,盛传天命已移,革命即起,唐室王公被召入京,即将一网打尽。畿辅一带,谣言更盛,人人信而不疑。
唐室王公本来散居各省,于是彼此之间,密信纷飞,与京都朋友之间,也急传消息。谣言究竟可不可靠呢?王公们是去参与典礼呢,还是不去呢?在京都的王公们自己也不知怎么想才对,也不知道信什么好。由各种征象看来,凶险之事即将来临。纪王慎听到了谣言,置之度外。东莞郡公融(鄷王之子)写信给友人高子庚,高回信:“如欲活命,勿来京都。”
此时,尚有六七个老王,皆是太宗皇帝之弟。其中最得人望者为韩王元嘉,鲁王灵夔,
二人为一母所生,至为亲密。其次为霍王元轨,乃高宗伯父,人品高洁,见重于时。箭法高妙,在野猪成群奔驰之际,欲射任何一个,开弓必中,万无一失。学问渊博,仍钻研极勤。为官之时,一切公事尽付诸长史司马,自己治学为乐,手不释卷。性不喜炫耀,淡泊自甘。为人深沉宁静,高宗当年遇事诸多咨询,有大事待决之时,常暗中函询。高宗兄弟之中,纪王慎和越王贞,都已六旬左右,文笔之佳,为他王所不及。诸王都官高爵显,但在武后光宅元年裴炎被杀之后,都奉命离京在外为官,霍王元轨在山东,韩王元嘉在河南,还有其他等等都已东分西散。诸王将何以自处呢?
若说武后与她侄儿武氏兄弟故意散播谣言,说将在京都将诸王一网打尽,用以激起诸王仓促举事,然后像狱吏故意纵放囚犯逃走而自背后射杀之那样,并非无理,而且极为有理。诸将凭借什么自卫呢?还是慎重从事,在武后挑拨刺激之下,隐忍不发吗?还是奉召入都,齐集一处,像成群的猪羊遭受屠宰呢?还是含羞忍辱,受刽子手周兴的酷刑呢?像个男子大丈夫挺身而起不比在监狱中憔悴而死好得多呢?
与当时情势有关的唐室宗族计有:
太宗诸兄弟:
霍王元轨其子求都王绪
韩王元嘉其子黄国公
鲁王灵夔其子范阳郡王
灵鄷王元亨(已故)其子东莞郡公融
太宗姊妹:
长乐公主其丈夫寿州刺史赵瓌
高宗兄弟:
越王贞其子瑯琊王冲
纪王慎共五子
韩王元嘉使人致书诸王,信中说:“大享后,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
黄国公时为通州刺史密函致瑯琊王冲,冲当时为官近在京畿。云:
“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
当时诸王散处各地(多在今河北、山东诸省),呼应本极困难,况当时谍网密布,更为不易。但又事不宜迟,必须立即决定。即单为保全生命,也须有所行动。
武后总算把他们吓惊了。她盼望他们仓促起事,而自己袖中藏有利剑冷静等待。因为她正是代子临朝,她的儿子就是太宗之孙,即使把唐室王公杀个净尽,也算是保卫唐室。倘若诸王公不举兵起事,她仍可以指派密探,酝酿事端,将诸王公完全罗织在内,也可以一网打尽。她随时可以饬令肃政台的周兴采取行动。她是十拿九稳的。
大屠杀(1)
在武后光宅四年八月,唐室诸王公举兵讨乱,通称越王贞之讨乱,而实际上是由其子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及其侄黄国公发难的。伪造一信,假为中宗哲所写,求诸王起兵将他从房州囚禁中救出。瑯琊王冲立即准备起事,并函诸王进兵京都,自己在山东将立即起事。
但是准备不足,联系不佳,计划不周。又因不晓畅军事,起兵七日,即行溃败,为部下所杀。兵败消息传至各王公处,各王公都畏惧不敢发动,只有长乐公主及其丈夫寿州刺史赵
瓌举兵响应。长乐公主为中宗哲之岳母,在她贬谪出京之后,其女在宫中是绝食而死的。长乐公主对丈夫说:“若唐室王公为男儿,当早已起事矣。”瑯琊王冲与父亲越王贞乃不计成败,单独起事,因为越王贞知道,起事与否,终难免受其子之牵连,与其坐而待毙,莫若举兵讨乱。但手下只有两千人马,并且又邻近京都。朝廷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以十万大军来击,越王寡不敌众,大败,自杀死。
武后现在可以把唐室王公一网打尽了。因为王公们公然谋反。她只需要吩咐狗才周兴将各王公株连在内,把各王公的家族也株连在内,究竟参与谋反与否可不必过问。因为有一个似乎很充足的理由,就是越王冲纠合各王起兵的信落入武后的手中。以周兴过去多年来逼供的手段,她知道她要多少人做证都能有,所以分门别类起来,实际上,把唐室王公,各王公之家族、亲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