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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曰：“张飞古井的原址有泉水吗？”
回答说：“也早就没有泉水啦！”
继续问曰：“为什么要迁移到张飞庙呢？”
回答说：“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旅游资源，服务于市场经济。”
我觉得文联主席挺有意思，脸上永远挂着不以为然的浅笑，说话也很率直，甚至很有些冷幽默。说话之间，汽车已经“西辕东辙”地驶出涿州市区，来到卢家场村。文联主席说，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卢植故里。2000年在这里发现一处东汉遗址，经文物勘探发现同时期墓葬，认定为卢植墓。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文联主席为什么不带我去张飞庙，却要带我来瞻仰卢植墓呢？
卢植是一位德厚流光的大学问家，也是刘备少年时代的老师。汉灵帝时，卢植被征为博士，与蔡邕等人在东观校定《五经》、补续《汉纪》，并撰有《尚书章句》、《礼记解诂》等著作和碑、诔、表、记若干篇。董卓专政，肆虐朝廷，人皆敢怒而不敢言，惟有卢植仗义执言。卢植晚年隐居于上谷军都山，临终前嘱咐儿子们从简料理后事，勿用棺椁，仅以“附体单帛”埋葬于土穴。
我问曰：“当年发现墓葬时，里面有什么文物吗？”
回答说：“只是一个土台子罢了，并没有什么文物。”
我不愿意相信。后来打电话求证于刘桂郁先生，也说并未发现文物。之所以把那个土台子认定为卢植墓，是因为卢氏后裔一代一代传说至今。此外还有许多历史文献的描述可资证明，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有卢植墓的记述，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间王寂有诗云：“南台故址今颓然，汉卢植墓疑相传。”明朝有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记载：“涿州境东南有汉卢植墓，土人呼为南台。”
“附体单帛”而葬的土穴里当然找不到文物。我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也啧啧称叹。一座没有任何随葬物品的遗冢，居然能够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在1800多年以后认定它的主人，真是令人拍案惊奇。
我们现在看到的卢植墓园，修建于2001年，座北向南，占地10亩，比起那座颓然的南台故址气派多了。墓园前面，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影壁，高4。8米、宽19。8米。影壁对应的山门，则为仿唐建筑，高约7米。山门以里，有东西殿各三间，均为仿唐建筑。东殿曰范阳堂，西殿曰敦睦堂，中轴线为甬路。甬路向北，是一座仿汉牌楼。牌楼高宽各约4米，北有台阶到达封土处。封土高约3米，直径9米，即为卢植墓。
卢植以后，涿州便成为天下卢氏的郡望。韩国第6任总统卢泰愚和第9任总统卢武铉亦是卢氏后裔，卢植墓前即立有卢泰愚题字的石碑。我呆呆地看着，总觉得卢植墓里面有什么秘密。
于是又问曰：“里面埋的什么？”
文联主席回答说：“卢植没有任何遗物，估计里面是空的吧？”
恋恋不舍地离开卢植故里，我决定去看看涿州影视城。1994年中央电视台为了拍摄《三国演义》，在那里建造了一片占地500亩的汉朝景区，包括魏、蜀、吴三国街景，以及徐州城楼、许昌城楼、荆州城楼、宰相府、知府院和宏伟壮观的铜雀台景点等等。在此之前，还有为拍摄《唐明皇》建造的150亩唐朝景区。经过10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总占地面积达2200亩的仿古建筑群。那种煊赫的阵势，远远超过三义宫、张飞庙和卢植的墓园。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文联主席的不以为然：原来那些所谓的三国遗存，大多与涿州影视城一样，不过是一些仿古建筑而已。
想起一只海螺
涿州是一座历史名城，有着相当丰富的文物资源，包括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汉、唐、辽、元各个朝代的遗址与地下出土文物。但它的地面建筑，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厉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和1982年，还发生过涿州县委（当时行政地名为涿县）出卖、拆毁古建筑的恶性事件，直到被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王东宁先生发现并派人制止。1995年6月，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划归涿州市旅游文物局领导，形成利用历史文物和仿古建筑为旅游经济服务的业态。
我想起一只海螺。它是我在鲘门的海滩上捡到的u。准确地说，它是海螺的壳。那只海螺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我深深地知道，所谓历史文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可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文物被毁坏了，可以用仿古建筑来重建它们的形式。可是，形式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海螺一样，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那些形式，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生命意识。面对那些仿古建筑，我在问：通过形式上的重建，我们能够把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意识找回来吗？
望着车窗外萧瑟的早春景色，我的心情像枝条上的初芽一样颤抖着。忽然，我好象看到了什么。我请求司机停车，然后奔向刚刚经过的拒马河。
拒马河曾经是一条水大流急的大河，对所经山地产生强烈的切割作用，形成两壁陡峭的峡谷，使拒马河谷成为百里画廊。所谓拒马，言其水势之大，到了马不能渡的程度。然而，我面前的拒马河，已经看不到一滴水。远远望去，干涸的河床里到处是倾倒的垃圾。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迎风飞舞，挂在两岸的树枝上，使得昔日的百里画廊变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垃圾走廊。
水啊，曾经滋养过中国5000年文明的水啊，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繁华似锦的现代社会变得如此匮乏呢？这一片被称为三国文化之乡的土地，在往后2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还能适宜人类的居住吗？我们手中攥满了金钱，可是人生的希望在哪里呢？
我又想起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托付。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年代，涿州需要宣传，涿州需要发展的机会。那么，我究竟应该如何宣传涿州呢？我不会吹捧，也不会使坏，我只是真心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心情复杂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在探索历史真相，也试图通过探索历史真相来寻找人生的答案。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探索的过程和我所找到的一切奉献给涿州的人民。我想，涿州的未来和发展机会，应该在每一位涿州人民的人生之中，而不是在那些广告语言和盲目的市场经济之中。
镜子与画像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
镜子与画像
从洛阳回来之后，我常常站在盥洗间的镜子前发呆。我又想起唐太宗的那句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可是，仅仅凭一面镜子，就能够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吗？
从铜镜到玻璃镜，镜子的品种是越来越现代了，人类却未必会因为它而端正自己的衣冠。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奇装异服也有了大放光彩的舞台。镜子虽然在那儿，衣冠却要刻意地歪着穿，因为歪着穿有歪着穿的另类美感。
如果说现代人可以随意选择衣冠的款型和穿着方式，那么他们也可以随意地看待人类的历史吗？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于那一段再也不会改变的历史，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同一面镜子，但我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尽管历史在那里，其中的兴替却未必能够知晓。在众说纷纭之中，即使是再明亮的镜子也无法派上用场。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那面镜子。当作家或者学者们讲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也许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幅画像。例如，根据《魏国春秋》记载，曹操是一个“姿貌短小”的人。《世说新语》说，曹操当上魏王的时候，因为“自以形陋”，不足以“雄远国”，就命令崔琰冒充自己接见匈奴的使臣，而他自己则假扮成侍卫，站在旁边。可是，在一些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曹操却一改当年的猥琐形象，变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
《世说新语》的故事还有下文。接见过匈奴使臣之后，曹操特意派间谍去询问使臣对魏王的印象如何。使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魏王雅量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所谓床，在汉唐时期兼有椅子的功用。所谓床头捉刀人，指的是手握宝刀侍卫在椅子旁边的曹操。在使臣看来，曹操既然是“侍卫”，当然应该忠诚于“魏王”。可是，曹操装得不像，所以使臣觉得很奇怪。谁知曹操听到使臣那句话，竟然恼羞成怒，又派人追赶上去，杀掉了他。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匈奴使臣评价曹操的英雄形象，并不是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而是说曹操身为“侍卫”，竟敢在“魏王”面前肆无忌惮的做派。而曹操之所以痛下杀机，恐怕也是因为害怕使臣回到匈奴之后，到处传播他“床头捉刀”的丑闻。
而今，记述曹操相貌的这些历史资料就摆在案头，而很多学者却觉得不可信。还有一些学者，一方面也承认曹操形象猥琐，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极力鼓吹曹操是一个如何如何伟大的英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猥琐又伟大呢？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许多物是人非的改变。人们所崇尚的，再也不是那些独善其身的君子，而是纵横天下的英雄。如果你说要做一个君子，人们就会笑话你。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英雄，人们就会敬佩你。我以为，正是这种改变让我们不能接受前人的历史观，甚至造成了我们对历史的故意曲解。名利主义成了我们评价人生的唯一选项，而社会上所流行的英雄史观，几乎已经丧失了道德上的评价标准。
千百年来，如果某位皇帝被人们比做秦始皇，如果某位官员被人们比做曹操，那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民间传说，民国初年，有人杀猪，把猪的内脏取出来；猪肝上面居然有“曹操”两个字。于是，人们就骂曹操奸恶一世，死后只能做畜生，从东汉末年到民国初年，不知道做了几辈子的畜生了。可是现在呢？如果有人被比做秦始皇，或者被比做曹操，那他一定会满心欢喜。在我们这个崇尚成功的现代社会里，无论秦始皇多么狠毒，无论曹操多么狡诈，他们已经成了光芒万丈的偶像，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
对进化论的反思
即使一个人像秦始皇那样狠毒、像曹操那样狡诈，也值得我们认同和赞颂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所谓“适者生存”，与道德无关。
“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人生观。他用这种观点描述了生物演化的历史。他认为，低级的生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过弱肉强食和某些功能性的改变，不断演化成高级生物，而人类恰好是演化的最高形态。
自达尔文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为进化论寻找证据。他们把那些证据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排列起来，以实现学术上的自圆其说。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困境，例如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