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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李绅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李宥不疑有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这时候，李逢吉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李逢吉对韩愈的打压多少是属于附带的。这一番布局的核心目的在于将李绅赶出长安。为了确保目的不落空，他又精心制造出种种假象，诱使浑浑噩噩的李宥错误地认为，李绅本人有意离开长安。韩愈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李逢吉排挤李绅的工具。
就这样，长庆贡举案中风光一时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不担心。如果自己的政敌只能依靠泪水来抗衡自己，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章博学而知名一时，他自称不愿做官，因而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任左拾遗后，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向朝廷推荐，不料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便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中张扬。李虞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求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暗地里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憎恨李绅，于是，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探察李绅的过失，然后，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绅。
李逢吉不露声色地把李虞、程昔范、姜洽等爪牙陆续安排到拾遗、补阙等位置上。这些官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弹劾大臣。李逢吉要让李绅陷入白章纷飞的窘迫境地。考虑到程昔范、张又新等人毕竟是士大夫，搏击李绅的时候多少有所顾忌，力度可能不够，李逢吉听从张又新、李续之的建议，从河北找来了凶悍的前邓州司仓参军刘栖楚。李逢吉需要的，就是这种无所顾忌的政治打手。
面对李逢吉的步步进逼，形单影只的李绅束手无策。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病入膏肓的天子。
李宥终于一瞑不视。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于是，李逢吉率领百官上表称贺。退朝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称贺。这时，李逢吉正和张又新在中书省交谈，守门人不让百官进去，百官等待很久，只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向百官作揖说：“李绅贬官端州一事，我不能再退让了。”
百官都惊愕退下，惧怕张又新。百官称贺时，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作祝贺的表示，李逢吉发怒，任命他为吐蕃告哀使。丙戌（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他和蒋防都是由李绅推荐到翰林院任职的。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已经形成。
给事中于敖向来和庞严关系密切，他把贬谪二人的敕书封还朝廷，百官都以为他要为二人辩解，因而替他担忧说：“于给事敢于为庞、蒋二人辩冤，触犯宰相，真是不容易啊！”后来，于敖上奏辩驳时，反而说对二人贬得太轻。
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这种明目张胆的倒行逆施最终把李逢吉一党弄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他们离覆灭的日子也不远了。
张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绅，每天上书朝廷，认为对李绅贬得太轻，敬宗许可杀李绅。朝臣都不敢再言，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奏，指出李绅被李逢吉的党羽进谗言诬陷贬谪，人们都感到震惊，无不叹息。李绅是由穆宗提拔任用的大臣，即使他有罪，也应当本着对父亲尽三年孝道的精神，对他予以宽容，何况他根本无罪！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韦处厚资历还浅，不足以抗衡奸党；萧俛的资历和人品倒是让人信服，但他一心求退，无意进取；更何况，萧俛的同年令狐楚还是李逢吉的密友。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都在李逢吉之上，是抗衡和取代李逢吉的最佳人选——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敬宗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丙申（十八日），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的职务。
只有他才能得到文官集团多数人的拥护，裴度的朋友，甚至和裴度曾有过节的人，现在都聚集在裴度的旗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李势力。于是，唐敬宗多次派人到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去慰问裴度，向他秘密地转告即将召回朝廷重用的日期。于是，裴度上奏朝廷，请求入朝参见皇上。
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京兆尹刘栖楚开始悄悄地尝试改换门庭，希望能侥幸躲过这场清算。可是，太晚了。
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并最终导致惨绝人寰的“甘露之变”。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据《程氏人物志》载，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
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位则和郑覃、陈夷行等逐渐结合。在翰林三俊的蛹里，李党破茧而出。
中唐党争的高潮牛李党争终于拉开大幕。
唐朝衰弱的华尔兹回旋
“强势君主缺位——强势君主缺位所导致的官僚集团恶性内耗——由此造成中央与地方力量的消长”。
这种一唱三叹、一波三折的步调在我们的历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使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历史的舞姿。我们可以在唐朝不同年代的故事里体会这种历史的舞蹈。这种不断的节奏，将“王朝的衰弱”这一母题反复阐释，在几段主题相同的旋律叠印、衔接、交错、延展中深化那个母题带给我们的独特体悟。
从元和宫变至长庆贡举案，再到河北复叛，逝去的三个春天很经典地表现了我们所说的那种历史的舞步。说实话，三年来发生的一切并无多少新意。可逻辑上前后照应的三起事件如此整齐地排列在三个连续的春天实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观摩机会。
以元和宫变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起始，暗示了衰落的起因在一定程度上被归结为宪宗皇帝遇弑，归结为一个至刚至强的人物离开了他至高无上的位置——为了表达方便，姑且称之为“退出”。在这里，“退出”概念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退隐”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汤氏的“退隐”是与“复出”联系在一起，它们是向下弯曲的马蹄形轨迹高高翘起的两头；而“退出”只表示衰落的启动程序，一条下行射线的起点。
还记得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那个阴风砭骨的深夜么？不是每一次“退出”都有凄怆的寒柝、暗昧的下弦月一类的意象，都意味着非正常死亡。玄宗在天宝年间的退出就不是缘起于一次骇人听闻的政变，而是刻骨铭心的一回千古之爱。迟暮的他越来越缠绵于七月七日长生殿。金风玉露、夜半私语和太真出浴时一番衣带裹不住的丰腴气象……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浪漫竟然在我们的陈述中与厚重的廛帷、狞厉的鳞族，还有毛骨悚然的谋杀划上了等号，它们都是帝国核心人物“退出”的方式。诗人用美仑美奂的辞章描写出圣明天子是如何淡出政治生活的：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在玄宗对政事的兴趣日渐衰减时，反比例增长的是官僚们内部倾轧的烈度。虽然张九龄与李林甫积怨很深，他们之间的摩擦常被上升为“词臣”与“能吏”之争，我也还不能十分肯定这种摩擦已经超出了常规的界限，从而构成王朝衰弱过程的一环。但是李林甫与政敌们后来的较量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都属于党争范畴，甚至比中唐党争更血腥。
天宝三载是值得书写的一年。在那一年，女道士杨玉环悄然开始了“三千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