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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相前的李逢吉没有任何政绩、没有任何挫折，也没有任何精彩情节和个人风格。唯一值得一提的经历就是任太子诸王侍读。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当今天子李宥。在元和十一年的宰相群体中，李逢吉还只是一个配角。李吉甫病故、武元衡遇刺后，裴度是削藩之策的首席执行者，是元和中兴最蓬勃力量的代表。他不垮台，李逢吉就只是一个配角。李逢吉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宪宗坚持在战场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裴度就一定会受到重用。裴度的政治命运是和武力削藩之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打击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所以，李逢吉秘密地开始了他的筹划。《新唐书》记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那么，李逢吉督促谁出面请求罢兵呢？
我想应该是令狐楚。本来，萧俛和钱徽才是合适的人选。特别是萧俛，品行无暇，在朝廷中口碑很好，又从元和六年起就在翰林学士这一重要的位置上。可惜，就在段文昌拜相前一个月，萧俛和钱徽一起被解除了翰林学士职位。萧俛被罢斥起源于李吉甫的谥号。李吉甫薨于元和九年冬。两年后，朝廷开始讨论他的谥号。掌管拟谥的太常寺提议用“恭懿”，而博士尉迟汾认为“敬宪”更贴切些。这都是些美谥，可开元名相张九龄的族孙张仲方却站出来反对给李吉甫美谥。对李吉甫生前鼓吹的武力削藩之策大加鞭笞，激怒了和李吉甫立场一致的宪宗皇帝。在宪宗看来，这是对用兵之策的公然挑战。张仲方被贬为遂州司马后，萧俛也坐张仲方同党的罪名，被赶出了翰林院。同时离开的，还有钱徽。可惜，对如此鲜明的讯息，李逢吉置若罔闻。他选择了萧俛的同党令狐楚来作为自己反对裴度的盟友。
我怀疑，在李逢吉的计划中，段文昌是他的另一盟友。上一年，段文昌本就有望入翰林学士院了。宪宗皇帝有意用段文昌和张仲素为翰林学士。但是，这个动议遭到了韦贯之的反对。这种反对有性格上的原因，潇洒倜傥、好色重财的段文昌很难得到韦贯之这样循规步矩的淳谨君子赏识；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韦贯之和已遇难的宰相武元衡关系不睦，而段文昌正是武元衡的女婿。从日后的政治表现看，段文昌在藩镇策略上的见解和萧俛是相近的，也就是罢兵一派。所以，到韦贯之罢相，李逢吉见段文昌入翰林院最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立刻推荐他为翰林学士。这样就能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安插进又一个亲驸自己的人物。
不过，李逢吉的目的落空了。裴度对李逢吉和令狐楚想内外维持来牵制他的政治态势洞若观火，也在寻找机会来攻击两个人。第二年七月，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了。长期战争带来的疲弊逐渐显示出来，民间怨声载道，连宪宗皇帝也似乎有所动摇了。在延英会议上，他向宰相们征求意见。李逢吉认为，罢兵的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理由劝宪宗放弃战争。这时，裴度保持了沉默。他知道，对决的时刻到了。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那人，只能是他。当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时，裴度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督战。”
几年来，宪宗见惯了官僚们喋喋不休的争吵、懦弱无能的姿态和让人伤心的推诿。裴度主动请缨的壮举让他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宪宗立刻让长于骈文的令狐楚起草制书，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就这样，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的图谋。心情沮丧的令狐楚很快就草草起稿，拟出了制书。这样的文字当然不能让裴度满意。他提请宪宗对制书中的三数句话加以修改。裴度就是故意要用这种出格的做法来表示他的不满。他相信，在这个紧要关头，正希望自己效命沙场、力挽时局的宪宗不会为这样的细节斥责自己，损害即将出征的统帅的权威。宪宗皇帝对裴度的用意也是心领神会的，立刻将令狐楚逐出翰林学士院。同时，李逢吉也丢掉了宰相高位，南谪东川。宪宗以霹雳手段为裴度扫清了后顾之忧。就这样，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争斗以李逢吉完败收场。
裴度和他所代表的用兵之策，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反对者的名单：韦贯之、张弘靖、白居易、段文昌、萧俛、令狐楚、钱徽、独孤朗、张仲方……但是，他们并不都是朋党。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裴度和他对成德的征讨。李逢吉以为，他可以混迹这个庞大的阵营，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可是他错了。他没有看清，武力削藩是元和朝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宪宗皇帝不可违背的意志。任何阻拦的行为，都将被证明是徒劳的。选择反削藩之策作为突破口，绝对是一个错误。
李逢吉落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操切。在宪宗皇帝态度暧昧，甚至还倾向于裴度的时候，他贸然在御前发言，暴露了自己支持令狐楚、反对伐蔡的真实嘴脸。当然，这也和他还不善于经营朋党有关系。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段文昌在这个事件中保持中立，显然是隔岸观火。李逢吉和令狐楚的谪贬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几年后段文昌稳稳地自翰林学士入相，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颠峰。
可见，元和晚期的李逢吉在政治上还稍嫌稚嫩，一帆风顺的仕途经历使他对权术的运用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元和宫变的发生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新皇李宥的赏识，在政坛上异军突起，成为朝廷里最引人注目的一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贞元七年进士党的形势急转直下。皇甫镈、令狐楚相继被贬后，形影相吊的萧俛也很难在长安立足了。
与萧俛政见相近的段文昌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段文昌属于某一朋党。他的岳父武元衡是强硬的削藩派，可段文昌本人却持相反立场，和萧俛共同推动“销兵”，试图以平和方式解决藩镇问题。在李逢吉的提携下，段文昌步步高升，在元和后期顺利地进入了翰林院。可他没有贸然卷入李逢吉与裴度的争斗中去，和贞元七年进士党也没有太多瓜葛。在皇甫镈失势后，段文昌作为一个几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选，和萧俛一起拜相。这样一个立场中立的人物亟亟地想逃离长安的是非旋涡。他利用独对的机会，向李宥推荐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和元稹，为自己妥善地安排下一条后路。
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想染指宰相高位。这恰恰给了段文昌和萧俛交卸相权的机会。段文昌想和王播换个位置，积极地支持王播入相，好空出成都的位置。萧俛的态度和段文昌正好相反。他多次在延英会议上极力地反对对王播的任命。
作为贞元十年的进士，王播科名稍晚于萧俛，也是贤良方正科制举及第。早年时，王播的官声很好：补盩至尉的时候剖断狱讼明察秋毫，深得御史中丞李汶的赏识，被推荐任监察御史；在新的位置上，王播不畏权贵，冒着丢官的危险弹劾了污吏云阳丞源咸季，擢升为侍御史；贞元未年，王播因得罪臭名昭著的京兆尹李实被贬为三原令。在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顺宗皇帝即位后，王播迁驾部员外郎，擢任工部郎中、知御史杂事，每到一处都做得有声有色；王播任长安县令时关中饥荒，赈灾恤贫，深得民心。此后，王播扶摇直上，迁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元和六年起又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在新的位置上，他也显示出在财赋方面的过人天赋，确保朝廷对淮西用兵四年而“兵得无乏”。但是，元和十三年，王播受宰相皇甫镈的排挤，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的盐铁转运使也由程异继任。这次贬谪成了王播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播不见了，代之以一个搜刮地方、逢迎权贵、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播。
萧俛站在王播的对立面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清廉的萧俛不齿于王播用金珠货币贿赂中人以求宰相的无耻行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播与皇甫镈久有宿怨，作为皇甫镈同党的萧俛不能不有所顾虑。尽管萧俛不惜以去留相争。但是，在贞元七年进士党失势的情况下，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长庆元年二月，段文昌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王播虽然没有立刻拜相，但被留在长安，暂时担任刑部尚书，并再一次兼任盐铁转运使这一掌握财权的要职。谁都看得出来，王播入相只是迟早的事了。心知大势已去的萧俛对长安已经无可留恋，坚决地辞去宰相之位。
就这样，煊赫一时的贞元七年进士党彻底地退出了政治核心圈。
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持科举考试的钱徽推荐了杨浑之。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另一人选。但钱徽没有买他们的帐。
浑之不中选。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段文昌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和李绅的态度完全一致。
前面说过，中书舍人李宗闵曾经在元和三年科举考试的对策中抨击过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这一次，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金榜题名，把李宗闵也卷入到这一不名誉的事件中来。李德裕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元稹的崛起与段文昌在皇帝面前秘密推荐有很大的关系。但这只是他支持段文昌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也想借此机会打击李宗闵。十几年前的李宗闵与元稹是一对密友。但现在他们都是宰相位置的有力竞争者。围绕官位展开的明争暗斗使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元稹要借贡举案狠狠地打击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宗闵。
主持子亭复试的王起和白居易也各有立场。白居易曾与钱徽友谊笃厚。他们曾同在翰林学士院豹值，诗歌唱和，在围绕是否讨伐成德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他们的立场也是一致的。另外，白居易在李宗闵的密友杨虞卿牵线下，娶了杨汝士的妹妹为妻。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都是参与舞弊的举子。所以，白居易偏向被告的可能性很大。子亭复试的另一位考官王起是王播的弟弟。既然段文昌正在积极地为王播争取宰相位置，王起投桃报李，支持原告也在意料之中。
证实钱徽舞弊罪状的同时，复试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他们包括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譔、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赋予长庆贡举案别样的深意。在很多人看来，它标志着牛李党争鸣锣开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果真如此的话，控、辩两造谁牛谁李？提起这一重公案的李绅是李党中坚，他背后似乎影影绰绰地可以看见李德裕的存在。但由此断定这是李党对牛党的一次政治攻势却证据不足。因为，与李绅并肩的段文昌、元稹二人好像都不能划归李党；被告席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