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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是宪宗最为倚重的宰相，削藩策略的制定者。李吉甫对贡举案的过激反应已经把宪宗摆在一个两难的位置上。也许皇帝对李吉甫的指控不以为然，从《全唐文》留存的皇甫湜策文内容看，也看不出文章是针对李吉甫的。可李吉甫已经先入地认定自己就是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抨击的对象，宪宗皇帝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维护宰相的权威。如果朝廷对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无所处置，就等于赞同他们对李吉甫的抨击。按照惯例，李吉甫只能去位让贤。这会给原本就阻力重重的削藩事业带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宪宗皇帝免去了裴垍、王涯翰林学士，裴垍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降为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则贬到果州任刺史。几天后，韦贯之再贬巴州刺史，王涯贬虢州司马。连没有评卷的杨於陵也因为在任考策官的时候没有对韦贯之的评判提出异议而外放岭南节度使。事态急转直下，以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谪贬收场。目睹支持自己的朝廷重臣纷纷垮塌，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对眼前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前途不敢抱有奢望，陆续离开了长安，选择开府建衙的藩镇作为栖身之地。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宪宗皇帝的雷霆手段震动了朝野上下。但是，他的政治目的落空了。李吉甫赢得了策论案，却输掉了舆论。裴垍、王涯、韦贯之、杨於陵都是朝野推重的大臣，谪贬他们的理由又是那么的牵强。朝野出现了“上下杜口，众心汹汹”的局面。那些公开或暗地里反对李吉甫的势力借助这种普遍的不满开始组织反扑。不到一年时间，宪宗不得不迫于压力，作出了一个相反的决定：让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召回了裴垍。
牛僧儒、李宗闵的座师杨於陵受两人策论的牵连而被外放。如此深厚的渊源使他的儿子杨嗣复和牛僧儒、李宗闵交情非比寻常，三人后来组成了牛党的中坚，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对峙。元和三年策论案引发了多少恩怨纠葛，是数年后牛李党争的前因。但就事情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党争。当年的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还只是一群小人物，没有足够的分量和李吉甫分踞政治天平的两端。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身份相当。可在政治上他不是李吉甫的对立面。党争以党同伐异为最显著特征，人事权一向是党争的焦点。可恰恰是在人事任免上，两人有高度的默契。元和三年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交情。但案件发生时，两人没有结党对抗的痕迹。
元和六年，李吉甫回归长安，再一次当上了宰相。为了避免他借助手中的权力快意恩仇，这一次宪宗让另一位大臣李绛在同年的晚些时候也出任宰相，来牵制能力卓绝但心胸略显狭隘的李吉甫。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对立。御前的几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绛占尽了上风。但在元和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他依然只是一个提出建议和批评的参谋，整个中书门下机构还在李吉甫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为武力削藩进行周密的准备。反而是李绛所主持的京西京北神策镇兵改隶、检阅边兵等事务不了了之。
这时，一个关于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了。终于，连人在深宫的宪宗也向李绛问起了朋党的事情，作为传说中的党争主角，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小人才能利用朋党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紧接着，李绛举出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例证自己的观点。那时，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宦官都说是党人而加以禁锢，结果亡国无日。
从逻辑上讲，李绛的观点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将这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言语放到它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它就显得如此的可疑了。
那已经是元和中叶了。裴度和李绛一再辩解的话语也许还余音绕梁，中唐党争的主角们就已经粉墨登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懈可击的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远不如皇帝一次又一次的追问。象宪宗这样影响着历史走向的人物总是具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在具体事件发生前预先感知到它的发生。早在元和八年，他已经从长安上空敏锐地嗅到党争山雨欲来。
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大臣们不要陷入党争的泥沼后，宪宗似乎也意识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于是，他决定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阻止中唐党争的来临。因元和三年策论案一贬再贬的韦贯之，如今已经回朝担任宰相了。现在，他意外地成了第一位因为朋党而落职的人物。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性高洁的韦贯之与人结为朋党。可他得罪一个名叫张宿的小人。在张宿出使淄青的时候，宰相裴度想为他申请银鱼绯服的待遇。但梗直的韦贯之直指张宿为奸佞，阻止了这件事。张宿知道后，对韦贯之恨入骨髓。可他也知道，韦贯之操行完美无暇，很受皇帝的器重，没那么容易扳倒。小人只好隐忍不发，以待时机。
元和十年六月发生武元衡遇刺案。
武元衡和裴度是李吉甫去世后武力削藩政策的继承者。一时间，所有的怀疑都指向了曾和朝廷兵戎相见的河北藩镇。宪宗皇帝凭着神策将领的指控和京兆尹的询问笔录断定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是幕后的主谋，仓促下旨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等六道进讨成德。
此时，讨伐淮西吴元济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韦贯之提出了先取淮西吴元济、后讨王承宗的主张，以避免朝廷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但是宰相横尸街头的情景极大地刺激了宪宗的神经。他非常反感韦贯之屡次劝谏的举动。作为被害人之一，裴度也没有站在韦贯之的一边。武元衡死后，裴度已经成为宪宗皇帝最为倚重的主战派大臣。他的一言一行，对朝廷都有绝大的影响力。他和韦贯之在用兵成德的问题上存有巨大分歧，已经几次在御前发生争执。
圣眷已衰，和最有权势的大臣裴度又矛盾尖锐，这正是韦贯之最虚弱的时候。张宿终于等来了报复韦贯之的时机。就象李绛所分析的那样，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对品行无瑕的韦贯之来说，是最好的罪名。于是，张宿把“韦贯之结党”这样一个观点偷偷地灌输给了宪宗皇帝。那么，谁是韦贯之的朋党呢？张宿为他罗织了这些人：韦顗、李正辞、薛公干、李宣、韦处厚、崔韶……这份名单触动了宪宗皇帝对朋党紧绷的那一条弦，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去罢免曾经器重过的韦贯之。翰林学士、左拾遗郭求听说后，立刻上疏为韦贯之辩解，结果把他自己也补进了这份朋党名单，被免去翰林学士，就这样，韦贯之和所谓的朋党们悉数被放逐出长安。张宿也用自己的举动证实了韦贯之对他的评价。在被牵连的人中，韦顗、李正辞、韦处厚都是人品清正，为世所重。犯了众怒的张宿一手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在韦贯之朋党一案中，裴度作了壁上观。韦贯之被贬使他少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反对者，又强化了他的权威，所以他乐观其成。可韦贯之等人的出局导致裴度的势力空前强大，这同样引起了宪宗的警惕。当宪宗预备起用皇甫镈为宰相的时候，裴度上疏极言不可。早有成见的宪宗立刻把裴度的反对理解为党同伐异。在政敌的策划下，裴度也步韦贯之的后尘，离开了长安。
韦贯之和裴度是不是朋党，今天已经无法深究了。但宪宗从口头警告升级到实际打压，却表明他对朋党之争的忧虑在加深。
可惜，神明渐衰的他疏忽了身边一个可以被证实的朋党。真正的结党的，恰恰是裴度所极力反对的皇甫镈。他和令狐楚、萧俛三人同为贞元七年进士，交情深厚。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为贞元七年进士党。萧俛从元和六年起就充翰林学士。元和九年，因为擅长理财得到宪宗皇帝宠信的皇甫镈把令狐楚也安插进了翰林院。有两位同年同时供职于翰林院，给了皇甫镈很大的便利。但是，从武元衡遇刺到淮西之役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共同的政敌裴度如日中天，使三人都遭到了打击。元和十一年，萧俛因为反对裴度用兵淮西，和另一位同僚钱徽双双离开了翰林学士院。第二年，令狐楚又和宰相李逢吉一同图谋反对裴度。结果在裴度的反击下，李逢吉罢相，他也失去了翰林学士的要职务。可裴度还是没有放过他，下一年就把令狐楚赶到了华州。任命皇甫镈为宰相，也遭到了裴度的激烈反对。朝野上下，呼应裴度的声音此起彼伏。可以说，这是皇甫镈一党最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居然安然地度过了。皇甫镈在朝野一片反对的声浪中登上宰相的高位。这使局面顿时峰回路转。他立刻不失时机地推荐萧俛为御史中丞，帮助他钳制言路。元和十四年四月，裴度因反对皇甫镈拜相出镇太原，空出了一个宰相位置。皇甫镈又推荐了令狐楚，自朝议郎授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皇甫镈一道执政。这样，执政和监督两大权力都落入了三个贞元七年的进士手中。这一朋党的势力在元和一朝的最后时光里达到了颠峰。
皇甫镈援引令狐楚入相，打破了政治上的平衡态势，因此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满。
随着宪宗皇帝驾崩，皇甫镈被罢免。为了挽救贞元七年进士党覆灭的命运，令狐楚推荐了萧俛来接替皇甫镈。二人以宰相身份联袂入宫保住了皇甫镈的性命。如果说，皇甫镈曾是贞元七年进士党兴起的关键人物，那么在这个朋党瓦解的过程中，他也是最致命的因素。由于和皇甫镈走得太近，令狐楚也陷入了内外交迫的窘境。皇甫镈贬死后，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这时，李宥对萧俛还有好感。人们对与萧俛一党的令狐楚多少有些投鼠忌器，还没有人公然发难。但是，当年六月令狐楚的亲吏污赃事发，终于引发了攻击他的政潮。接着，又有人站出来揭发令狐楚在充奉山陵使，为宪宗皇帝营造陵寝、主持葬礼的时候纵容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翚勾结翰林阴阳官，克扣工徒的工钱，将克扣所得十五万贯当成节余献给朝廷，骗取政绩。令狐楚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被一贬再贬，到衡州去了。失去了同党的萧俛在宰相位置上也是去日无多了。
本为令狐楚赏识的翰林学士元稹也借着草拟《令狐楚衡州刺史制》和他划清界限。元稹没有高洁的声望；李绅没有深厚的背景；没有参加过科举的李德裕有声望却没有同年；有背景却为背景所累。过去的十年，李德裕、元稹和李绅在长安的履历一片空白。这使他们也没有时间在这里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由于李宥还在东宫的时候就非常欣赏他们，他们才得以在元和宫变后的第一个月就会聚在这翰林学士院，踏入权力的中心地带。在时人看来，他们也是一党，是所谓的“翰林三俊”。他们的对立面，就是整个长庆朝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