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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见陆曦对他的讲话，没有任何表示，以为自己的思路很合乎陆曦的胃口，便自言自语地继续往下说：“我是大清王朝康熙之后。复辟是列祖列宗赋予我的使命，是我老母亲的临终遗嘱。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新的时代，不可抗拒。因此，我对复辟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也就是说，我认识到不是非要复辟不可，只期望苍天能给我一个出头的机会，以告慰列祖列宗。而今天，我的这一期望，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事实，弄得完全破灭了，不仅如此，连我的命也保不住了。
“前年，我在旅顺口地方报纸上看到，东北各地农村都在进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这些农会不仅分了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的全部土地，分了他们的全部家产、房产，及其全部金银细软，还召开贫雇农大会，把他们拉出去批斗，并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再把他们拖到田里枪毙。甚至地主的家人、子女，也都被株连枪毙。
“我每看到上述这些报道，都被吓得胆战心惊、睡不着觉。我知道，我是中国最大最大的地主，也是中国最大最大的财主。而且我还当了多年日本侵略者的傀儡皇帝、罪孽深重。老百姓，特别是东北的老百姓对我积怨很深。如果当时我仍在东北，早已被东北老百姓粉身碎骨了。
“现在，我被押送回来了。我知道难逃一死。我的前途是直通南天门，死路一条。等待我的是上刀山、下火海、上绞架或是拉出去枪毙，别无任何生路。请问陆代表，能否给我一点提示，将会怎么处死我？
“如果天下有人能够死里逃生，我也期望能有这个机会。我不想死，我也怕死，但不知死神能不能网开一面！”
听起来，这位末代皇帝把死看得很重。其实，人生自古谁无死。怕死、不想死的人，不等于面临的就是死；而想死、不怕死的，也不等于就一定是不死。而溥仪把死看得如此之重，不会是姑妄言之。
溥仪和常人一样，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想从陆曦的口气里试探，他是否还有活的可能？是否真的难逃一死？有无死里逃生的一丝之望？
溥仪讲完后，直直地盯着陆曦，希望陆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能给他一颗宽心丸吃。
陆曦已摸到了溥仪的心思，并认定溥仪是个怕死鬼。
关于如何处理溥仪一事，陆曦也不知道。
因此，溥仪的试探，只会让陆曦清清楚楚地摸到了他的思想脉搏。
对溥仪的提问，陆曦虽不能正面回答，他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陆曦便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以稳定他的情绪，便向他谈起了国内情况。
陆曦说：1946年至1947年，正值苏联红军占领期间，在东北“中长铁路”一带，在大连、旅顺等地出版了一些新闻报刊。这些报刊报道了很多东北的局势和东北人民的生活情况。关于你谈到的“土改”、杀人的事，也正是在那时发生的事情。你所谈的情况，都是事实，不必隐讳。
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地区进行过两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对支援全国解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是在1947年到1948年初，东北广大农村的贫雇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斗地主、斗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3）
以地主、土豪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广大农村盘踞几千年，根深蒂固，他们骑在贫雇农头上作威作福。而贫雇农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了几个时代。条件一旦成熟，贫雇农就无所顾忌地奋起革命，要翻身、要解放，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斗争。这个斗争来势凶猛，你死我活，谁也无法阻挡，谁也不该阻挡，谁也阻挡不了。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变改。
在这一场大的变革中，旧的社会势力，免不了要受到很大的冲击。贫雇农组织了起来，成立农会，他们为了翻身，为了解放，为了得到土地、住房，就必须彻底搬掉压在他们头上的这座封建大山。为此，贫雇农杀了不少地主和恶霸。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但是，这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杀人行动，已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1948年初，中共中央为了纠正土改中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行动，特向解放区颁发了“土地法大纲”，为以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提出了明确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制止了一切杀人、打人的极左做法。
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农村办事就有法可依了，对待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恶霸，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审判后处理。因此，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旅顺报纸所报道的情况，是事实，但也是一些已被纠正的、办错了的事实。
陆曦没有直接回答溥仪的提问，既没说溥仪一定会免于一死，也没说溥仪必死无疑，只是用一些具体事实，讲了东北地区的土改过程和党的土改政策。
溥仪听了，很为振奋，似乎他已获得了满意的答案，似乎他已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求生不是没有希望的。
溥仪当年投降日本黄袍加身
溥仪当年投降日本，黄袍加身。是铁的事实，罪责难逃。然而，他为了求生，不惜昧着良心，把这一卖国求荣的主要罪责，推到同伙身上，妄图转嫁祸水。
溥仪得知陆曦是周恩来外长派出的代表，便想利用他向中共传个话，为自己开脱一下。
于是，溥仪便扭转话题对陆曦说：
“当年我在天津为民的时候，曾经盘算着复辟大清王朝。但苦于没有人马，又没有时机，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曾想放弃复辟。可我又觉得那样无声无息地混下去，很不甘心。在这一个自相不一致的心理状态下，我听信了投靠日本的郑孝胥的谗言，上了日本人的当，一步步地去了东北，当上了傀儡皇帝。
“当我刚到东北，打算借助日本武力复辟王位的设想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有几个原东北各省省长，已经抢先投靠了日本，并拉开了一个占山为王的架势，并在客观上成立了伪满洲国，没我不少，有我不多。这几个原东北各省长，不是别人，他们就是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景惠、熙等人。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一：
“张景惠联合原东北各省省长、秘书长及原东北军的个别军阀，在我到东北之前，就投靠日本关东军，组成了一个‘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自成一体，下设多种机构。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依附于日本关东军的国家实体。
“当我到东北之后，日本关东军头目拿着这个委员会的名单，逼我接受这个组织机构，并声称要成立一个以我为首的伪满洲国。同时，日本人还用种种威胁口气，压我就范。对此，我是接受还是拒绝，仍是一条活路和一条死路的抉择。我怎么办？
“我如果拒绝，就意味着，没有我溥仪，这个东北行政委员会照旧可以维持东北大局。我如果接受，即可当上皇上。在这个大局已就，别无退路的情况下，我才投靠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皇帝。
“根据以上事实，我要声明，在成立伪满洲国这一罪行中，我是被动的，郑孝胥、张景惠这些人是主动的。他们是走在前面的。
“我和张景惠等人不同之二：
“张景惠等人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他们的亲友、部下、朋友在进关之后，都加入了国民党，或者是为国民党奔波。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国共之争的年月里，张景惠等人不担心落到国民党手里，却十分担心落到中共手里。在国共打起来的时候，张景惠等人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共成不了大气候，国民党不会垮台。因而，他们都给自己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一旦苏联放他们回国，他们就会立即和国民党取得联系，带上他们的老本，去为国民党效力。而我本人和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
“张景惠人虽然年事已高，但野心仍然很大，他把保押在国民党身上。在苏联期间，张坚持要回国，打算和国民党合作、大干一场。因此，他对被俘虏到苏联不满，也与共产党格格不入。
“我对国民党历来就恨之入骨，是国民党把我撵出紫禁城，是国民党毁了我的一切。我对中共，对朱、对毛虽然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但没有恶意。”
我在旁听溥仪这么一讲，心里有些反感，很看不起溥仪，认为溥仪不仅是个投靠日本、大节可耻的小人，而且在人格上也是很为低下，没有一点敢作敢当的骨气。这个伪满皇上，在和中共代表第一次谈话中，就把出卖祖宗的大罪，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身上，实在是卑鄙龌龊，而且在话中还充满了一股“政客”的味道。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4）
此时，陆曦皱了一下眉头，略微停了一会儿，然后，他仍从容自如地，用讲道理的办法，直截了当地说了溥仪几句，实际上是把溥仪挤对了一下。陆说：“我听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些看法，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就是你肯直截了当地讲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但对你提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不能一一给个明确的答复。我相信，以后会有人回答你的。
“今天，对你谈到的一些错误看法，我不能不本着‘知无不言’的态度，给你提出来。我这样做，说不定对你还有点帮助，至少也会起到提醒你的作用，以使你对国内情况有个正确的了解，使你对一些问题的糊涂看法，能有个新的认识。
“譬如对国民党的看法。我们是和国民党打了几年仗，由于人民站在我们这边，取得了胜利，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国民党人都看成是我们的敌人，况且我们和国民党在历史上还有过几次合作。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的顽固派，当时称反动派，是蒋介石及其一小撮。就是这些顽固派，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围攻人民的解放区、发动了中国内战，使中国老百姓惨遭战火之苦。今天，他们仍然虎视眈眈地要反攻大陆，妄图让老百姓再受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因此，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是恨之入骨的。但我们从不把国民党看成是漆黑一团，看成是铁板一块，好像洪洞县里就没有好人似的。
“我们对长期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员，历来是尊重的和爱护的。他们有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和中共相处在一起，共议大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深受人民的爱戴。而那些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那些死心塌地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国民党顽固派，今天盘踞台湾，不时地向大陆派遣特务和间谍，妄图里应外合，反攻大陆。因此，应该说与我们为敌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笼统说的国民党。
“你说张景惠和国民党有关系，这不足为奇。但要看，这些国民党是否仍然与中国人民为敌，是不是属于那一小撮顽固派。
“关于张景惠在伪满洲国的所作所为，犯的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我们不会由于他和国民党有关系，而笼统地加罪于他。
“当然，你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情况是好的。关于你和张景惠等人有什么区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