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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校说：“五年前，溥仪在被俘前想去日本，打算投靠日本天皇。他是死心塌地妄图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伺机打回东北，复辟王位，很不愿意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溥仪也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将大批沙皇贵族发配到西伯利亚。有些幸免逃脱的沙皇贵族，也都流亡国外，有的去了法国、西欧，有的去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他们大部分都死在国外。他们的后裔也没有任何作为了。因此，溥仪早就预料到，北上投奔苏联是没有出路的。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我们向日本宣战的第三天，他们竟成了我们红军的俘虏。
“苏军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将溥仪等人虏到苏联远东地区。为了对中国人民有个交待，我们对溥仪并没完全按战俘对待。他们住的是大旅馆，并有众多后勤人员、医务人员为他们在生活上提供很不错的照顾。
“这样一来，反给溥仪等人造成了一个错觉。他们以为苏联对他们很宽厚。于是溥仪等少数人用收买的办法，贿赂我们的看守人、服务人员、甚至军官，妄图获得自由。收买不成，溥仪便公开提出要在苏联政治避难。这些小把戏，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可能十分奏效，而在我们那里，此路不通。
“溥仪为这些事折腾了几年，仍不死心，他便直接上书给斯大林。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代历史人物，可与元首平起平坐，其实，在我们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垃圾。他的上书，我们可以转，但至今谁也没理他。我们知道，苏联最高苏维埃，对溥仪的处理，早有既定方针。
“这批大臣们的心理，我很明白。他们都想回国，一是因为中国有他们的妻儿老小；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年事已高，不愿意死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不愿意死在远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死也死在老家，埋也埋在老家的坟地上。至于几个年轻人，他们无所谓。他们只是工作人员，并无大罪，都希望早日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中校正在和陆曦谈话中间，移交工作已经开始。58位俘虏一个接着一个，相距有五步之远，由苏联车厢下来，都老老实实地走一段路，再上中国车厢。
这些鱼贯而出的人，多半已年过花甲。他们有的行动不便，老态龙钟；有的身体还行，昂首挺胸；有的人走路神态有些紧张。但他们当年那种出将入相、作威作福的架势、官气、傲气和霸气，早已荡然无存。有不少人在走这段路的时候，还偷看周围的情况。其实，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小火车站，看不到有什么士兵在周围监守。这种脱离开刺刀监视的活动，是他们预料不到的。他们能看到的只是在不远处几个人（一是苏联中校、一是陆曦、另有我和一位公安部的便衣）在监督他们上车。
在下车走路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老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面向我们两腿并齐，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敬礼。此时，陆曦立刻摆手示意，让他上车！这个行礼的人，为什么鞠此大躬？是渴望中共代表高抬贵手呢？还是以有罪的老身向祖国忏悔？还是眼前没有刺刀押解，而意外亢奋？谁也弄不清。前面有一个鞠躬的，紧接着又有两三人向我们行礼。第四个下车的人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背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陆曦忙问：“这是谁？”中校答：“他是熙。”
熙是东北名人，是最早向日本投降的汉奸。他已年过六十岁，体弱多病，不能行走。
最后下车的是溥仪，他下车之后，明目张胆地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什么。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7）
溥仪突然回过头来，向苏联列车门前的阿斯尼上尉点了点头，以示道别，而对站在50米外的中苏移交战俘代表，不屑一顾。他那种当皇帝的派头，依然如故。
溥仪此时走起路来，像只鸭子，头抬得很高，脖颈挺得很长，旁若无人，傲气十足。如果此时他穿上龙袍、挂上玉带，脚蹬朝靴，一定会迈开八字方步，摇摇摆摆，不可一世。如果此时他穿上日本天皇赐给他的皇帅军服，头顶帅缨，脚蹬皮靴，虽说像根竹竿，也会使他感到高人一等。然而，今天既无龙袍，也无帅服，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白衫衣，没有领带，脚下穿了一双皮拖鞋。再往上看，他把分头梳得光光的，带着一副金丝眼镜，其相貌还不错，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虽不说是仪表堂堂，却也帅气十足。只是他那双鞋不太跟脚，走起路来，不大利落。当时我很奇怪，这个腰缠万贯的末代皇帝为什么只穿了双拖着走的皮鞋？
这时，我公安人员来报，溥仪等58人都一一移交完毕。其中有溥仪和他的随从。这些随从有毓、毓、毓和李国雄等8人；有伪满洲国内阁各大臣：总理张景惠、各部大臣有熙、臧式毅、邢士兼、次享、于镜涛等13人；伪满洲国将级以上军官23人、军官1人；伪满洲国外交部职员13人等。他们都一一登上了我们的火车。
当时，我从旁向这公安人员提了个小问题。我问，背熙上火车的那个年轻军官是不是溥杰？回答说，不知道。在这十分严肃的外交活动中，我不该提出这类无关紧要的问题。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
我提这个问题，出自两个因素：一、陆曦和我都很佩服年轻军官这种不弃病重老人的义举；二、当时，陆曦估计，这个年轻人一定是溥杰。因为我们从资料中得知，溥杰虽然是溥仪的胞弟，醇亲王奕之孙，载沣的次子，也属“龙子龙孙”。但他去日本留过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一个有过特殊军事训练的军官，而且他曾在伪满洲国担任过宫内府侍从武官。我们想象中的溥杰一定是一位体魄雄伟、身高过人的军官。这天看到的这一切，使我们对溥杰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至于这位年轻人究竟是不是溥杰？只好慢慢观察了解。
战俘移交完毕，陆曦立即将一份“换文”交给苏联中校，并向他表示致谢，然后握手道别。
中苏双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圆满结束。
火车开动，开始了我们在长途火车上的工作。
58人上车后的座位安排，由我公安人员逐个分配位置。除溥仪外，每两人坐一个三人座的位置上；另一边两人座的位置，坐一人或两人。这些人不论年纪大小、原来是什么“贵人头衔”，都一律平等，各得其所。都坐得很宽敞、很舒服。溥仪被安排在这一车厢的最后边。他一人坐在相对六人座的位置上。
溥仪的座位旁边，相隔人行通道，就是陆曦和我的座位。陆曦和我分坐在相对的两张两人座的位置上。这样的安排。至少可以让这位皇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知道，共产党老干部陆曦也和他们一样，坐在这硬板座位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和溥仪坐斜对面的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位“真龙天子”有些什么动向。
溥仪上车后，神情惶恐，坐立不安，他时而立起身来，前看看，后看看，东摸摸，西摸摸；时而坐下来，把窗前的茶几摸个遍，如同刚进幼稚园的孩子，看什么都新鲜。在我们眼里，早已看不出，像小说里所描述的皇上，有什么龙姿龙态，有什么九鼎之尊，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威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
我猜想，溥仪这些很不自然的动作，也许是他对这三等硬座火车不习惯、不满意，又不便发泄所致。当年，溥仪出城乘的是专列公务车。车内有沙发、有软床、有浴池、有厕所。而今沦落到坐硬座车的下场，有些沮丧；也许是他发现和诸大臣、伺从同坐在一个车厢里，而且座位一样，同等待遇，平起平坐，很伤其当皇帝的尊严，面子有些过不去；也许他原以为，一上火车，就会被戴上手铐脚镣等等。
我在琢磨皇上的一些行动的同时，出于好奇，看了一下溥仪穿的那双拖着的皮鞋。这是我第一眼见到溥仪时，给我留下的一个怪印象，他身穿西装，脚踏拖鞋，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皮鞋是一双好端端的皮鞋，只是由于没有人帮他穿鞋，竟是他硬用双脚将后帮儿踩扁，踩成了一双拖鞋。
我们对其他57人也很好奇，很想知道各位大臣老爷是否也这样惶恐不安。火车开动不久，我借去卫生间的机会，从车厢后头走到前头，又若无其事地走了回来。只见，这些诸侯坐在座位上，都是一个姿势，就连年老肥胖的张景惠（伪满洲国总理）也是如此，都把脸绷得紧紧的，把腰板坐得直直的，双腿并齐，目不斜视，有的人在发愣，有的人在发呆，活像一排排活木偶，一动也不动。这是为什么？他们怎么啦？是不是被老毛子折腾得神经兮兮了。
我回到座位上，小声和陆曦讲了所见到的怪现象。陆说：“溥仪这人的思想复杂些，其他人不好说，估计他们都有些紧张。”
“真奇怪，这车厢里，除了我们两人，一个外人都没有，也没有武装押解，他们紧张什么？”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8）
我们正在议论时，负责这车厢的公安人员小王和列车员走过来请示陆曦：一、等一会安排吃早饭，餐具都是铁路分局经消毒送上车的；二、前头有人很小心地问我们，可不可趴在车窗边往外看？还问火车是否开往北京？这些问题是回答好呢，还是不理他们好？陆曦说：“按火车上的规矩，准时开饭。关于往外看的事，你在开饭的时候，告诉他们，可以看，不要太拘束。”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可为什么这些人上车后，神情如此紧张。大臣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皇上像个小偷似的东张西望。原来他们不了解为什么把窗户用报纸糊了起来，只在窗下留下一道不足一寸宽的小缝。他们想低头偷看一下，又怕犯规，也不敢多问。
这时，列车员和公安人员小王在车厢前头，大声宣布：“我是列车员，我和小王共同在这个车厢里服务。首先，我欢迎各位。既然都是这列火车的旅客，大家就不要太拘谨。有人问我，可不可以从窗户下面的小缝往外看看？其实，这样的事，不必问，是可以往外看的。东北的大好山河，有什么不可看的。只不过，你们看的时间长了，会把脖子扭酸的。”列车员这么一说，全车的俘虏都活跃了起来，有的人还咧开大嘴笑了几声。列车员稍停后，又接着说：“现在我们准备安排各位在座位上吃早饭。早饭前，每人发两个饭碗、一双筷子。饭后，你们自己到盥洗室，把碗筷洗好，再把这吃饭的工具保存好，下顿再用。今天的早饭是大米稀粥、花卷、咸鸭蛋和咸菜。”小王接着补充说：“你们已经回到了祖国，已经到家了，不要那么紧张，随便一些。中央政府对这次的移交工作很重视，还派来医生陪同。谁有病，谁有什么不舒服，就到车厢前面找李医生看看。”
小王把话刚讲完，这些发呆犯傻的老少爷们，可真的活了起来。彼此交头接耳，从窃窃私语到一片欢腾。有的人开始伸伸懒腰，有的人左右摇摆，松松筋骨；有的人偷偷地弯下腰，顺着窗户小缝向外张望。车厢里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一位年过花甲的伪大臣对小王说：“刚上车，看到窗户被封，两墙相夹，没有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