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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官也只好举手点头以礼相待。这时，站在新闻官旁边的这位苏联记者说：“都是相识的朋友，久未相遇，何不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喝上一杯，聊聊天，岂不是一件很难得的好事。”
新闻官觉得不妥，他很敏感地意识到，他和这几位苏联记者都是因工作关系相遇、相识的，并没有深交，对他们也不甚了解，贸然和他们一起吃饭，多有不便。同时他还想到，外交纪律要求很严，在和外国记者接触中，万一失言，岂不是自找麻烦。于是，他便婉言回答这位苏联记者说，感谢他们的美意，只是自己有事，要快吃早走，不过去打扰苏联各位朋友了。
苏联记者已看出新闻官是在推托，便很坦率、很诚恳地对新闻官说：“今天是假日，都在休息，就是有工作，也得吃了饭再说。我们四个人都是你的朋友，能够在餐厅和你相遇，机会难得。假如将来你去莫斯科工作时，在大街上碰到我们，你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单纯地是为了友情，没有任何其他含意。来吧！别客气啦！”
在这一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新闻官不便再过于生硬，硬是把人间友情拒之门外，似乎显得中国人不懂礼节、不懂友情。
就这样，新闻官便很勉强地被请到了四位苏联记者中间坐了下来。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干部不管处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出自友谊和工作需要，可以和外国朋友自由接触。特别是对方主动向你作出友好表示，可千万不要拒绝，要注意礼尚往来。这一点也曾有过明文规定。假如偶然和外国朋友相遇，要很自然地处理好有来有往的友好活动。
甚至在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外交部干部和这类国家的朋友接触，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和约束。然而，在那一段时期，由于双边国家关系，双边人员的非正式的接触，虽有，但不多。
龚还说，为了开展工作，为了锻炼干部，我一贯主张，我们的干部应该无拘无束地和外国记者交朋友。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鼓励外交部干部不管是使团中活动、还是在其他大、小型外交活动、以及在非正式场合的交往活动中，都要大大方方，不要有什么顾忌。而且我也曾向个别人讲到，我们在30～40年代是如何和外国记者交朋友的，是如何开展民间友好活动的。切不能坐在家里等工作。因此，我们一贯给我们干部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机会和外国记者接触。
这天，苏联四位记者和新闻官坐在一张桌子上，都是年轻人，大家很快就像老友聚会似的又吃又喝。
我们这位新闻官从外交资历、业务能力到外语水平以及外事经验都比四位苏联记者要高得多，应付这些记者的能力绰绰有余。因而，这顿午餐在新闻官主动周旋和盛情关照下，都吃得很开心，但时间也稍为长了些。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2）
饭桌上，他们谈话的内容，十分单一，谁也不谈正事，谈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生活小事。
苏联记者最感兴趣的事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他们的中文口语。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在莫斯科学的中文，在书本上的功夫挺不错，而口语却实在不行。
五个人间的谈话随随便便、东拉西扯，没有主题，但双方都十分满意。
谈话的兴趣虽然很浓，但也不能无休止地谈下去。最后还是新闻官主动提出告退。苏联朋友也同意。
就这样，新闻官和苏联四位记者在餐厅门口分手，各奔南北。
这场友好交往的聚餐就是这么简单。但谁也没想到，这顿饭却成了新闻官一场飞来的横祸。竟被有关部门认定是，新闻官在向外国记者传递情报。
第二天一上班，龚澎得知此事十分惊讶，她当即向有关部门表示：该新闻官是我们司里的业务骨干，他平时的工作任务就是和这些外国记者打交道。外交部的干部和外国记者吃顿饭，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不存在什么里通外国的特嫌问题。
事后，龚澎非常明确地告诉该新闻官说：“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弄明白了。你受了委屈。这件事就算已经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及这件事了！”
接着，龚澎十分感叹地对我说：“经过一段平静之后，来找我外调这件事的人络绎不绝。
“凡是找我外调的人，我都明确地告诉他们，该新闻官是我司的好干部，没有任何重大错误问题。他和外国记者吃饭的事，只是一场误会。我的这番话也不知他们听进去了没有？！
“现在可好，‘文革’一开始，就更热闹了。
“也不知是出自何方的专案组，也找我调查这件事。而且他们还硬是把一个很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仍把此事说成是个十分玄乎的里通外国案。真是气死人。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965年，王炳南因和董国瑛（被人误定为国际间谍）见过几次面，竟被谢富治、康生定罪为“特嫌”、向国际间谍泄露外交机密。接着，康生通过周恩来，下令停止了王的对外活动，实际上是，下令撤销了王的职务。
要了解王炳南和董国瑛的相识关系，还得从四十年代王和董母、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相识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叶，王炳南和潘汉年一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王受党中央指派，做爱国将领杨虎城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中共又安排王以宋子文的专员身份和杨虎城的代理身份，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部长。从此他和夏衍、潘汉年等人活跃在上海滩。因而，王对上海各界、特别是文化界、演艺界的人和事十分了解。就在这一时期，王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董竹君。
在多年交往中，王炳南对董竹君的情况比较了解。王深知，在抗日战争期间，董竹君在经营“锦江”的同时，做了不少有益于公众的好事；她曾设计送一些青年去苏北淮阴解放区；她对文化界夏衍等人给过某些帮助；她也对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活动提供过方便。对此，王曾说：“董竹君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她为我党做了一些好事。我主张，对人家为革命所付出的辛劳，不管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我们都不该忘掉，不能让这些同路人寒心。”
王炳南是位不忘旧好的热心人。他和董家的往来，多少年来就没中断过。
王炳南和董竹君之女董国瑛相识和交往，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董国瑛还只是一个刚离开沪江大学、投入革命的青年党员；而王炳南已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人各自的处境、地位、年龄都有一定差距。为什么他们俩竟能交上朋友，而且还是一生不断交往的朋友呢？这还得从他们两人的偶然相遇说起。
1946年底，董国瑛奉命从苏北部队回到上海。她在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影响下，也是为了祖国的需要，很想出国专修电影专业。为此，她在董竹君的帮助下，多方面进行活动。很快，她从唐纳（即：江青原先的丈夫马季良）那里弄到了一份“苏联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然后，她就此事又征得了苏北党组织上的同意。但她苦于不知怎样才能获得出国护照。对此，苏北党组织建议她在上海找夏衍帮忙。
夏衍和董竹君很熟。战后，新装修的锦江饭店特设了一个“特别间”，专供文化界人士聚会之用。夏衍就当然成了“特别间”的常客，而且连吃带用从不掏钱。
一天，夏衍到锦江川菜馆吃饭。董竹君将其女国瑛希望出国求学一事，告诉了夏，并请夏帮忙办理出国事宜。夏对莫斯科电影艺术学院比较了解。从我国电影事业长远发展考虑，夏非常赞同派学生去苏联攻读电影专业。于是一口答应，将托人为国瑛办理出国手续。
几天之后，夏衍来锦江给董家母女带来不很乐观的答复，他说：“此事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目前国共谈判出现僵持，局势尚不明朗，因而许多事都不好办，还要慎重考虑。在目前情况下，董国瑛不论是秘密北上出国还是公开北上出国，都不是时机。如果是秘密出国，苏联朋友把国瑛藏在苏联船舱里，偷偷出境。这样做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万一被国民党当局查出，就会直接影响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政治关系。而且，目前苏联官方明确反对秘密用船带人入境。这一点是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正式答复我的。如果是公开北上出国，就必须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出国留学的申请。这申请且不管教育部门批不批准，仅就去苏联的出国护照就不好办。目前去苏联，是件比较敏感的事情。弄不好，我们不仅拿不到护照，反会被误解去苏联有其他的目的。得不偿失。现在看来，这件事不好办。当然，不好办，不等于不办。我准备就此事和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说说，请他帮帮忙。”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3）
一天，王炳南由南京到上海出差，住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王这次来上海的任务是：1。召集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人，传达中央有关当前形势的指示精神；2。为贯彻周恩来“尽早培育外语人才，储备外语干部”的要求精神，拟在上海选拔一些思想进步、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送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培训。
王炳南在上海得知董老板女儿董国瑛要求留苏受阻一事，立即向夏衍表示：“上海的进步青年有抱负、有志向，我们应该给予爱护和帮助。”王当即请夏转告董国瑛，如果一时出不了国，也不要着急；可安排她先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学习；将来需要外语的地方很多，出国学习的机会也很多。
接着，按照王炳南的要求，上海地下党立即安排招收学生。录取的学生都要经王再面试一下。最后，王还要和全体学生见见面、讲讲话。这些活动都安排在锦江饭店进行。
王炳南办事周到，当晚和夏衍去见了一下“锦江”老板董竹君。
董竹君对王炳南十分热情，一再向他表示，希望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各位先生常到“锦江”来做客、用餐、会客、搞活动，还有一个“特别间”可提供给各位随便使用。
王炳南听后很高兴。王在上海各界的朋友多、应酬也多，请客吃饭必不可少。他听到董老板如此热情的表示，忙说：“我只要来上海，必来锦江菜馆。”
“今天我们来，有一件事需要董老板帮忙，”王炳南接着说，“我们打算在上海各区选择一些青年学生，送到张家口外语学校去学习。你也可以帮我们选几个学生。然后，我们还准备在这‘特别间’对个别学生进行一下面试，谈谈话，不知是否可行？”
董竹君说：“这件事谈不上帮忙。你们有什么要办的事，我们尽力协助是应该的。选学生一事，可让我女儿董国瑛去办。她曾是沪江大学学生，她有些进步同学，都可列为选择对象。在‘特别间’面试学生，不成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不必在‘特别间’，可到我家去面试学生为好。我家住在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31号（现路名：陕西南路凡尔登花园31号），那里很安静、很方便，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王炳南当即表示赞成董竹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