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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
“我是余湛，炳公（王炳南）在吗？”
王炳南从1964年由波兰回国后，出任主管苏联东欧司的副部长。余湛是苏联东欧司司长。
余湛当时在外交部曾有五个红司长（能干的司长）之一的美称。此人精明强干，办事能力较强，文字功夫不错，胆子也大，脾气却也不小。正是由于余在业务上比较拔尖、头脑清醒、记忆力又强，所以他深受几位部领导的赏识。
余湛的工作特点是，敢负责任，遇事不管大小，他从不往上推，也不往下卸。在一般情况下，除重大外交办案或调研外，他自己能处理的小事，从不随意打扰王炳南。因此，只要是余找王，我们都为他开绿灯。对此，大家上上下下都配合得很默契、很协调。这天，余来电话找王，必然是有要事请示。
余湛听我说王炳南不在办公室，他并不罢休，接着就说：“我驻某国大使已奉调回国，他现在在我这里。”
“回来得这么快。关于该大使（下称该大使）调回来的问题，你跟他谈过了吗？”我接着问。
余湛没回答我提的问题，却答非所问地说：“按回国述职的惯例，该大使跟我们谈了有关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和该国对国际问题和对华的态度。最后，他也谈了使馆的内部人事等情况。”
我问：“他谈到我代表团去访的接待情况了吗？”
“是的，该大使谈到我代表团出访，对推动双边关系，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余湛接着又说，“该大使提出了一个他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他这次奉调回国，不知有什么特殊需要和任务。对这个问题，按惯例，还是请部里领导跟他谈吧。因此，希望炳公尽快见他一下，跟他谈谈。这也是回国述职的老大使的必然程序。什么时间见该大使，得看炳公的日程和方便。”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便直截了当地问余湛：“他被调回的原因，自己知道什么不？”
余湛在电话里没直接回答我，又是答非所问地说：“请炳公快些见他一下吧！今天先请该大使回去，请他等候王办的电话通知，你看好吗？”
我踌躇片刻，我已感觉到余湛没跟该大使深谈，没告诉他被调回的原因。我出自对这位老大使的同情，如不尽快安排王炳南见他一下，似有不妥。我当即告余：
“请该大使明天上午10时来王办。如有变化，我将直接通知他。”
在通常情况下，大使在任期间，只要临时回国，或卸任回国，都必须事先请示国内同意，方可启程离开岗位回国。
这一规矩，是在建国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资深的大使，在国外没经请示，也没给国内打个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国了。此事，引起周恩来大怒，并以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位驻外使节没跟国内打招呼，便擅离驻在国首都，去外地参观了。这类离谱的事，都受到了严厉批评。这些事都对外交部震动不小。上上下下都把这些过失，作为重大教训，引以为戒。从那时以后，外交部就明文规定，大使在外，如需要中途回国，包括休假、述职、陪驻在国元首访华以及任期已满，均必须事先请示国内，须得到批准同意后，方可启程回国。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2）
须知，每位大使回国前的请示，都是经过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意见，报请部领导批准的。因此，每位大使回国后，不管事大事小，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先到司里去谈谈情况，然后再到部领导那里去谈。而且，大使回国的有关问题，不管事情机密程度是大是小，各地区司的司长是知道的。
该大使上任刚到一年，就被紧急召回，另有任用。此事本身就已经违反常规，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测。特别是他本人更是急如星火地要知道被召回的原因。在这情况下，余湛应该如实地、毫不含糊地把召回他的原因告诉他，甚至可以告诉他，召他回京是上面的决定，外交部是照办执行的。这样也可让他早些了解实情，以解除人家的疑虑。然而，余湛没这么办。
余湛和我通电话时为什么含含糊糊地答非所问？我当时估计到，要么是余和我通话时，该大使就坐在旁边，余不便说。余是搞过机要工作的，办事谨慎，不该多说的话不说。他答非所问，我也听得明白，也没再问下去；要么是，该大使资格老，由司长跟他谈这类罢官之事，多有不便；要么是，余本人对匆忙罢官一事不满，思想不通、有保留，但又不能不照办。于是乎，余就采取了一个绕道而行的办法，把皮球踢给了王炳南。
事后，余湛表示，这件事不大好说，不好直说他是因为“抢镜头”被撤了职。况且，该大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什么人拍照抢了镜头，他也没弄清，怎么跟人家谈。撤人家的职，不是小事，谈不好，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所以，他认为此事，由炳公出面跟该大使谈比较妥当。
怎么办？
王炳南要和该大使谈清召回的原委，就很需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此，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去值班室等处查清处理此事的全部过程。
五天前，在外交部值班室，曾有几位秘书议论过此事。
那几年，国际形势对我不利。美苏两霸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苏联则在武力要挟中国的同时，还大力组织反华大合唱。这一紧张形势，对我造成不小的压力。为了摆脱这一对我不利的局面，也是为了向许多建交国家进一步阐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反霸立场，以抵制霸权主义国家的外交攻势，我国则利用一切机会，在外交上开展一些活动，派出去、请进来，多做工作，多交朋友，以扩大影响。就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这年的夏秋，我国派出了一个规格较高、有康生在内的代表团，出访该大使所出任的国家。
这一高级代表团回国后，按照康生的指示，办了两件事：一、康生交办，说我驻该国大使照相时抢镜头，目中无人，不宜继续在外当大使，立即调回；二、命外交部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报，召回该大使。
此事办得突然，实在不合常规，但来头不小，是康生交办，则震动很大。因此，办理此事的我们这些经手人，都不便多问。尽管许多情况都弄不清，但这件事毕竟是件不太体面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个半死，丢了官，所以经手人尽量把它的过手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
我们不便多问，也无处去问，不等于我们没有疑问。在我们心里对“抢镜头被罢官”这件事，就一直摸不着头脑。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是出自什么理由，对该大使的处理心里有些疙疙瘩瘩，疑惑不解。
抢镜头是个错误，是外交官的大忌，但这错误还不至于构成罢官的理由，它与政治问题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因为这点错误（抢镜头），就把一个全权大使拉下马，实在有些玄。说不定，撤销该大使的职务还有其他什么罪过吧？！
说心里话，这种疑惑，在当时，还不是怀疑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在我的思想里，还没达到怀疑康生的境界。只是像这样一个大的人事调动，我们没看到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也就是说，此事没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关情况。此事就是这么简单，一锤定音。这样的做法，从外交业务以及干部政策上去分析，我们总觉得有许多问题难以理解。
我之所以不理解，是出自设身处地地研究了一下。试想想看：
我重要代表团出访时，外交部对使领馆都有明确指示，必须给以高度重视。前方大使一方面须向驻在国交涉，请其按外交礼仪给以正式接待，并落实到每个接待细节，都要合乎国际惯例和相互对等关系；另一方面，我大使要亲自过问每个接待环节，并为代表团的出访提供一切方便和照顾，不得怠慢。对此，不必多疑，任何一个大使对这类属于大政方针之事，都有水平应付，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如果在接待工作上出问题，也只能是由于大使照顾不周，出在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故上。
关于抢镜头这件事，是该大使有意对国家代表团不敬，还是无意之中抢了镜头。前者谁也不敢想会有这么胆大妄为的大使，后者应属无意之错，情有可原，何必大惊小怪。
仅就对外来说，一个大使在外国人堆里抢镜头，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活动中拍照，谁站在什么位置，都由礼宾官、或驻在国礼宾官安排。谁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礼宾顺序，谁也站不错，谁也抢不了镜头。
其次是，在通常情况下，大使是代表国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应安排在代表团团长之旁。如果出现在机场等临时场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团长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过于挑剔。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3）
再其次是，大使由于一时不慎，站错了位置，却又没造成不良的对外影响，驻在国也没有这类问题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对内来说，代表团和使馆人员内部拍照，虽然比较简单，但其座次顺序也都是由礼宾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随便乱坐的。假如在内部拍照，大使不听礼宾官的安排，抢了镜头，不管出自什么原因，确实是大使的一大过错，应该给以批评指正，但不至于以此为由罢他的官。
况且，由于“抢镜头”内部原因而召回大使，会被驻在国看成是一个外交行动。因此该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对外、对内，都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顾一切内外影响，下令召回该大使，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达的这一决定，谁也不便怀疑这决定是否正确。尽管我感到有些问题还没弄清，但也无处去问，也不便多问。即使是有个别人知道一点代表团的内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说个明白。
因此，在这样有些事还弄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向王炳南汇报，我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能如实地汇报，知多少，讲多少。除了较为明确的两点：1。康生交办，该大使“抢镜头”目中无人，立即调回；2。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电召回等，我必讲之外，再把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向王说说。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当天的日程后，便问该大使和司里谈的情况。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该大使谈过此事，但没讲将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谈。余建议请部里跟该大使谈。接着，我大胆地说：“‘抢镜头’的具体情况，我一直弄不清，又无处了解。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让人高深莫测。”
王炳南听后立即表态说：“党内有许多人事问题，不经研究，一个人就可下令给人家定罪，目中没有党章、没有国法、没有组织原则。此事已经过周总理。我们要相信总理，只能照办，不能添乱。”
接着，王炳南对我讲了三句话。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道理清晰，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一、外交无小事，对一个驻外使节来说，都要把这一警句当成紧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脑门上；一个使节的举止形象，将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切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