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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之后，斯大林又在恢复和繁荣经济等方面付出了心血，作出了成绩。与此同时，他又和美、英、法等几个大国就恢复世界政治新秩序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当然，斯大林生前也犯了不少错误，诸如在苏联国内的某些政策上的错误；党内思想斗争中的极左错误。这些错误，特别是在处理人的极左错误，不仅在国内、党内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且对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王明、康生二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换句话说，王明和康生在苏联学到了不少极左的整人的手段。
特别值得提及的，当年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王明路线”就是在斯大林支持下干的。同时，斯大林还竭力反对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甚至还以第三国际（该组织已经解散）名义，给中共下命令，制止中共革命。该命令曾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另外，斯大林对外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够可以的了。首先，斯大林在新中国成立前，对我们的革命事业并没给过同志式的帮助，反而在我们极为艰苦的时候，他却竭力支持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其次是他和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条约，侵害中国的主权、分割中国的领土。
尽管上述种种，然而，斯大林在我们一代人的心目中，在苏联内外以及在当年国际共运和进步人士当中，还是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斯大林生前十分注意维持自己所独有的风度和气质。他那手拿英国邓希尔公司白点标记的烟斗，面带微笑的形象，在苏联家喻户晓；他那不慌不忙的慈祥神态，给人产生一种信任感。上世纪年代那些苏联电影，对斯大林的描写比较细腻，曾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斯大林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伟人、领袖形象，致使他本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神化了起来，并逐渐有意无意地对客观事物失去了应有的正确态度：头脑发热、惟我独尊、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对人对事则一步步地产生了某些疑心和戒心。
而斯大林周围的人以及有关人员则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位绝对正确的代表，对他惟命是听，百依百顺，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特别他身边的那几个野心家、阴谋家，如赫鲁晓夫之流的人物，一直把斯大林吹捧得晕晕乎乎，从而逐渐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虽然很伟大，很有功劳，但他和普通人一样，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这应该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情。
斯大林到了老年，也和一些老百姓一样，都会出现些老年人的毛病，也就是人称的老年病，诸如思想比较固执、比较多疑，喜欢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谁要向他提什么反对意见，或不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就会被看作是对他不忠、被看作是别有用心。他老年对人对事的毛病，是长时期形成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他这毛病对待下属是如此，对待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
当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铁托，不愿完全听命于苏联及其斯大林的指挥棒转，则被斯大林看成是铁托在闹独立性。于是斯大林便于1948年推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将南斯拉夫开除了情报局，并与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毛泽东在处理国家关系中，为了尽量避免斯大林的猜疑，为了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等种种因素，于1949年初，便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但他坚持独立自主，不听指挥棒。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
我仔细地看过这三件奇宝之后，其他珠宝，诸如钻石、珍珠、彩珠等稀有珍品，我就没再看下去。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念头：苏军有些人纪律并不好，能捞就捞，能贪就贪，把手伸得很长。他们能让这批珠宝安安稳稳地在苏联存放五年吗？绝对不可能。这些奇宝的任何一件，都比苏军1945年从东北拉走一列列火车的战利品要贵重得多。他们不把价值连城的奇宝弄走一些才怪呢！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1）
引渡溥仪是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时（1949年12月），亲自经手办理的事。
诚然，引渡战俘、溥仪一事毕竟不是国家元首出访要办的事。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虽然我们不怕孤立，但从稳住脚根以及从战略眼光出发，必须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发达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给以援助，这才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并没把引渡战犯、溥仪一事摆在议事日程上。
何况，我们还不知苏联对战犯、溥仪等人的明确态度，也不知溥仪在苏联的具体情况。这些未知数，都需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详细了解。因此，引渡溥仪一事即使是要办，也不必急办。
急办、必办的大事是中苏间的政治合作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虽然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固然高兴，但实际上，在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对中共还存在着不少疑虑和戒心。
首先，中国人强调：“中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胜利。这句话，斯大林听起来有些酸溜溜的。因为中国革命不是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下取得成功的，所以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胜利，仍然是不以为然。
其次，斯大林担心中共走南斯拉夫铁托的老路。特别是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各民主党派代表各种观点，积极参政议政。因此，斯大林对新中国的走向，还有些看不准，担心中共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逐渐向西方倾斜，向美国靠拢。
几十年来，中共吃了不少苏共的苦头。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王明和康生“居高临下”，给中共党内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王明在中共党内所推行的一套苏联的、极左的路线，给中共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年，中共清除王明的极坏影响一事，对斯大林是个不小的刺激。
其三，根据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分割了中国的领土：外蒙古独立；大连、旅顺都被苏联占据。对此，斯大林也担心，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发难。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听到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约、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大吃一惊”。曾认为“俄帝国主义岁月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出现俄国瓜分中国的事件。”因此，毛这次到莫斯科就表明自己的立场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条约。毛还说：“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有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访苏是心中有数；而斯大林则是心中无底。致使毛泽东访苏，遭到了少见的冷遇。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冷漠，不仅引起毛的不满，也引起了西方新闻界的猜疑。对此，斯大林不得不在接待上及时升温，他担心，中国离他而去。
然而，为什么苏方向毛泽东提出要新中国引渡这批战犯和溥仪一事呢？
应该看到，不管将这批战俘和溥仪移交给谁，都将是推动国家合作关系的一大筹码。
须知，斯大林不会办不利于自己的事，他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他为了本国利益，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甚至实行强加于人的强权政治。对华关系，斯大林更是精打细算得一清二楚。这些战俘包括溥仪，已经在苏联生活了五年，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早些利用机会移交给中国，既可赢得中方的满意，又可甩掉这个包袱。
为此，有一天，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毛泽东说：
“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并将一批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人押到了苏联。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些战俘应该引渡到中国，由你们来审判和处理。”
毛泽东立即表态说：“中国迟早要将这批战犯接过来进行审判，只是目前还不能。”
“我们愿听毛主席的安排，但不知目前办这件事，有什么困难？“维辛斯基接着就问。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仇恨集中在内战罪犯方面，而审讯内战罪犯的时间最快也要到1951年。”
“但不知对引渡这批战俘有什么关系？”维辛斯基仍然不解地问。
“如果先期审讯日满战犯，而不审讯内战罪犯，则有不足之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回答之后，接着又问维辛斯基：
“请问，这批移交的日满战俘可否请苏联暂代拘押；此事推迟到今年下半年移交如何？”
维辛斯基立即表示同意。
双方商定届时再通过外交途径研究引渡问题。
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为了要与苏方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一事，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要求，来到了莫斯科。
周恩来在与苏方会谈中，还具体商量了将在适当的时机，引渡这批在中国犯有战争罪的战犯和战俘以及溥仪、溥杰等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这些罪人。
几个月后，中苏双方经过外交途径，已商量了一个引渡方案。
这年6月的一天凌晨，东北外事局大院门铃响个不停。原来是沈阳市卫戍区司令部转来一封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致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的来电。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
来电内容是，指示东北外事局长陆曦前往中苏边境，办理引渡并押送由苏联移交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下称溥仪）和伪满各大臣；另有900多名日本战犯、战俘也一并引渡过来。
我立即将电报交给了陆曦。
接着，我们又连续收到周恩来致高岗、林枫的几封来电，就引渡溥仪事作了些具体指示和交待。主要内容如下：
1、中苏双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引渡时间定在7月18日；移交地点定在中苏边界城市绥芬河；
2、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管理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负责；
3、除派陆曦局长负责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及适当部队前往协助；
4、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
5、日俘及溥仪等的档案，用后速送中央。
陆曦遵照中央来电的指示精神，在林枫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准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约在7月中旬，陆曦让我陪同前往，从沈阳出发，前往绥芬河，去执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引渡使命。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西依老爷岭，东临中苏边境，与苏联接壤，并有铁路、公路与苏相连。
绥芬河是一座山城。火车站对面是个小山坡，从低处望去，一座座平房，有中式的，也有俄罗斯式的建筑，依山而建，栉比鳞次，布满山坡。从山坡高处，向东眺望，可看到苏联境内的远东风光。那里是群山林立，云雾飘荡，山下有像火柴盒般依山而建的房屋。从山坡回身西望，可看到绥芬河的全貌，像一只受伤未愈的小鹿，躺在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