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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告诉他，我们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这样做不错，但要给他指出，杀人是犯法的。即使杀人报仇，也是杀了人。这在解放区是违法的。但是，苏军已撤，无人追究此事。对他的投案，目前我们不予受理。二、目前我们国内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东北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学习，轻装前进，尽快投入社会工作，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谈了。小王还挺高兴。他一再问我，“你的这些说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对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确告诉小王：“是。”
杀人自首一案就这样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负责任，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时期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在当时，除了具有影响全局的涉外事件外，像这类个人仇杀事件，谁也管不了，只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别无他法。
但是，苏军在东北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和肆无忌惮地拉走大批财富这两件事，给当时一代东北人留下的坏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当然，半个多世纪都已经过去，老一辈的人对苏军的这两件怨恨，虽然在脑子里逐渐在淡化、在淡忘，但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高举国际主义原则，又高唱无私援助弱小国家，却如此对待自己的这个穷邻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有不少人对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想不通。
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当时虽说有人建议，中国走第三条路线，不靠苏，也不靠美。这种提议，只能是事后传说而已，查无实据。又有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见周恩来，周也同意。实际上，美国大使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没有北上。反而，美国当局对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施压、封锁政策，欲把中共政权窒息在摇篮里。在这情况下，新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一边倒”政策，又该怎么办呢？！
“一边倒”是短命的，没过几年，中苏两国关系由友好急转恶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他以大国沙文主义姿态，无视中国主权，向我提出建立海军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他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所拒绝。
此后，苏联便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片面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单方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赫鲁晓夫办的这件背信弃义的蠢事，遭到中苏两国人民和世人的鄙视。
从此，中苏两国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文字战。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个写作班子，专写文章批判苏方的修正主义，曾写出了震动全球的《九评》。从“一评”、《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到“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以答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而苏共也不停地发表文章对中共进行还击。双方文字战尖锐苛刻，两国关系也随之进一步恶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情，仍然没变，并没受两党文字战的影响。不论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两国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坚持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谁也看不到两国民间有过什么反目气氛，反而彼此心照不宣，照旧友好。
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民间友情，不受国家交恶影响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俄两个民族，都是文明古国的后代，各自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历史，有着憨厚热忱、强悍不屈、淳朴而又善良的民族性格，而又都不愿破坏双方千丝万缕的睦邻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
其次是，中国人有个不忘“旧好”的长处。一代中老年人对中苏人民友好的“黄金时代”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文化周；在北京开展的苏联文化活动，声势轰动，家喻户晓。苏联芭蕾舞著名演员乌兰诺瓦来中国演出，轰动了神州大地。杜近芳在莫斯科的演出，博得各界喝彩。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青年代表团是联欢节最受欢迎的贵宾。莫斯科——北京之歌的旋律为北京和莫斯科一代人铸筑了一个友好的“黄金”时代，令人难忘。
一代人虽已年迈，但人人深信，这种民间友情的“黄金”时代，还会来的！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
我知道，当时在这里的侍女是个不受尊重的工作，就是陪人喝酒的“女招待”。我对风琴干这一行十分惊讶，为她十分惋惜。这个天真的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充满了美好幻想的女孩子，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1）
1948年10月30日，我们外事处三人（处长、我和王如）随东北行政委员会全体干部乘火车，由哈尔滨出发，经过吉林，绕道正在激战的四平，于11月4日抵达沈阳。我们在火车站也没休息，立即改乘汽车进城。
虽然火车站距离我们的住处——太原街2号大白楼不远，乘汽车很快就可到达，但由于东北早已入冬，这天虽然晴空万里，道路上却是一片结成冰块的白雪，致使汽车开得很慢。我在车上不仅看到了街道上悬挂的横幅和贴的标语，“欢迎解放沈阳的部队入城”，还看到了街上行人一副副欢快的笑脸，甚至还有行人不顾寒冷，伸出手来向我们车队招手致意，以表示欢迎。
当时，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涌上我的心头。顿时，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只不过是坐办公室的政府干部，何功之有？不该分享我军解放沈阳的光荣，不该分享为解放沈阳出过力而应该享受的那份光荣。
从多方观察，可以断言，许多市民的那些笑脸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这是由于：
首先是，市民们已于3日就看到了我军卫戍司令部的公告，心里都有了底，从而对我军有了好感。
公告内称：“本部奉命在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指挥下卫戍沈阳（刚解放沈阳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在东北军区司令部领导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王首道、朱其文等人组成），维持社会治安，尽快建立民主秩序。
该公告共七条。特别是第七条规定：“驻城部队不许自由外出，不准无故鸣枪，严禁进出烟馆、妓院，不许自由进出影院和剧场。”市民看到这一条，很受感动，很高兴，从而对我军有了好感，真的是自己的队伍来到了身边。
其次是，全市百姓、特别是那些中上层人士都十分坚信，“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一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东北有的城市，国民党要员及其军队几进几出，老百姓吃尽国民党反攻倒算的苦头。弄不好，今天对中共笑脸相迎，明天就会被国民党以对党国不忠论罪。这个顾虑已被国民党大员溃逃的景象和中共解放大军的纪律和气质荡涤一空。
再其次是，沈阳的解放，市民没受到大的战火惊吓。
国民党驻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曾接到张学思的一封劝降信，诚恳接受张的建议，“放弃指挥，以和平方式解放沈阳”。结果，国民党军失去指挥，失去战斗力；周的部下纷纷逃命，或纷纷投降。不到几十个小时，沈阳市面秩序基本上恢复正常。
市民基本上没受战火之苦，两天之后，在太原街上看到我们这批穿军装的车队，都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向我们招手致意，以示对我友好和敬意。
我们在市民友好的感染下，心情十分舒畅。我们的车队带着车上车下军民鱼水之情和友好温馨的气氛，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太原街2号大白楼前院。
当我们走进这座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旧址，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那些剿共将领、官兵为急忙逃命而留下的遗迹七零八落，不堪入目。
剿匪要员丢下了许多美式武器。美国最新式的卡宾枪散落在各屋里。面对这些武器，我们敬重的秘书处长说了一句比较精辟的话，他说：“我们的对手并不单单是南逃的国民党部队，而是支持他们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
古画古玩堆积如山。美国当局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不仅打不垮共产党，却给国民党反动派创造了一个发国难财的机会。
在一些办公室里，被丢在地上、柜子里的国画、古画以及石雕不计其数。在二楼大厅地上，裱糊好的历代字画和价格高昂的文物堆积如山，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这些稀有文物都是这些剿共的将领们以剿匪为名，从故宫、博物馆以及老百姓家里搜刮、掠夺、抢劫来的。
看来，这些剿共的将领们，在匆忙南逃时，该带走的，已经带走，实在带不走的，诸如这些不便携带的古画、古玩只好丢在大白楼里，先把小命保住，尽快开溜。仅就这件事，我们当即给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定了个性：“像这样专挖国家墙角的一些无能之辈所凑成的腐败政权，哪有不垮台的。”
在太原街2号住的那几天，我们面对上述情况，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对马歇尔两年前在调停中给我们留下的那么一点不坏的印象，从此，从脑子里一笔勾销。并认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打内战，对抗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插手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是对历史发展的大抗拒，是对中国财富的大破坏、大掠夺，必然会引起世人的义愤。
特别是，我军“关门打狗”之后，山海关以北即将全面解放的战争形势，已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派已难以抗拒势如破竹的解放形势，难以抵御所向披靡的解放大军。只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仍在踌躇满志地负隅顽抗。一些国民党要员仍然很乐观地宣扬说：“美国不会看着国民党垮台的。”尽管在这期间，美国当局也看到国民党那种腐败无能、不得人心的一面，从而对国民党的支援有时也有所收敛，但其反共的对外政策依然不变，支持国民党消灭中共的方针依然不变。
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实录（2）
美国在中国想干什么？
当时，我们殷切希望美国尽快结束对国民党的支持，尽快结束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战后爱好和平人民的呼声。
但是，希望归希望，事态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究竟如何发展，当时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我们在太原街2号大白楼没住几天，便随东北行政委员会迁移到北陵（北郊）东北大学旧址办公。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行政委员会改为东北人民政府。林枫仍任政府副主席，栗又文仍为秘书长。我们的外事处随即升格为东北外事局，统辖东北地区的全部外事工作，仍归林枫直接领导。
不久，考虑到外事部门不宜距离城内太远，外事局便迁到与四个外国总领事馆较近的三经路二纬路一个红门大院里办公。
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在二纬路的小红门里，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大院。院里虽然不像苏州园林那样有山有水，也不像北京王府四合院那样古色古香、富丽堂皇，但全院布局之雅致，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