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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难以解脱的后悔和自责，更促使小王决心要为阿姨讨回一个公道。
1946年下半年，小王又回到了哈尔滨，一个人住在阿姨家。
就在学校还没复课、苏军还没撤离的时候，小王真的遇见了强奸他阿姨的那个苏联大兵，并为屈死的阿姨报了仇。
一天夜里，小王正在阿姨家里深睡，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小王听到敲门人还哇啦哇啦地说什么“妈达姆Magam！”（太太）等俄语，便断定门外是个苏联大兵。此刻，小王像触了电似的，想起了阿姨的惨死。他火冒三丈。一种复仇的冲动，使他胆子大了。他穿好衣服，藏好一块铁器，无所畏惧地前去开门。
一个醉醺醺的苏联大兵，背后挂着冲锋枪，熟门熟路地走进了房门，接着他一面叫喊Magam，一面将一个圆式的大黑面包（黑列巴）放在桌子上。然后，他直奔靠窗的土炕，又急促上前掀开被子。
此刻此景，小王已经猜到八成：这个醉兵肯定就是强暴阿姨的人。
小王在这刹那间耳边似乎听到阿姨的惨哭声，他那急切复仇的心情，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寻找仇人非易事，得来并没费功夫。
此时，苏联大兵发现被窝中没有人，便问小王：“гgemagam？（太太在哪里？）”
小王听懂大兵要找的是Magam，便横眉冷对地说：“死了！”
苏联大兵走了。小王尾随其后。当苏联大兵走到松花江边时，小王趁机将他推进了松花江。
东方发亮，晨光四射，公园里也开始有人来往。小王仍然看不到江岸有什么动静，便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小王把阿姨家打扫了一下，然后跪在地上，连叫三声阿姨，又叫张老师，并郑重对阿姨说：“我替阿姨报仇了！我亲手杀了强奸阿姨的凶犯。我为中国人除了一个大祸害。阿姨，你瞑目吧！”说着，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阵。
小王讲到这里，似乎已将要说的话都讲完了。停顿了一会儿，小王又接着说：“学校复课后，同学们凑在一起，首先议论的就是这件事。一提此事，同学们无不咬牙切齿，极为愤怒。
一天在课堂上，同学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又怀念起张老师夫妇。这时，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冤恨，便当众讲出了，我如何杀了一个苏军，为我姨妈和张老师报仇的事。”
看来，此事已有很多人知道。
我便立即问小王：“同学们听了这件事，都有些什么反应？”
小王回答说：“那些天，同学们议论此事后，反应十分强烈，有人想借机大闹一场；组织起来到苏军司令部去抗议去控诉，去讨个公道；还有人主张，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以抗议苏军暴行。
“同学们在议论此事时，都很齐心，你一言、我一语，空前一致，非常团结。”
接着小王继续说，他们同班同学，人数虽然不很多，但多是本市学生。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背景，却十分复杂。而在他们这些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这两部分人，平时矛盾很深，往常吵架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然而，他们在听小王这场冤案的控诉时，异常一致，异常平静，都对小王表示同情、表示支持。好像小王为全班同学出了一口恶气。
小王接着说：“我只知道我当了多年的亡国奴，而我不知道国民党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想干什么？我讲述这段杀死苏联大兵的历史，并不是要向国民党靠拢，也不是有意疏远亲苏的中国共产党。我公开讲这件事，不是为了要巴结谁！或表示要仇恨谁！也不是为了吹捧谁！或给谁脸上抹黑。一句话，当时，既然苏联大兵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持枪强奸我阿姨，我就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为我阿姨复仇。我要一命抵一命。这是天命，这是公理。就是把这个官司打到天边，老百姓在没有政府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愤起自卫，是无可非议的。况且，我们对苏联的印象，长期以来就不很好。”
小王接着又说，当时一些青年学生不大欣赏苏联。尽管都知道，孙中山提倡联苏、联共，但苏联作为邻国，对我们并不友善。
远的不说，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苏联就很滑头，苏联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正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入侵中国、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苏联伸出国际主义之手、帮上一把。但事实上，任凭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蹂躏，苏联除考虑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没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措施。当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侵略集团请斯大林出面，充当战争的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斯大林这才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5）
苏联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对华态度，令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无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苏联红军以先进的军事武器、快速的冲锋枪，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队掩护下，仅用两三天的工夫，就占领了东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胁迫下，已经大伤元气，很快就宣布投降。
从此，苏联红军即以战胜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各大城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并在各城市里着手组织了地方政府。当时，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语的汉奸都粉墨登场，抢权、抢钱，为非作歹。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不仅这批中国败类趁机大发战争之财，苏联红军也大捞了一把。
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中长铁路沿线的东北老百姓、北满铁路职工和边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着一列一列的货运火车，满载东北物资，开往苏联。
这些物资不仅有由日本关东军部队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还有大量军、民用工厂、企业和矿山的机械设备、器材物资，乃至母机机床，以及机械产品和民用产品，还有大批东北国库中所储存的民用物资，诸如棉花、粮食以及建筑设备、器材和建筑物资。就连溥仪皇宫的可动财产，以及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中的钢琴、沙发和家具等都作为缴获物资，全被运到苏联去了。较大的重工业企业，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全部设备全被拉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这些事实，对饥寒交迫、渴望温饱的东北老百姓来说，十分敏感，十分不满。
诚然，苏联红军将出兵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去，以补偿苏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被称之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会主义战胜国来说，作为一个标榜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如此掠夺式地运走、抢走邻国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资，怎样向世界自圆其说呢？岂不是口头上宣扬一套，而实际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苏联大兵一进城，都成了太上皇，他们利用各地既无政权、又无法律，既无“红绿灯”、又无“人行横道”，无人权保障的混乱局面和机会，纷纷持枪横行，为所欲为，奸淫掳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如此可悲。“昨天撵走了一只虎，今天又迎来了一只狼”，这种谩骂声，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东北地区，传播得沸沸扬扬。这种义愤的传播，不是来自西方媒体，也不是来自国民党或三青团，而是来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百姓。
接着，我又问小王：“你谈的上述情况，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问你，你的这复仇杀人一事，既然无人告发，为什么你要来投案自首。”
小王说：“不仅没有人告发我，而且我这复仇一事，还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但我总觉得，我毕竟是杀了人。
“虽然我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臭骂老毛子一顿，但我内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并不是怕苏联人会报复，我敢作敢当，我怕的是，我这手沾上了杀气。这是一种永远洗不净、甩不掉的杀气。这种杀气一直在干扰着自己的神经，从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后怕、又后悔。于是，我很想向政府当局说说，不管怎么处理我，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这是我来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即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认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无人管、有仇无处诉的情况下，杀人报仇，应该算是符合公理的。两年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我们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只能忍受，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情况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能忍受吗？你不杀他，他还会害人。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该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为什么，事后虽然没有人找我纠缠此事，但我还是有些负罪感。这种烦恼，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给以指点。
“之三，学校里有几位进步同学建议我来自首，以听从你们发落。
“我认为，今天对你讲完此事，就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不管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认账。从此，我可以丢下包袱，轻装前进了。”
我听了小王这一席话，颇为震撼。小王年纪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说得透，辩词讲得清，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生挺孝顺，挺勇敢，也挺仗义。只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听来听去，也听不出明堂来。苏军已撤，又无人告发，他来状告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犯的是什么傻？我问的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含糊其辞，一套官腔，不足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什么。但我也不能只听、不表态。表个什么态，自己毫无把握，是批他、骂他，还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里没有底。于是，我对小王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
小王走后，他所自首的这件事，使我有些犯难。
当时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正当外事局即将随大队人马开往沈阳战场的非常时刻，对这种事过境迁，又找不到原告，又无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关天，再紧张也不宜轻率处理，至少也得将此事交给哈尔滨市外事处去处理。
东北大学生缘何杀死一个苏联红军（6）
我带着不少困惑回到了办公室。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还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领导看到这一报告对我说：“对，你让他回去，做得对”，“这样的事，谁也办不了。苏军已撤，苏方也没就此事来找什么麻烦；而且我和苏方也没有司法合作协议，苏方也找不上我们，况且事过境迁，无根无据，也够不上国家间的交涉。就是苏联官方找上门来，我们还得替中国受害人、被告人辩护几分。所以我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他到我们这里投案自首何用？乱弹琴。他明天不来，就算结案，不再理他；如果他来，就开导开导他。
“可告诉他，我们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这样做不错，但要给他指出，杀人是犯法的。即使杀人报仇，也是杀了人。这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