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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28日到29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他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泽东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陶鲁笳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的，“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干部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多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10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
踏遍大庆和大寨（3）
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他
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他虽然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他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陶鲁笳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做了20天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
同年5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这或许就是农业学大寨的来由吧。至于“农业学大寨”这个字句，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1966年8月14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泽东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就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 758 000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2000斤。
最后，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会期间，周总理看到一份《内参》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大寨耕地亩数不实，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超过800斤的报道也不实。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省长卫恒和陶鲁笳三人到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并要他们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周总理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会把它捅出去的，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于是，他们立即派农业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带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了一个多月查田定产工作。最后经过核实，大寨耕地面积为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亩产809斤，跨过了长江。他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也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是有怀疑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大寨精神的概括，是完全符合当时大寨的实际情况的。
第一次走进大寨的周恩来，是那样地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
1965年5月21日，这是令大寨人最难忘的一天。周恩来和李先念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第一次来到大寨视察。
这天周恩来坐的是直升飞机，一路颠簸，身体很累。然而，他到了大寨，刚休息一会儿，就去山上视察。他视察走的路线，转一圈就是八华里。烈日当空，热风拂面，年轻人跑一趟，还觉得累得慌。可是，周恩来却那样精神抖擞，兴致勃勃，连草帽都不肯戴。
“提起昔日狼窝掌，
山洪饿狼乱石块。”
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一个缩影。周恩来第一次来大寨，就很重视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他听了说明员的介绍以后，又叫陈永贵讲大寨是怎样治理狼窝掌的。参观狼窝掌的时候，他看得很细致，想的问题十分周到。他很关心当时的工程能不能顶住像1963年那样大的洪水，建议挖一些排水沟，修一些水簸箕，防止洪水为害。看完狼窝掌以后，周恩来对大寨人三治狼窝掌的艰苦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周恩来第二次来大寨时，时间安排得很紧。从早上8点多到下午4点多离开，除了吃饭，总理一刻都没休息。那天午饭后，邓颖超要看一看狼窝掌，周恩来高兴地说：“是啊，到大寨来，不去看狼窝掌，就不能算来过大寨。狼窝掌一定要看。”邓颖超临行前，专程去看了狼窝掌。
踏遍大庆和大寨（4）
从狼窝掌回来，周恩来又走进了展览馆。
大寨展览馆，通过实物、照片等展示了大寨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周恩来对展览的内容看得很细致，问得很详细。他看了大寨今昔对比的模型和大寨的村史以后说：“这个展览办得好，内容丰富，短小精悍，很有教育意义。”
展览馆里，还陈列着梁便良、牛国栋、石桂林等人在旧社会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子，用过的枕头，讨饭的篮子等。周恩来拿起牛国栋一家三代人枕过的一个木枕头，嘱咐摄影的同志，把这些实物一件件拍照下来，教育广大青少年。
周恩来还仔细看了大寨的模型，查对了刚才视察走过的地方。陈永贵笑着说：“总理，您今天跑的路已不少了，该跑累了。”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对工作这样不辞劳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前，大寨仅有树一万余株，其中果树一千余株。1963年，周恩来特别指示大寨要多种果树，走综合治山的道路。于是大寨加强了对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