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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周恩来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上海期间，观赏了一场演出，节目有音乐、舞蹈、沪剧等。上海交响乐团的副首席提琴手陈慧尔独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原是中国传统剧目，这次用西洋乐器演奏，格外动人。台下观众被这首优美且凄婉的曲子深深地打动了，全场鸦雀无声。音乐指挥手中的指挥棒刚刚落下，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涌向了舞台。
演奏的演员们相信，那热烈而长时间的掌声中一定有周总理执著的击掌和他真挚的笑容。
演出结束后，参加这场演出的主要演员走上舞台向观众们谢幕。
这时周总理和外宾走上台来和大家一一握手。这是演员们第一次这样近距离面对周总理，和周总理握手，情绪非常激动。
周总理的情绪也十分高昂，他走到陈慧尔跟前时，停下脚步，握住她的手问：“你是哪里人？”
“浙江人。”
“你几岁开始学琴？”
这时陈慧尔又激动又紧张，竟然一下子没有回上话来。大家在一旁急忙插嘴：“慧尔，回总理话呀！”她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瞪着眼睛望着周总理傻笑……周总理也笑了起来，鼓励她说：“多努力吧！”又和她握了一次手，带着微笑和别的演员握手去了。
事后大家得知，周总理对这次演出很满意，对提琴手陈慧尔尤为满意。因为周恩来一直关注上海交响乐团，要求他们写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交响音乐作品来。《梁祝》就是实践民族化、群众化思想取得的可喜成果。在周总理的提议下，《梁祝》多次为来访的国宾和外宾演出，反映一直不错。当时有人这样评价说：“听了这首协奏曲，好像在潮湿的空气中闻到一阵芬芳！”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国庆总是要选调一些优秀剧目作为献礼作品。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成为舞台上的“宠儿”。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的女儿赵青成功地扮演了剧中主人公“三圣母”的角色。
该剧一登舞台，便轰动了海内外。1959年上影厂拍成电影，成为国庆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并参加了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大典献礼的演出。当时有一个200多人造型的大宝莲灯，场面之宏伟，好似表达了新中国十周年的伟大气魄。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举行宴会答谢参加国庆大典演出的文艺界全体工作者。赵青恰好与周总理坐一桌，但是不挨着总理坐。周恩来见“三圣母”坐在自己的对面，朝她招招手，叫别人与赵青换了座，让她紧挨着自己身边坐。
周总理问赵青：“你知道谁叫你们演出大宝莲灯的？”
赵青实话实说：“不知道。”
周恩来哈哈大笑，“这总导演是我呀！陈荒煤同志介绍了舞剧电影《宝莲灯》，我心想舞剧怎么拍电影呢？后来把影片调来看了，我看了很喜欢，看到了你们庆祝沉香百日那场戏好不热闹，我就建议国庆大典演这场戏，而且人加到200多人的大场面。”
周总理这样兴高采烈，喜不自禁，让赵青好感动。事后赵青回忆说：我们年轻人每取得一点点成绩，周总理就像看见自己亲生孩子取得成绩一样高兴。
或许赵青和周恩来的关系还多了一层父亲赵丹的缘故，自然感到亲切许多，就连她的婚姻也是周总理做主，越过了她父亲定下的“戒律”，有情人终成眷属。
1961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周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随同去的还有中央歌剧舞剧院，赵青作为主力演员也去了苏联、波兰等地演出。舞剧院带去了三部舞剧《宝莲灯》、《小刀会》和《雷峰塔》，赵青领衔主演了前两部舞剧。
这次去苏联已经失去了以往两国间轻松友好的气氛，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周总理在莫斯科委托中国大使给在列宁格勒的全体团员打长途电话，一语双关地关照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当团长向全团传达时，大家感动得几乎落泪，总理自己在困境中还这样关怀大家。后来周总理先回国，舞剧团在苏联各地转了一圈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宝莲灯》。这是中国人的舞剧第一次进入了他们神圣的艺术圣殿。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观看，苏联观众在大剧院留言簿上留下了千万句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谊的语言。
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传到了周总理的耳中。演出人员归国后，周总理和陈老总特意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舞剧团全体领导和演员，为大家接风庆功。周恩来还把赵青的父亲赵丹也请来当陪客。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指着一桌素菜为主的宴席，直向大家道歉：“没大鱼大肉招待大家，让大家清苦了。”
周总理边吃边听大家叙说在苏联演出的盛况，当大家说到苏联老百姓把米高扬比作剧中“哮天犬”时，周总理和陈老总乐得几乎要把饭菜喷了出来。周总理说：“看来艺术也有很大政治现实意义，以后应该多出访演出。”
周总理这样兴高采烈，喜不自禁，让赵青好感动。事后赵青回忆说：我们年轻人每取得一点点成绩，周总理就像看见自己亲生孩子取得成绩一样高兴。
大树参天护英才（3）
这一天，赵青觉得总理看她眼神有点特别。原来周恩来有话要问她，但是没有直接问，而是先问演“刘彦昌”的演员是谁，赵青向他介绍了付兆生同志，总理又问演“沉香”的是谁，赵青又介绍陈云富同志……周总理实在憋不住了，只好直接问：“你爱人到底是谁？”赵青红着脸将刘德康介绍给他，周总理好像不相信谜底一样，疑惑地说：“我一直听说你爱人是《宝莲灯》的男主角。”赵青解释说：“以前是，演我儿子沉香，因为身体不好，换了别人演。”
周总理扭头问赵丹：“听说你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呀？”
赵丹理直气壮说：“搞艺术就应该有所牺牲，尤其是搞舞蹈。”
周恩来点点赵丹的鼻子问：“阿丹！你不是20岁就开始恋爱了吗？你为什么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呢？”
这一问，弄得全桌人哄堂大笑。周总理的话真管用，赵丹以后再不反对女儿的婚事了，直到临终对这位女婿还是非常满意的。
从苏联回国不久，赵青的膝盖出了毛病，几乎不能跳舞了。周总理从赵丹口中知道赵青住的是水泥地。一次在北京饭店舞会上把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叫到跟前，他脸色很不好，当着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面动了火：“我们死了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是十分可惜的。可活着的艺术家我们却不去关心、爱护！”
周总理特派周巍峙到赵青家去证实，并下令专门将盖大会堂中宴会厅剩下的地板为全体舞剧团舞蹈演员盖起两幢木地板楼房。
以后几年里，赵青演什么戏，拍什么电影，无论在国内，还是出国，每一步计划，都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所以赵青是众多幸运艺术家中的一个，她在艺术成长道路上得到了一个理解艺术家心灵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的帮助，成为一名能代表中国民族舞剧而且有盛誉的年轻舞蹈家之一。
1963年赵青去日本访问演出，周总理亲自来大会堂中小礼堂审查节目，看后给大家讲了话，特别夸奖了赵青：“赵青，我看你跳长绸舞多次，今天是跳得最好的一次，把中国古代妇女含蓄内在的美表达出来了，而且表演很有层次，但你千万别骄傲！”多么恳切的教诲！永不骄傲，永远想到这是党和人民哺育的结果，这句话一直鼓励着赵青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永远不能停下“红舞鞋”。
“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这是1970年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到东方歌舞团演员留下的话。
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它的成立还要归功于周恩来。
1960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带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去仰光参加缅甸的国庆，同时出席中缅边界条约的会议。代表团包括一个人数众多的综合艺术团，其中有电影工作者及战友歌舞团、总政歌舞团、新疆歌舞团和北京舞蹈学校东方班的演员们。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招待缅甸吴努总理和驻缅各国使节，艺术团除表演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节目之外，还表演了14个亚洲国家的歌舞节目，反响极为热烈。
许多国家，把中国艺术家表演他们国家的节目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每演到哪个国家的节目时，他们的使节和代表都来和周总理及中国代表碰杯，说些千感万谢的话，甚至当场跳起来、唱起来。当晚也有些国家的使节打电报回国，作为一个政治消息向国内首脑报告。
“你们是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这句话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给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褒奖。
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的路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主任张致祥进行了研究。在飞机上做了一个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
周总理回国之后，亲自主持从几个自治区商调最好的演员，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傣族著名舞蹈家刀美兰和已在北京的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都是这次调到东方歌舞团来的。
周总理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建团时有30多个演职员，团长暂时空缺，后来从广州军区调来了戴碧湘，副团长是田雨，王昆是艺术委员会主任。
1961年到1962年是“大跃进”的后期阶段，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反右派”仍心有余悸，对于东方歌舞团所演出的节目也有些人认为不能接受，或冷眼观看。因此团里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直接请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有一天，两位总理都在场，大家问：“嚓嚓嚓，是古巴民族舞，埃及舞要露出肚皮，非洲舞大幅度地扭胯，这些舞蹈我们学不学？如果不学，那是人家的典型舞蹈；如果学，国内的人肯定接受不了。”
周总理双手抱臂，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想了一下说：“你们对别的国家的艺术应作些调查研究。第一，看看他们有没有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舞蹈；第二，如果没有，再看有没有比较健康的舞蹈，如果都没有，也可以学一些他们国家典型的传统舞蹈。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非洲舞蹈是扭胯的，这是他们民族的特点。你们给人家改了，就不叫非洲舞了，但在我们国内如何演，也要看情况，你们可以扭得含蓄些。”
陈毅是个乐天派，这时他操着纯粹的四川话，大大咧咧地说：“噢！我才不信，我们这么大一个中国，扭两下子肚皮就把中国扭垮了。”
周恩来一听不由得哈哈笑起来，“总之，以我为主嘛！以我为主，是以我们国家的需要为主，以对我们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有利为主。”
大树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