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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员的出处进退、身体状况，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人的健康，乃至死亡。湘军将领刘长佑（1818～1887），官至云贵总督，光绪七年（1881）休致。他的家法，“朔望必谒墓下”。他因在外从军，拜扫时日少，回籍后虔诚履行。当他67岁时，本在病中，而每拜墓必恸，因而病情加重。辞世那一年，他三弟的在四川候补知府的儿子病逝，家人不敢告诉他，他总问侄儿为什么不来信。及至其灵柩返里，家人无法再瞒，他因三弟已丧二子，再走一个，极度悲痛，头目眩晕，诸症复发，经诊治虽有好转，数月后亡故（邓辅纶等《刘慎武公年谱》）。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4）
坚持修身养性
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有一种理念，并以较强的自律能力去促成其实现，否则其成功是难于想像的。事情是有的人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地持之以恒，半途而废，放任自遂；而有的人却能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坚定人生目标，愈有成就，愈加反省，老而弥笃。遗民、隐士可以说是后一种人的典型，在清代，这一类的人相当多，下面举两个人物的言行，以见其一斑。
明清之际的山西阳曲人傅山（1607～1684），诗文、书法、医学样样精通，成就卓著。青年时代向往清明政治，明朝灭亡，甘愿隐逸，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合作。顺治前期不幸吃了官司，事毕仍不改初衷。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要求官员推荐人才与试，给事中李宗孔等人荐举傅山。73岁的傅氏深知应试就是合作，就要做官，与己愿相违，故而称病拒绝。但是官府不放过他，催逼他起程进京赴考。县令戴梦熊派夫役强行抬着他上路，待到离北京城30里的地方，他拼死不让再走。这次特科，本为联络人才，收买人心，故而官员重视其事。见傅山不上圈套，不给皇帝面子，怎么得了。一个个为在皇帝面前买好，纷纷出动劝驾。首先是大学士冯溥屈尊拜访，百官跟进，傅山半躺在床上，声称有病，不能起床答所以史书云：“是时海内名士云集，高征君名，进谒者骈填户外，征君卧床蓐不起。”他的山西同乡、刑部尚书魏象枢，见这样僵持令朝廷下不了台，出面打圆场，奏称他实在老病，请求免予考试。康熙帝允准。冯溥又密奏，傅山虽然未试，给予一官，以收人望，遂命为中书舍人。冯溥强要傅山到庙堂谢恩，傅氏坚决不答应，官方就报告他已病危，难于正式行礼，把他抬来，到了望见午门的地方，他伤心得泪流满面。冯溥怕出事，就地强行扶他下拜，他则趁势倒在地上，魏象枢赶紧说好了好了，已经谢恩了。冯溥、魏象枢等人演了一出戏，圆了皇帝的面子，而傅山始终没有妥协。事后他感叹地说，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逼我做官的麻烦事了，又说元朝的刘因，以贤孝闻名，被征召就出来做官，后来以母病辞职，希望别人不要把他看作和刘因一样的人，否则死也不瞑目，表示他并未接受清朝的官职。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总之，傅山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竭力自持，坚守初衷，不与清廷合作，保持了晚节。
颜李学派的首要人物以卓越的修养传名后世。他们生活在农村，亲自耕作，讲求实学，注重践履。李塨（1659～1733）是学派的集大成者兼发展者。冯辰等人给他作的年谱——《李恕谷先生年谱》，反复记载他的“一岁常仪功”，强调他的严于自律，悔过迁善。从年谱的写作讲，不免招来内容重复的批评，但在保存史料上则令人知晓李氏的自持精神。《年谱》云，康熙四十六年（1707）谱主49岁，“仪功如常。去琐碎，戒暴怒，勿听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习恭一次。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杂，年已将衰而德不立，惭哉！同年，皇三子诚亲王允祉派陈梦雷征聘他。他以草野之人，不足供奉贵人辞谢。而前三年，朋友阎若璩应皇四子、贝勒胤禛之召进京。得病，李氏前往探视，劝他“老当自重”，即作为平民学者，或者说是隐逸，不应当与贵胄交游。李氏53岁时，惧怕倚老卖老，与友人书云：
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骄，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养，改过取善，雷行天复。不然，学且堕落，不唯愧负天下圣贤，亦吾师习斋之罪人矣。
70岁的冬天他得了类似中风的病，夜不能寐，然而还能做点事。至次年，每月《日记》的后面，仍然写着“小心翼翼，惧以终始”，自勉不懈（《李氏年谱》）。
官绅写照第1节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5）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引退，因而隐瞒年岁，史书有所谓“官龄”之说，即反映虚报年龄现象的严重。隐瞒，有的也无济于事，被强行休致。但也有一类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或者业已感到圣眷已衰，也有厌倦政事的情绪，颇有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乾隆初年，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有各立门户的嫌疑。几十年后乾隆帝说：“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进于骄者，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进于懦者。”（《清史列传·张廷玉传》）鄂尔泰对汉人大臣骄慢，也并非一点不知自禁。乾隆四年（1739）他六十大寿时不许做寿，作谢客咏怀诗云：
无然百岁便如何，二十峥嵘六十过。
官贵倍增惭愧事，恩深徒诵太平歌。
宾朋介寿思棠棣，儿女称觞感蓼莪。
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
有难言之隐，不敢张扬（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七年即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清史列传·鄂尔泰传》）；九年腊月得病，次年正月疏请解任调理，不准，四月亡故；10年后以胡中藻文字狱案而大被谴责。
蒋攸铦（1766～1830），历任直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年（1827）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两江，蒋氏具疏辞谢未成。次年奏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可知圣眷已大有问题。十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九月奉命内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职，并死在山东平原县路途（《绳枻斋年谱》、《清史列传》本传）。
林则徐（1785～1850）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逾花甲时从新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程度，本人的思想状态，世事的状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不由己，想去位而不可得。继续仕途，可能会出新错，也可能新账老账一块算，没有好下场，如同蒋攸铦；即使皇帝一时顾全大臣颜面，不加重罪，也让人提心吊胆，如同鄂尔泰。如此在职的老臣，晚年的生活怎么会是美满的呢？
安排后事
许多高龄官绅深知生老病死的不可抗拒，看得开，不讳言死亡，早早安排身后之事，以便子孙遵守，让后事也按生前的意愿实现。
写作脍炙人口的《圆圆曲》的吴伟业（1609～1672），明朝进士、左庶子，南明少詹事，顺治中受清朝征召，官国子监祭酒，三年后返回家乡，居于江苏苏州。这几年的仕清，以气节之玷污，让他遭受时人和后世的诟骂，他内心也相当苦恼。康熙十年（1671）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病中写《与子景疏》，实际是在作遗嘱。内容关乎四个方面：一是料理家事，主要是安葬双亲，托付两个弟弟和朋友办理。二是收集和保存著作，如《流寇纪略》（《绥寇纪略》）的一部分被人借去，必须收回来，此事由儿子和友人经纪。三是表述己身的思想感情，谓其“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偿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这大概就是气节问题困扰所产生的无法摆脱的痛苦，长期埋在心田，在此有所流露。四是身后丧葬处置：
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苏州）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即后事的办理原则是不事声张，不要排场，不提官宦经历；生前没有逃世，死后却与出世的僧衲相比拟，可能是为弥补仕清的前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他做了不同于众的身后安排（冯其庸等《吴梅村年谱》）。
户部尚书、扬州人董恂（1807～1892），光绪八年（1882）以病致仕回籍，乡居10年，著述消遣，自撰《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光绪十七年对嗣子说：
我近年心甚伤，神气衰惫，恐不能久，有书成自挽匾联，将来悬我柩侧。其匾曰：“还读我书”，联云：“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
表现出看得开、放得下的达观心态，照常地活着，安然地等候死亡的来临。
陈澧（1810～1882）一生以教书和写作为务，72岁的冬月，患腹疾，仍校定《东塾读书记》一卷。次年正月病危，对儿子和门人说：
吾病不起矣。然年过七十，夫复何求！吾四十时，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犹昼夜，无所悽恋也。吾所著读书记，已成十余卷，其未成者，俟儿子与门人编录，名曰《东塾杂俎》，此书当可传也。
这些老人临终所思考的事情，不外是：家事的处理，自身的丧事，作品的整理和梓刻。这三事料理不清，大概会有死不瞑目的遗憾。念念不忘先人、家事和著作，希望处理得好，留名后世。顾忌身后的评说，也是终生修身养性的一个内容，表现出自律之严（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
综观清代官绅晚年生活，形成如下的印象：
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多寡，与其享年有相当大的关系。清人有一种观念，在青少年时代少写作，并对“少作”抱有不成熟的不安心情，往往不愿意让它传世。如黄宗羲编辑《南雷文定》，删削以前的三分之一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重视老年之作。这样，文士越到晚年著作越多。今日检查清人的著述，凡是数量多的，大多享有高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士禛、赵翼等人。高龄多出成果，符合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