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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永定公会，山东公会，等等。华侨设立会馆，是用群体的力量谋求商业发展；保护自己利益，如由会馆聘请状师（律师），代打官司；进行慈善事业，如设立义冢，办义学，赈济贫病同乡。
教育。华侨在南洋办学，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前期实行私塾教育，完全模仿国内的办法。新加坡有萃英书院，槟榔屿有槟城义学、闽义学、粤义学。义学规定：学生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塾师先以“礼仪进退应对”教育学生，每逢朔望，要把圣谕和孝悌忠信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令他们“心体力行”（《槟榔屿志略》）。这种学习四书五经，采用背诵的方法，灌输孔孟之道，与国内没有两样。戊戌变法之后，国内情况有所变化，学堂出现，南洋华侨跟着兴办学堂，取代私塾。这些学校请清朝留学生做教员，采用日本小学教育制度，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改变了专习儒学的教育状况。
宗教信仰。中国沿海居民多崇信天妃（天后、妈祖），建造祠宇拜祀，南洋华侨也是这样，到处建立天后宫，1889年三宝垄华人开始建立妈祖庙，新加坡的福建会馆设立在天后宫内，西贡穗城会馆后殿供奉天妃娘娘，这就是说会馆所祭祀的神灵就是天妃。明清时期中国人特别崇信关羽，所在皆有关帝庙，如华侨在西贡、海防设立了关帝庙。土地祠遍及中华各个村庄，印尼的华侨也敬奉土地神，称它为大伯公庙，祈求它的保佑。光绪间，巴厘岛附近的华人村有祠宇，春秋报赛，在国内春祈秋赛所敬的就是土地神，这里也不例外。中国人相信各种神灵，传说有保生大帝，能给人治病，印尼华侨从国内做保生大帝塑像运去供奉，直到19世纪末人们有病还去求它。南洋华侨信佛的甚多，建设寺庙，不断重修，往往从国内运去菩萨塑像。
世态剪影（四）第24节 晚清的南洋华侨（5）
文娱。华侨也保持了中国人的习惯，侨民中多广东人，他们爱看粤剧，西贡有粤人剧团，白天黑夜开演，上演的是三国戏。新加坡的戏剧，也是由广东人演出。华侨爱读中国历史小说、英雄演义。19世纪70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译本《薛仁贵》、《杨忠保》、《狄青》、《贵夫人》，随后印行了马来文译本《乾隆君游江南》。1894年刘永福黑旗军守台湾，消息传到三宝垄，华人说黑旗是法宝，就像东周列国时代孙膑的旗子一样，只要黑旗一挥，全世界就要变黑，日军不易打败他，显然传说这些话的人知道春秋战国的故事，而这种知识可能来自《东周列国志》。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也在华侨中流传，人们利用它分析事情，作出判断。由此可知古典小说、传说故事对南洋华侨影响的深远。有的华侨因缺少健康的文化娱乐，沾染上赌博、吸食鸦片的恶习，有的华侨上层人物以包卖鸦片，并设赌场作为增加财富的渠道。
节庆日。南洋华侨与国内一样，重视元旦、端午节、中秋节以及清明节、中元节，家庆的生日和忌日。元旦守岁，贴对联，拜天地；元宵节提灯夜游；端午节坐船；八月节晚上
赏月。娶亲、做生日搭喜棚，摆设象征吉祥的物件。此外，华侨大多使用汉语，沿袭汉人称谓，读书人喜作诗文，送往迎来也多保留中国人的习俗。
上述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中国民族特点，中国文化精神，这就是：（1）乡族观念。认同乡，认同宗，崇拜祖先，不忘故乡家族，信奉各种神灵，信仰各种神话传说中的善神，所以建设祠宇种类多，但缺少宗教哲学；（2）纲常伦理观念。尊崇君主，追求封赠、顶带、职衔，男尊女卑，家长统治，严格等级区别，讲求衣着、仪仗形式；（3）历史意识强烈。谈古论今，以古为鉴，崇拜古人，这是中国历史悠久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从华侨的生活现象，到它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认识到：华侨的群体生活、生活方式和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是中华文明的体现，是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精神移植到海外。当时的清朝官员、学人及西方人士都与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写于光绪年间的《游历笔记》谈到新加坡的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盛备其间”，这与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了。1893年薛福成说，南洋华侨“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宾祭，亦沿旧俗”（《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册），从服饰婚姻这些主要文化特征，指出华侨生活仍保留中国人的固有文明。1921年出版的《荷印百科全书》关于爪哇华人写道：
土生华人，从他们的祖先算起，已是中国人和土著居民的混血种了，但他们仍然持久不变地保留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虽然同土著居民杂居，但并没有同化。……在荷属印度的华人中，祭祀祖先的风俗习惯是最牢固的。他们的家庭生活仍然像在中国国内的一样。
在荷兰人的眼里，华侨依然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我们的印象不是虚幻的，是从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产生的。
我们说晚清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基本上体现了中华文化，而不是全部都是中华文明，它毕竟与中国本土的人们生活环境有重大不同。华侨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时对它有所改变，如宗族观念，崇拜祖先是相同的，但国内还强调族长的统治权，而华侨中却做不到，国内乱认同宗是被耻笑的事，华侨则把“同姓为宗”视为当然，这是难于遇到真正同宗而又要广交朋友的需要的产物。华侨对于中国文明的态度，在19世纪末叶有个变化，一方面是祖国意识加强，他们过去同故乡联系多，这时由于清朝政府有意识加强同华侨的联系，华侨又从长期受殖民地统治者的压迫中，深深感到中国政府保护的重要，因此加强了祖国的观念；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华侨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又接触了西方文明，因而逐渐放弃中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接受西方教育。因此，华侨社会有其本身的特点，不完全是中华社会的翻版。弗理德曼在《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中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虽直接源出中国东南几省”，但“不能认为新加坡华人的社会组织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支”（转见维克托·塞尔《东南亚华人》）。群体结构、生活方式、教育性质，反映人们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水平，反映人们的生活思想、目标、情趣。晚清南洋华侨多半是苦力出身，多数从事小商贩、雇工职业，社会地位不仅低于西方殖民国家公民，甚至不如土著居民，自身缺少文化知识，尤其是近代科学知识，只顾争取眼前利益，缺乏远大抱负，只注意经济利益和家庭利益，忽视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整体利益，这种职业、身份、素质、意识，决定南洋华侨基本上根据中国文明处理自己的生活，决定社会生活模式。
世态剪影（四）第25节 移居江苏仪征的徽州人（1）
仪征县地处长江北岸，明清时代隶属扬州府。政府的两淮盐运司设于扬州，而在仪征设置它的派出机构，由同知驻扎理事。因盐系官督商销，在清代每年有2。2亿多斤食盐过境，接受监掣同知检验，于是盐商云集于此，千舸百艘泊于江岸，为监掣服务的佣夫多达数万人，并由此引起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与传统社会经济不同的情形，即商业经济重于农业经济。当时人按照传统的本末观，对此甚为担忧，认为“仪民多倚盐为食，舍本逐末，不事生产”，嘉庆时县令、钱塘人屠倬特意“劝民纺织，种桑养蚕”，还从他老家请来农妇，传授养蚕织丝方法（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十六）。同时期颜希源等修县志，忧虑地说：
风俗华靡，百物愈涌贵，而用者愈繁，以致编氓外强中干，非所以谨盖藏、固根本之道也。（道光《仪征县志》卷四十九）
其实这有个如何看待商业发展与居民穷富的问题。商业社会下人们收入较容易，开支也快速，因而显出“家无盖藏”的景况，不像农业社会人们省吃俭用，预蓄来年食粮，能持续维生，然而业商者普遍比业农者生活程度高，挣钱虽无保障而相对容易，花了又可再得，这其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以传统的本末观识不及此，反而惊呼要改变这种情形，是大可不必的。本文不为论述此意，而是要说造成仪征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即移民盐商的作用及其与本地社会的融合。
仪征的移民，系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及扬州等地来的，而主要是安徽徽州人。新安人至仪，始自明代，清代继续增加。
今查道光《仪征县志》卷九《舆地》，卷十二《食货·户口》、卷十五《食货·盐法》，卷三十一、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人物》，卷四十六《祥异》，都有徽州人在仪征活动的记录，因据之制作下表。
侨寓、入籍仪征之徽州人简况表
姓名至仪时间是否入仪籍先世或本世职业备注
汪景贞明嘉靖盐商设义冢
吴士英嘉靖入籍士官光禄寺署正
汪逢年之祖嘉靖入籍盐商
吴德万历 设义冢
吴一澜万历 盐商
汪宗文万历 盐商修衙署
程贞康明末入籍商
汪镳万历 郑之彦 先人明入籍五世同居
王璋明 汪辑先人明入籍
黄时先人明入籍盐商
汪桓明入籍士
程思训之父明入籍盐商
刘正实明入籍武官
许承远明末清初入籍世家
吴爱明末清初入籍监生
吴绍清入籍盐商先居扬州
吴之清入籍士吴汝渐清入籍盐商
巴树保之父清入籍
汪还溥清入籍盐商
洪德常清入籍士
汪从晋先人清入籍士先世迁扬，占籍仪征
程人荣之父清入籍商
吴文镕先人清入籍士
戴清祖父清入籍士
汪文芷清捐修学宫
郑文明先人清入籍
李怀阳明末清初入籍李光炘先人（此据盛成《我的母亲》）
许瑗修缮文昌阁
世态剪影（四）第25节 移居江苏仪征的徽州人（2）
仪征人的汪、吴、程、郑、许，在清代为大族，恐多来源于徽州，可见徽州移民在仪征的地位。他们的落籍仪征，大体上经历如下历程：在明代至扬州经商，转到仪征入籍；或明代在大江南北各地贸易，而后定居于仪征；明末清初之后，多有径至仪征的，历一、二世而著籍，他们起始是经商的多，而后是家族中渐出士大夫。在徽州来人之中，亦有贫乏者，或有一时困窘，但总的情况是较富有的。客籍人的入籍，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清朝对此作了规定：“如人户于寄籍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
仪征县在执行中，“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者二十年，准其入籍，俱为民户，无田地者曰白水人丁”。要成为仪征人，外来客得在仪征置有田地房屋，要有先人坟茔，且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