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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和士人的劝禁溺女的规定和宣传，记载上述那些人的业绩的文字，都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媮风因以稍革”，“陋俗一变”。实际是在短时期内，该地溺女者减少一些。所谓“俗尽革”，则是美化劝禁者的过甚之词。其人去后不久，溺女又在那里流行起来。盛行溺女的金华府，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兰溪令李昭祥就在禁止，并且规定养了三个女孩的，就给予免除差徭的优待，当时出现“无弃女者”的局面（光绪《华亭县志》卷十四）。但是后来沈藻、吴恩诏等还在那里禁止，直到清末钟琦说金华溺女严重，可见终明清之世，当地始终流行溺女的恶习，只不过有时候略为好一点。在宁国府，乾隆初知府程候本“开诚谕禁，陋俗为变”（光绪《嘉定县志》卷十六）。究竟变没有变，同治间修纂的《宁国县通志》说，“弊俗相沿，莫盛于停丧、溺女二事”，揭了这个底。
世态剪影（三）第13节 溺女风习与育婴堂的建立（3）
封建的财产继承制度、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下的人民贫困、贵男贱女的观念，婚姻仪礼的奢华糜费，这些制度和风习不改变，溺女现象只能长期持续下去。它不是某一项法令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激发天良能奏效的。道光间，梅曾亮明确地指出，溺女“非法所能禁”，因为“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柏枧山房文集》卷十一）。他承认人们为了经济的缘故而溺女，不像某些官僚只责备民心而回避严肃的社会问题。不过梅曾亮并没能提出救弊良方，他只是在建立育婴堂上打主意。好吧，现在就来考察这项办法。
设立育婴堂、六文会之类救济机构，是从经济上资助贫人，促其养育女婴。清代育婴机构的建立，较早地出现在扬州、北京、通州、绍兴、杭州、苏州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民国《吴县志》卷三十）。康熙四十五年（1706），左副都御史周清原鉴于溺女严重，奏请各省建立育婴堂，“以广皇仁”，得到康熙的批准，命疆吏留心承办（《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这一决定促进了地方官对建设育婴堂的热情。许多州县官和地方绅士结合，捐钱，捐田，或拨给部分公田、公费，作为育婴堂的固定资产，从而把它建立起来。育婴堂多半由绅士管理，地方官监督，如安徽怀宁育婴堂，先于乾隆十一年（1745）由巡抚潘思榘、安庆知府赵锡礼、知县陈间仪捐金募建，后于道光二年（1822）由布政使陶澍等捐银置田，望江县监生周锡荫等捐钱发典生息，开始时“绅士董其事”，次由候补官在堂经管（道光《怀宁县志》卷十）。常熟县的育婴堂，“绅士为监堂，生员为董事”（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十七）。
育婴堂必有田产可收租，或兼有银钱放债取利。前述怀宁育婴堂每年可收息银3700两，租谷263石。奉化育婴堂始建于嘉庆，至同治末，有田1400多亩，岁收谷11万8000斤，钱6484千文，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产业增至田1868亩，山210亩，地52亩（光绪《奉化县志》卷三）。江西溺女严重，然而育婴堂的规模并不大，萍乡县城育婴堂，每年可收租近400石，归圣乡、长丰乡等六个乡坊各立育婴堂，收地租。但到同治间财产损失，县育婴堂只剩房三间、田十余亩（同治《萍乡县志》卷二）。财产甚少，无法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邦玺才强调办六文会。这个会章规定各村设立股份，由民人认购，每股每月交钱六文，100股可得600文，以给本村贫民养女之家。
育婴堂立有规则，条具抚养女婴的办法。有的堂备有房舍，将弃婴收留在堂，雇乳妇喂养；有的把女婴交给乳妇带回家抚育，按月发给生活费。无论在堂与否，均给衣服。如松江府育婴堂把女婴放在佃户家抚养，给予钱米，管理人每月初到佃家验视。因此陈金浩在《松江衢歌》中咏道：
水云亭畔义堂开，不复传闻虎乳孩。
记得城东收弃子，佃农月旦望门来。
育婴堂在各地设立，无疑救活了一些弃婴，做了好事。但是各地育婴堂受着经济来源不稳定的制约，堂田时存时没，难于一贯坚持，所以办办停停，甚至在一些地方仅是昙花一现。即使在开办期间，它的有限经费，对于众多的贫困人家的嗷嗷待哺的女婴来讲，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它常常是统治者“善行”、“仁政”的点缀，而不能解决溺婴的社会问题。是以有清一代，溺女之风踵相流行。但是，育婴堂是社会慈善事业的一种，对本无社会保障事业的传统社会而言，育婴堂的问世，是社会前进的一种表现。
世态剪影（三）第14节 “传食”—清人的分养父母
“吃派饭”，是当代的词汇。记得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干部或工作队下乡，到农民家吃饭，交粮票和一点钱，叫作“吃派饭”，所去的农户多将来人当作客人，量力做些好吃的。这里所说的吃派饭是另一回事，系指清代失去劳动力的老年父母，轮换到已经分开生活的儿子们家里吃饭、养老，那时人把这种赡养的方法唤作“传食”。
三百多年前的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江苏崇明县（今属上海市）有位姓吴的老人已99岁，他的妻子仅比他小两岁，可以说都是百龄人瑞。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业已77岁，其他的都白了头。在早年家中奇贫，四子都卖给人家为奴，然而孩子们很争气，一个个挣了家业，赎了身，开着店铺，老大经营棉花店和米店，老二开设布庄，老三开张腌腊店，最小的营业南北杂货店。各人成了亲，生子娶媳，生活过得相当自在，但是想到往日的苦处，父母的艰难，不仅不记恨父母的卖身之痛，反而要好好报答双亲，让他们有个欢愉的晚年。人人争着孝养父母，商定请老人轮流到各家用餐，开始一个月一轮换，后来儿媳们觉得公婆年岁太大，一月时间太长，得三个月以后才有侍奉的机会，不如一天一换，但是还感到不能尽情意，决定一餐一换，即早饭在老大家，午饭转到老二处，晚饭则到了老三家，次日早上老四备饭，如此类推，周而复始。每逢五、逢十的日子，全家族在一起吃饭，为老人敬酒，说些庆贺吉祥的话，令老人高兴。在老人用餐的厅房的柜子里，儿子们各放一些制钱，以便老人饭后拿用，出去买些零食，若钱少了，儿子们会自动往里添钱，不使短缺。老人时或到友人家打牌，儿子叫人偷偷地送些钱给那家，让那人故意输钱，好让老人高兴，有时老人兴致冲冲地带着“赢”的钱回家，不知是儿子暗中孝敬他的，为他买的笑（《清稗类钞·孝友类·崇明老人有孝子孝妇》）。这一对老夫妇晚来有福，“派饭”吃得好，岂止是口福，而是欢快的家庭人际关系，真正享受天伦之乐。
光绪年间，江苏金匮有华金桂、银桂兄弟二人，操舟为业，分家各过，父亲早逝，有母傅氏，两家轮流供养，所谓“传食于二子”也。老大娶妻沈氏，原来是童养媳，长大了圆的房。沈氏生有一女，为人诙谐，善于言笑，每当侍候婆母吃饭，就说些笑话，或者唱山歌给傅氏听，博得老人家一乐，多吃点饭。傅氏对大儿媳，因系童养带大的，既是婆婆，又是母亲，因之在抚爱之中掺和着严厉，动不动数说她一顿。老二妻子裘氏，生有一子一女，心地朴实，沉默寡言，孝养傅氏。两妯娌姊妹般地共处，相亲相爱。两兄弟孝顺乃母，傅氏偶尔有点不舒服，即不拉客人，二舟并在一起侍奉老母。这时裘氏主动为傅氏浣涤脏衣服和便器，让沈氏做饭熬药。沈氏过意不去，争着洗亵衣，裘氏不让，并且说嫂子跟随婆婆年久，知道婆婆心意，人又细心，适合于做饭煎药，我做粗活，没有关系，各人尽各人的心。傅老太有这两对和睦的儿子媳妇的侍候，生活自是安适满意的了。不想有一个族侄媳周氏，也是童养媳出身，好搬弄是非，傅氏不让儿媳同她往来，可是她却找了一个机会，向沈氏造言：裘氏因沈氏是童养媳而看不起她。沈氏因而多心，冷淡裘氏，裘氏则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婆婆傅氏看出她们的不自在，也以为是裘氏的毛病，一天借着一件事对裘氏说：你嫂子虽然是童养媳，但我将她当女儿看待，有时数道她，正表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瞧不起她；媳妇不在于是否童养，而在于人品，贤能的人就值得尊重。话虽没有挑明，裘氏也多少明白原委，更热诚地对待嫂子，沈氏原是没有城府的人，于是关系和缓下来。偏偏这时沈氏女儿得了疾病，还把沈氏传染上了，裘氏不怕危险，侍候汤药，使沈氏母女转危为安，沈氏这才知道裘氏是真正敬重自己的，于是欢好如初（《清稗类钞·孝友类·金桂银桂官妇之孝友》）。傅氏得到儿子和媳妇的孝敬，除了自身的长辈地位，还在于她的为人。她善于处理与子媳的关系，对童养媳慈严兼致，对二儿媳虽有某种误解，但不责备，委婉喻解，起到缓和两个儿媳妇紧张关系的作用。这样的为人，自然令儿媳敬重，“传食”到谁家，都
会得到欢迎。
吴氏老夫妇、傅老太太在子媳分养下，晚年生活美满，得终天年，显然，“传食”的观念和方式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子孙多，跟着某一个过，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如和这个儿子一起生活，别的儿子或许会说他偏心眼，而在一起过的儿子也许觉得负担太重，别的兄弟占了便宜。诸子轮流供养，各尽自身的责任，要孝养的都有机会，不情愿的也不能推卸，做老人的也不会有偏向，因此这是一种好的赡养老人的方法。
世态剪影（三）第15节 清人祠堂祭祀生活（1）
江苏《宜兴筱里任氏家谱》卷二《募建大宗祠序》中云：“国有宗庙，家有宗祠，所以崇报享而齐众志也。”
在宗法社会的国家，把祭祀与兵戎当作头等大事，民间的祠堂则以管理祭祀为重大的事务，因此宗族规约有着关于祭祀的一系列条例。
规定族人与祭的义务和权利
《辋川里姚氏宗谱》卷三江苏江阴姚氏宗规讲：“时而祠祭，时而墓祭，皆展亲大礼，必当敬谨。”要求按时进行宗祠祖坟的祭祀。到该祭祀的日期不举行祀典，就是犯了忘本的过愆，是不允许的，所以《澄江彭氏宗谱》卷三载江阴袁氏《祠约》规定：“祭期不许旷缺不举及有事不到。”不准祠堂司事到期不举行祭祀，不容许族人无故不参加祭扫仪式。直隶南皮县侯姓《侯氏宗谱·家规》也作了同样的训诫：“朔望率子弟谒先祠。……勿怠废先人祀。”参加祭祀是族人的义务。康熙间山东即墨县杨文敬在《即《即墨杨氏家乘·祭法》书影墨杨氏家乘·家训》中教训后人：“子弟幼时嬉戏，当令习拜跪，学揖让，设祭祀，扮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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