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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的彼岸，一份在战争即将结束前进行的盖乐普民意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都倾向于处决或是严厉惩罚天皇。华盛顿命令麦克阿瑟将军负责调查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行，尤其是他批准袭击珍珠港这件事。如果天皇有权通过发表演说来结束一场战争，他是不是也应该对战争的开始和进行负责呢？
不费吹灰之力，美国当局就能够搜集到足够的证据，用以证明“在战争的结束、开始以及每一阶段，裕仁天皇在支持以其名义采取的各项行动中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只需看一下东京街角儿的报摊儿就能做到这一切了。10月9日和27日，《朝日新闻》刊登的文章证实，天皇批准了开战的决定，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也是知情的。
但是当美国那些负责起诉战犯的检察官们来到东京后，他们发现战争的指挥者说得几乎完全相同。无论是日本的政客还是美国的将军，他们的底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裕仁天皇无罪。他反对战争，他一个人结束了这场冲突，他是英雄。
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了。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说明了其中的缘由：
天皇被起诉将毫无疑问地会在日本民众间引起巨大的震荡，我们不能对这种后果期望太高。他是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的象征。毁掉他，这个国家就会分裂……届时极有可能需要上百万的部队在这里无限期地驻扎下去。
巨大的动荡？日本的分裂？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仅认为帝国是他们2600年历史的一小部分。当“佩里的黑船”使德川政权暴露出其软弱无能后，“日本人民就抛弃了他们的封建幕府……在经过了近八个世纪的辉煌后，日本人民就像扔旧衣服一样将其抛弃了。”而裕仁天皇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无能。他不仅被“外国人”击败，而且使外国的军队进入了其“圣地”。一个失败者被人取代了，日本人民为什么要分裂呢？日本战败了，并且被和平地解除了武装。没有暴力事件发生，没有针对美国占领者的恐怖袭击。但麦克阿瑟其实早在日本投降前就很显然已经屈从于有关帝国永恒的天花乱坠般的武士精神报道。早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麦克阿瑟将军就同意了保全天皇的计划，还找理由说“不像基督教信徒那样，日本人没有上帝以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日本人民需要裕仁天皇作为一个如同基督一样的人物，将天皇放在与其人民或是其他政府官员同一层次上的想法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将不仅是对神的亵渎而且是对精神自由的否定。一些美国官员写道：“对他们来说，绞死天皇就如同对我们来说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麦克阿瑟还认为：“并不能通过杀死天皇来消除这些人对天皇的崇拜……这就像除掉上帝，留下基督教一样。”
邦纳·费勒斯将军是日本投降后最早抵达日本的美国人之一，当时他和麦克阿瑟乘坐的是同一架飞机。费勒斯将军一到便立即展开了保护裕仁天皇的工作，以掩饰天皇在战争的进程中及结束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教战争嫌疑犯们如何作证。在同一位日本高级军官的对话中，费勒斯指出俄国人想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费勒斯说，“如果日本方面能向我们证明天皇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这将对应付目前这种形势非常有利。我想即将进行的审判为这样做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尤其是东条，在对他的审判中应尽量让他承担所有责任。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使东条这样说：‘在战争开始前的帝国会议上，我已经决定开战，即使天皇阁下反对同美国进行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不仅没有按照命令去调查天皇，反而禁止了这种调查。他向华盛顿保证：调查已经展开……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裕仁天皇在过去十年里参与了政治决策。主控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告诉检察官们不准备控诉天皇。任何同上头有关的证据都会被查禁，如果有人不帮助进行掩饰，那么他们将“无论如何马上回家”。不仅没有伸张正义，事实上检察官们起到了充当天皇辩护团的作用。
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其他27位军方及政府官员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起诉，主要的指控就是他们参与密谋了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战争。
在事件发生后通过并且改变了事件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叫做“事后法”。美国宪法有两条禁止“事后法”，但对“发动侵略战争”者进行指控却是由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发明的。美军参谋长埃里奥特·索普将军是负责决定哪个战犯受审的人之一，“我还是不相信那样做是对的，”索普后来说。“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事后法’，他们在游戏结束后制定了规则。”索普认为审判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报复。“我们要以血还血，可上帝啊，我们已经做到了，”索普说道。威廉·沙斯将军写道：“过去我们在东京常说，美国可不要输掉下一场战争，否则我们的将军们将会在没有任何申辩或是审讯机会的情况下在天一亮就被干掉。”
检察官基南提出了这样的理由，那些愚钝的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武士以及那些在事实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事件的家伙，才是从1928年到1945年超过14年间邪恶的真正的主谋者，他们向上司隐瞒了这件事。但真正在这14年间掌权的人的名字却没有被提及。这就如同说，T型汽车来自于工人们喝咖啡的间歇，而福特先生恰巧只是有一间大房子。
澳大利亚大法官威廉·韦伯后来批评道：“战争的首犯，尽管完全可以受到审判，但却被给予了豁免权。”法国的亨利·伯纳德法官也写道：“日本这些战犯中，有一个主犯逃过了所有的起诉，无论如何现在的这些被告只能被当作从犯。”日本前首相东条也非常高兴，“天皇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从这一点来讲，我也感到安慰了。”在甲级嫌疑犯们被宣判的那天，基南检察官和裕仁天皇一起在皇宫里共进了三个小时的午餐。
包括东条在内的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还有其他的六个死在了监狱里，两个因为精神失常被释放。有13个人后来获得了假释，为了赎回对上百万人犯下的罪行，他们中最多的在监外服刑八年。
在许多案件中，看起来犯的罪行越是严重这个罪犯就越有可能逃脱惩罚。中村正信上校被称作“战略之神”，曾策划了日本的南侵计划。他曾经将中国人的头颅在新加坡展示并且鼓励的场少佐吃敌人肝脏的习惯。他就是逃脱了指控的人之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村上校处死了本杰明·帕克上尉并且吃了他的肝脏。但考虑到战后日本共产主义的扩张、中村反共的诚意以及他卓越的策划能力，威洛比使中村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重要财富、一个值得保护的人物。中村不仅逃避了指控，而且后来还被选进了日本的国会众议院。
或许日本最可恨的罪行就是731部队针对中国实施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战。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的一些美国军官知道731部队在被俘的美军战俘身上也试验了这些武器并且杀死了他们。但是当这些魔鬼般的医生将基于他们可怕的实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美方以作为换取他们获得豁免的条件时，麦克阿瑟立即同意了这桩罪恶的交易。
1979年14名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被秘密地奉为爱国“烈士”；以向战死的人表示敬意。那些灵位中包括像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军队犯下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行。
如今很多人抱怨日本人并没有承担他们在二次大战中的全部责任。通过让主犯逃脱惩罚，通过事后法来扭曲法律，通过隐藏一些日本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盟军主观的主持了“正义”，从而使得任何企图更正这个历史责任的做法都显得荒唐可笑。如果希特勒也得到这些美军胜利者的“细心照料和保护”，那么是否普通的德国人民也要被期望着就他的罪行进行反省呢？
1946年，比尔·多兰中尉在关岛奉命监视对父岛列岛的战犯进行审判，那时他刚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这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审判之一。这种审判是在金属制半圆拱形建筑中，极度秘密地进行的。
“日军战犯坐在长桌边上”，比尔回忆说。“在每一个囚犯后边都站着一根强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每一个士兵都配有自选的武器：大酒瓶、半自动手枪、肩背手枪皮套、有珍珠状把手的三八特制枪。另外，所有的士兵都带着一个大大的乌木制的棍棒，这种棍棒是一般警察携带的警棍的三倍大。每一个士兵都处于“稍息”状态，背对着人群，两腿叉开站着。他们把左手放在囚犯的椅子上，右手的大棒放在他们的背后。偶尔便携式的发电机也会停止。如果停止的话，小屋的里边完全一片漆黑。出现这种情况时，士兵们会马上把他们的左手从囚犯椅子的背后移到囚犯脖子的后边，他们会把囚犯的身子按下去并且把那根大棒放在犯人的脑袋上。当灯重新打开时，我们可以短暂地看到这一幕。
14名日本军官、士兵和医生作为乙级战犯由一个军事委员会在关岛审判。来自不同服役区的8名美国军官作为法官，美国和日本的民间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乙级战犯的罪名包括谋杀、虐待俘虏、没有给予体面的葬礼和对控制下属的不法行为的失职。海军搜寻过去被指控吃人罪的例子，但是在海牙和日内瓦还没有人想到如何为残忍地吃敌人肉的罪行归罪，因此以“没有给予体面的安葬”的指控被替代了。
比尔·多兰做了一辈子的律师，许多年之后他告诉我：“我读过无数的审判副本，所有对战犯的审判都是这样：一方指控另一方做了什么，另一方予以否定，之后法院来做出决定。这里，所有的证词都来自一方，所有的证人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自己承认吃了人。
在检察官丹尼尔·弗林的开场陈述中，他警告有些被指控的罪行是如此的令人作呕，以至于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地针对这些罪行进行立法。这些指控与曾在刑事法院中所听到的最惊人的指控处于同一档次。我们希望再也没有这样类似的案子出现了。公诉人弗雷德里克·萨斯称被告为“没有人性的野蛮人……他们以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撕碎、肢解了我们手无寸铁的兄弟的躯体”。他认为硫黄岛列岛的士兵们是典型的恶魔邪恶势力的代表……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就像危险的疾病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国家，像致命的瘟疫，残酷地在亚太地区扩散开来。
“但是美国人头颅被砍下来、肝脏被挖出来的消息没有被准许传回美国，”比尔说。“海军守卫告诉我，海军不希望家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被吃掉了。”
公诉人总共传唤了43个证人：穿着卡其布短裤的堀江少佐是主要的证人。在法庭下，立花将军称堀江是“一条美国的走狗”。将军对他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