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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凭借其丰富的军事资源，显然应该是战争双方中较强的一方。可俄国只有通过铁路或是绕道非洲的好望角才能将陆军和海军力量运到地球这一端的战场上。这头大熊从来没遇到过如此顽固的对手。日本人发疯似的战斗着，为了夺取一座小山头或一座碉堡，就算牺牲成百上千的人也在所不惜。
1905年5月27日爆发的对马海峡海战把战争推到了空前的高潮。那场战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冲突。就在50年前，日本人对佩里率领的美国士兵身上的纽扣还感到羡慕不已。可现在，日本的高科技战舰就出现在海上，用他们自己制造的炮弹把敌人炸得惊惶失措。
小日本在对马海峡海战中战胜了俄国人，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就连许多日本人也备感惊奇。这就好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孬种打胜了筋强骨壮的重量级拳击冠军。然而，正当那些洋洋得意的臣民欢庆这似乎不大可能的胜利时，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思考起事情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日本在战争中能赢得这场战役，但却不能最终打赢这场战争。俄国有用之不尽的资源，可以为他们的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可战争已经使日本倾其所有。到1905年春天为止，日本已有10万士兵在战争中伤亡。日本的军队受到了重挫，供应不足，士兵伤亡严重，且无法像俄国那样迅速地补充兵员。这样的日本是不能给俄国造成决定性的致命一击的。
可日本的统治者却都是谨慎精明的玩儿牌高手，他们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鸣金收兵。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好朋友，1905年8月23日在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时他请罗斯福为日本去进行斡旋。根据条约，俄国向日本割让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旅顺港和库页岛南部的部分地区。
随着《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神的国度在世界地图上正式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国家。日本仅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便从一个可怜的哀求者变成了一个胜利者。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竖起了无数纪念碑来显示国民心中无限的自豪感。战争中的老兵被授予民族英雄的殊荣。日本成为了打败西方白人基督教国家的惟一的非白人、非基督教国家。
西奥多·罗斯福对此羡慕极了。同年2月～3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东北的奉天城（沈阳的旧称）日俄打响了近代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其间，日本歼灭了9。7万俄国人。在对马海峡海战中，日本也只是牺牲了600名水兵，而俄国却损失了6000人。有关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写道，“无论是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还是西班牙舰队被击溃，它们都没有对马海峡之役那样痛快、彻底。”他认为日本是“整个东方伟大文明的力量”。他相信“每个有野心的民族都同其他民族打过仗，而日本就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罗斯福还写道：“从前，我支持日本，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日本。”
在西奥多看来，日本这个民族具有非常重要的“能力来实施自治”，现在，它已经可以承担起一个文明民族的责任，那就是去统治他的邻国。总统对他的日本朋友说，他希望日本把自己定位在伟大国家之列，“加勒比海周围的局势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而对日本来说，其重要利益则与黄海周围密不可分”。
西奥多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对日本外交官末松说道，“正如古巴和美国的关系一样”，日本应该在朝鲜占有一席之地。两个月后在日本，西奥多同另外两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重申“日本应该将朝鲜完全纳入势力范围”。在罗斯福看来，朝鲜太弱小，日本完全可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朝鲜进行“弱肉强食”。1905年1月，西奥多告诉他的国务卿，允许日本吞掉其弱小的邻国。而此时的朝鲜皇帝也已察觉到风雨欲来的危险，于是请求美国给与保护。岂知罗斯福非但不帮忙，反而命令美国驻汉城公使馆全体人员撤退，为他的日本朋友铺平道路。随后的几天之内，其他西方列强也纷纷命其驻朝大使撤退出境。一位美国外交官描述当时那些大使纷纷撤退时的样子：“就像沉船上惊慌逃窜的耗子一样”。紧接着，日本的军队迅速废黜了朝鲜皇帝，把朝鲜接管过来。不久后，成千上万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死在了绞刑架上。
日本对自己的好运惊叹不已——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打败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中真正的一员，这回又有了可以奴役的国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在国民心目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使他们相信，日俄战争就是他们历史上的转折点。
许多杰出的企业家把苦心经营的生意留给了无能的儿子，儿子经营乏术，很快就败光了家业。与此相似的是，明治天皇的后继者并不像他那样有才能。他的儿子嘉仁（大正天皇）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皇位上蹉跎了20年，直到裕仁天皇20岁时开始摄政才结束统治。（嘉仁于1926年驾崩，裕仁24岁登基。）这20年中，日本没有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治理这个国家。而明治时期的宪法从精神上把天皇和军人联系在一起，使其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这就导致了一些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宪法的这个缺陷控制了政府和君主体系。
20世纪早期是日本的第一代军事统治者向第二代过渡时期。第二代领导者在统治模式、战略战术方面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新的领导者不像原来的武士阶级，他们是在日俄战争的前线战斗过的普通士兵。这些头脑简单的军人不是战略家，他们只看重旧式的战术，在他们同中俄进行的前现代战争中，这些战术曾给他们带来了荣耀。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日本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彻底打败俄国，可他们也并不看重前辈及时邀请罗斯福斡旋的战略智慧。
这些新的军事领导者相信，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是使其有胆量挑战俄国这个军事强国的首要因素，最重要的是，大和民族精神帮助日本赢取了战争的胜利。他们深信，就像几个世纪前的神风一样，大和魂是保护日本的新的秘密武器。这种精神成为那些沾沾自喜的“精神勇士”的颂歌，他们认为自己这种性格就深深烙印在日本的伟大历史当中。这种思想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残暴但却非军事化的敌人。肉搏战在那场战斗中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形式却发生着变化。当其他国家正用机械来积极武装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为未来的科技战争做好准备时，这帮日本人还依旧沉浸在他们的大和精神里。他们相信自己凭着大和精神永远都能获胜。
军人们还制定了这样一项法律——要求首相内阁里的海军和陆军官员为现役军官。首相不能独立任命退休军官，只能从受军方控制的人中选出其内阁成员。一旦军方与首相或其政策意见相左，他们就将直接弹劾首相，并且拒绝再推荐新首相，这样一来，首相内阁也就瓦解了。本来就已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的军国主义者用这种方式又巩固了对政府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大正天皇在智力上有缺陷，日本军队还可以有机会塑造大正的儿子。
裕仁天皇出生时正值日本对军国主义开始痴迷的前期。他出生仅七天后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一位年老退休的海军上将家里。这位未来的小天皇将在那里长大，聆听老将军为他讲述正确的军事价值观。日俄战争是裕仁童年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自从他很小的时候，就看见威严的祖父穿着军事制服，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裕仁身边的人全都是军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他造成的一种氛围，让他相信军事力量是维持日本在世界上领先地位的关键。正如汽车大王福特那些在底特律长大的子孙们一样，他们深知自己的未来必定和汽车有关——裕仁也相信，在日本不断繁荣壮大的进程当中，军事力量必将起到特殊的作用。
按照传统，日本的天皇应在京都那种奢华的宫廷环境中成长，与世隔绝，不掌握真正的权力。他在皇宫里整日学习古汉语和日文，吟诗作赋，远离政治和军中事务。然而，裕仁受到的教育却大为不同。他的一切教育都已经被严格地军事化了，并且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这并非出于裕仁自己的选择，而是明治天皇在法令中做出这样的规定，必须执行。尽管明治本人没受过军事教育，但是《明治皇室规章》第17条规定：所有皇族成员必须接受军事教育。裕仁7岁时开始上学，学校校长是由明治亲自任命的——一名日俄战争中英勇的陆军将军。年轻的天皇在11岁时分别被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任命为陆军少尉和海军少尉。
同年，裕仁和另外五个孩子升入了中学，那五个孩子是由学校的校长——一位前海军大佐挑选出来的。这位未来的天皇走入教室时，其余的学生站在桌旁向他鞠躬。学习过程中，那些文科课程只是简单带过，重点都放在了军事课程上。他的老师中有一位陆军元帅，两位海军少将，四名现役中将，他们的这些军衔都得益于在日俄战争中所立下的功勋。十几岁的裕仁身材瘦小，学习认真。他每天的功课包括“绘图练习，军事史，军事领导原则，战术……战略和国际象棋”。课外活动包括“由军官辅导的骑马训练和军事操练”。正午的时候，年轻的太子接受同学们鞠躬后，由一位侍从武官陪同单独进餐。此外，“军队在太子居住的区域内挖了一条战壕，以便裕仁练习操纵机关枪”。晚上，军事家庭教师“和他一起玩战略游戏”。
即使是在夏天，裕仁也得不到片刻解脱。他在陆军海军学院以及总参谋部巡视，视察全国各地陆军军营和海军基地的军事演练。身边那些年老的军人经常激励他行动起来要有军人风度。裕仁的生活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了。直到17岁，他才读到了第一份报纸。
“裕仁所受的这些教育就是让他相信，整部日本现代史就是围绕他的祖父及其身边的英明助手们展开的。”可是，有一些问题从来没有被问到过。比如——向一个强国提出挑战是否明智？如果俄国和日本在战场上交锋之前不需要绕那么远的路，就不会在战斗中累得筋疲力尽的话，那样的话，整个战争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俄国虽然受到一点挫败却坚决不同意谈判的话，又会产生何种消极的后果？如此等等。但与此相反的是，裕仁的老师教给他的全都是军校里教给军人的那些东西，比如：大和民族精神的绝对重要性，在牺牲总体战略代价的基础上采用的那些具体战术，等等。这位未来的天皇的老师告诉他，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决定性的战役”，就像在对马海峡战役那种。日本的军事教师完全忘记了一战中的教训，他们对裕仁说，大炮、油船和飞机同手持刺刀、冲锋陷阵的英勇步兵相比较，前者处于被操纵的地位。这位未来日本军队的总指挥学到了——“决定战场上的胜负的不是火力的大小，而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