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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解剖他们。
他切除一个飞行员的肺放入手术盘，人还活着，然后割开肺大动脉，看着飞行员的血汩汩地流淌致死。另一个被剖开胃，人还清醒着。教授又切断他五条肋骨，切开他的一条动脉，观察一下在他临死之前他的心脏还能跳动多久。在一个飞行员的头骨里钻了一个孔，然后插入一把小刀，在他大脑里搅来搅去，想看看飞行员身体的哪一部分随着他刀子的搅动而跳动。
1945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波茨坦宣言》，宣言说：“我们将给日本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日本要么投降要么面对彻底毁灭。”
8月1日，美国凝固汽油弹烧毁了八王子的80％，八王子是东京附近的主要铁路终点站。同一天，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面积相仿的长冈的65％被毁。B—29在本州西海岸城市富山投了1466吨凝固汽油弹，该城市的99。5％被毁。
8月2日，“B—29先生”保罗·贝蒂茨和他的轰炸战友汤姆·费诺宾，走进柯蒂斯·勒梅在关岛的办公室。“这位含着大雪茄的将军，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他的来访者领到地图桌子跟前，展开地图和所侦察到的照片。在弥漫的雪茄烟雾里，他缓缓地说：‘保罗，首要的是广岛。’”
在广岛坐落着军事指挥部，它也保卫着九州，阻止美国的登陆。4。3万士兵混杂在28万广岛市民里，还有一些生产军需品的设备和工厂。
8月4日，“72万张传单撒在广岛上，敦促所有人立即撤出，（就像《波茨坦宣言》中所发誓的那样）此地将被摧毁。”传单警告，“现在就撤！”一天后，西宫、佐贺、前桥和今治市（这些城市也在传单的警告之列）燃起了烈火。
8月6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保罗·蒂贝茨从提尼安岛驾驶B—29起飞，他用母亲的名字给这架飞机起名为“埃诺拉·盖伊”。凌晨五点五十五分，他在硫黄岛上的苏罗巴其山上空盘旋，等另外两架飞机追上他。从他的驾驶员座舱里向下看，他觉得登硫黄岛一站的代价虽惨烈但也值得。“这个小岛是我们执行任务从马里亚纳起飞到东京中途的重要据点。如果没有它，我们完成任务就有更大的困难了。”凌晨六点零七分，三架飞机在苏罗巴其山上空会合朝日本飞去。
早上八点十五分十七秒，汤姆·费诺宾看到艾欧在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中喊，“扔炸弹！”
一磅多（0。85千克）的铀从空中落下，在43秒内飞行了6英里。早上八点十六分，铀弹在新良医院的上空1900英尺的地方引爆，在离艾欧瞄准点的550英尺处。爆炸“大约在1/10秒内产生了刺眼的光芒”。
“Pika…don”，日本人叫它pika（闪光）…don（弹）——闪光弹。在闪光之后的30秒，爆炸式的狂风把玻璃吹到了6。6英里之外，8分钟内，烟雾和瓦砾形成了一座大山，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大和雄浑，估计14万人丧生。
对柯蒂斯和许多飞行员来说，原子弹并不像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在杀伤力方面并没有巨大突破。是普通大火杀伤了广岛的大部分居民，柯蒂斯在东京用凝固汽油弹杀伤了几乎同样数量的平民。根据《美军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杀伤力相当于220架满载凝固汽油弹B—29轰炸机的杀伤力。“由此可以说，在杀伤力方面，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与传统的空袭相比，并没有数量级的跃进。”
柯蒂斯并不认为这些行动跨越了道德界限，后来他曾经想知道人们是否认为“用原子弹杀人比用石头把人的脑袋砸烂更邪恶和残忍。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认为机关枪比弓箭要邪恶100倍。”
杜鲁门总统说：“我们找到了炸弹，我们用了它，用它是为了减少美国年轻军人的痛苦。”几天后，在给美国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的信中他又解释了这些行动的缘由。他告诉基督教的领袖们，“当你对付野兽时，你必须把它当作野兽来对待。”
多数人都认为在二次大战中，原子弹杀伤的人比日军的刀剑杀伤的人还要多。二次大战中的老兵保罗·凡劭写道：“人们对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感到如此震惊和遗憾，这与人们缺乏对太平洋战争的了解有很大关系。”
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是一名海军老兵，他写道：“你就想一下入侵日本本岛可能丧生的人数——美国丧生的人数可能惊人，但是日本丧生的人数可能要比美国还多几百万甚至上亿。”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国会说想对日本领土进行入侵，而不使用原子弹的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意图亲临日本前线”。
日本飞行员渊田梅津雄率领日军偷袭了珍珠港。1959年，渊田梅津雄告诉保罗：“你干得对，你知道日本人那时的态度吗？他们简直是着了魔……他们都愿意为天皇死。如果需要，男女老少都会用木棒和石头来抵抗，……如果入侵日本，你能想象得出会是一番怎样的屠杀景象吗？那真是糟糕可怕。这一点美国人民永远都不能像日本人理解的那样深刻。”
但也许原子弹最大的救命功能是它缩短了勒梅将军在美国投凝固汽油弹的时间。国务卿詹姆士·伯恩斯说：“如果我们继续在日本的国土上投掷凝固汽油弹的话，死伤的人数要比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死伤的人数还要多。”3月，柯蒂斯在日本投下了1。38万吨的凝固汽油弹。他计划从9月开始在一月内投下11。5万吨凝固汽油弹。
或许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最惊人之处是它没能刺激精神勇士去拯救他的国民的生命。但是那时10万死亡对他们算什么？他们在新几内亚岛注销了15万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控制着中国沿海和满洲国。新加坡也非常安全。在菲律宾有一点儿小麻烦，但是日军还没有向麦克阿瑟投降。这些冒名顶替的武士们仍然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年轻性奴隶，她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孩每天被强奸40至70次，精神勇士们准备牺牲2000万平民。因此原子弹杀伤平民又怎么样？有什么大不了？让他们吃橡树果吧！
军方派了七人代表团去调查长岛的损失。他们在原子弹废墟上一着陆，一名军官就立刻跑向他们的飞机。他的脸像戏剧里的小丑——一半已经灼伤，冒出红红的疙瘩。没有暴露到原子射线里的另一半正常，他真是一个纯正的精神勇士，他指着自己的脸欢呼道：“暴露的一切烧伤了，但是稍微有点覆盖的地方就没有被烧伤。因此不能说没有反击措施。”
柯蒂斯回忆说：“广岛并没有立即使日军缴械投降，我们仍然在扔凝固汽油弹。8月28日，我们的B—29飞往八幡，烧毁了八幡的21％，同一天，另外一些B—29去了福山，烧毁了该城的73。3％。即使我们于8月9日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他们也未出现喘息和崩溃的迹象。我们只得继续飞行，执行轰炸任务。”
8月9日，在长崎的原子弹致死了7万日本人。那一天，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坏消息。那天凌晨1点，大约100万苏联红军攻入满洲国。三个月前，约瑟夫·斯大林让《苏联日本互不侵犯条约》失效时，就已经表明他有意和日本展开冲突。为了响应，精神勇士把许多的军队开到朝鲜边界。生活在满洲国数以百万计的日本平民——天皇的“先头部队”——毫不知情地被他们的军方遗弃了。由于苏联人的强奸和折磨，至少有18万日本平民丧生。当地的满洲国人也拿着干草叉奋起反抗他们的日本主子。仓皇逃窜的日本母亲被迫丢给了当地人成千上万的儿童。苏联军队把70万日军战俘运往古拉格集中营，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在同一天，日本战争最高指挥委员会在东京开会。稍有理性的军人都会承认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日本人民在忍饥受饿。柯蒂斯将军在为日本古老的城市从地图上消失而干杯。“闪光弹”使邻近的城市灰飞烟灭。成千上万的日本平民在满洲国的蛮荒之地挣扎着逃命。
但是日本陆军部长督促他的同事要看光明的一面。没有道理感到郁闷。阿南将军一一点数了日本剩余的力量。他提醒内阁成员日本15～60岁的男人以及17～40岁的女人都在战斗之中。日本有3200万勇士在训练使用锋利的竹枪。为什么在真正战斗开始之前，就放弃呢？
梅津美治郎大将说：“凭着运气，在侵略者还没有登陆之前，我们就可以击退他。”
运气？美国用了价值30亿美元的飞机，投下了价值20亿美元的炸弹。运气。
首相铃木试图把这明摆着的事实向战争内阁陈述清楚，他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把战争进行下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只有接受《波茨坦宣言》。”
陆军部长阿南的脸气红了，这位首相的大和民族精神哪里去了？
阿南将军咆哮道：“谁能百分百地确信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吞下这个宣言。”
士兵岛平观察说：“我们战斗到最后，没有人考虑日本失败的可能性。我们就像军士洋子和野田上尉一样，——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从丛林里出现，一个在关岛，另一个在菲律宾。他们不能够想像日本被打败了。整个国家的感觉就是那样。”
但是铃木是正确的。结局来到了，甚至天皇也意识到了。
柯蒂斯写道：“8月14日，我们去了熊本烧毁了那个城市的45％。在同一天我们去伊势执行了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在那里我们烧毁了城市的17％。飞行员飞回到马里亚纳群岛，得知日本已投降了。”那天晚些时候丧失了人性的天皇，故弄玄虚，发表了一番欺人之谈，在投降讲话中他把自己描述成热爱和平的人士，在努力帮助亚洲国家时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说：“侵犯别国主权和进行领土扩张远远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对英美宣战是因为我们真诚渴望日本能够自卫，东亚能够稳定。”
裕仁天皇的“稳定”给3000万中国人、400万印尼人、180万印度人、100万越南人、250万天皇臣民以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韩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英国人、德国人、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带来了“永久的和平”。天皇从没有说“投降”、“战败”、“道歉”、“对不起”等词，他只是告诉他的臣民，他们要“忍不可忍之苦，受不可受之难”。飞行员查理·布朗还记得在大船战俘营的最后一天。
我们从一个在8月7日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那里听到，美国在某个城市投下一枚炸弹将其炸平，我们还都以为他疯了。
14日，日本警卫在军部前排起队，从他们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战争结束了。
他们开始喝酒。其中一个喝醉了的士兵想自杀。他在台阶上坐下，把刀刺入腹中。他们用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
那就是查理·布朗所能记着得一切。后来医生告诉他由于缺乏维生素A，他对接下来的两周没有记忆。正像受伤的飞行员菲尔一直等到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后才昏迷不醒。查理的精神使他虚弱的身体还继续运转。后来他知道他们胜利后，他的系统就关闭进行休息了。
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飞行员比尔·康奈尔挖了些洞，来标志日军的投降日。现在他六英尺的骨架上，只剩100磅肉了。两周后他给家里发了电报说：“我很好，非常高兴，要飞回家了。”他说：“那时我父母才知道我还活着。”
飞行员罗伯特·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