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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开心。每天晚上，我都亲吻照片和他一起睡。可在一天晚上，镜框突然掉在地上跌碎了。我惊醒后发现了跌碎的镜框，害怕极了。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吉米就是那一天被害的。”
第十六章 火战
请尽力去领悟这一点吧。听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但还要听下去。战争无道德可言。你残害儿童，杀戮妇女，致老人于死地。他们本不是你攻击的目标，但是你对他们却不加区别，一概杀害。这就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
——保罗·蒂贝茨，摘自《责任：父亲，儿子和战胜者》
自从马弗·梅尔尚、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2月23日被带走后，弗洛伊德·霍尔独自呆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直到2月26日星期一，就是吉米和格雷迪被处死的那天，也是华伦从的场总部被转到堀江少佐总部的时候，他才摆脱孤独感，两位飞行员初次在那里相见。
堀江少佐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矮个子，他在中国服役时一条腿受了伤，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位举止颇有文官特点的情报人员对立花和的场颇有微词，不像他们两人那样虐待战俘。他驻东京海军总部的朋友通知他日本舰队已经完蛋了，堀江意识到日本战败已经不可避免，
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由此他认为虐待战俘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美国赢得这场战争，这样做甚至很危险。他告诉立花和的场两位将军，他反对杀害美军飞行员。两位将军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堀江少佐搞的是情报行动，他的角色只是配角，并没有实权。他无法决策，但是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如果由他关押就绝对安全。
他们在堀江的关照下几乎不受什么约束。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可以自由活动，他们不但吃得好，还没挨过打，如果他们哪个想反抗或逃跑，那后果就不同了。但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岛上，没有逃跑的希望。
几次审讯之后，从这两个飞行员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挖掘了。华伦对堀江说他来自利西环礁，他“转移到离硫黄岛南部100英里的驱逐舰上”，这是他‘首次实地飞行’，但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在飞行数小时前才听上级简要布置任务，他们并不知道有关长期战略的部署情况。
堀江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他想提高英语水平，就请弗洛伊德和华伦给他上英语课。
“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两个小伙子对少佐说。堀江少佐将会需要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学一些在美国晚上出门的技巧也是时候了。
“他们教我怎么进夜总会，点酒水，结账，等等。”堀江后来写道。有一次上课时，华伦甚至拉着少佐的手教他在跳舞时怎么搂抱情人。
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两天，弗洛伊德和华伦相互为伴，感到很安全，也许他们能活下来。
然而吉井大尉出现了。
1945年2月28日，就是吉米被他斩首后的那一天，他通知立花将军他需要另一名战俘。小管大尉记得吉井曾告诉立花，“战俘没有帮助我们拦截无线电信号，因此我让两个最年轻的军官杀了他。”
“是那样吗？”将军说，“那只不过是两人之间的普通谈话。”小管后来回忆道。
吉井得知堀江正看护着两个美国人，他问上司能否让其中一个来替代吉米的工作。立花点头同意了。吉井把华伦·厄尔带到夜明山上的无线电通讯站那里。
吉井派玉村士官管理新来的战俘，“我不喜欢干那种事情，”玉村回忆说，“因为我知道他对吉米都干了什么。”玉村是这个战俘的新保护人，华伦就住在玉村自己的房间，这个电台用布帘遮挡着，“除了我自己的人，我不喜欢其他任何人来到他的房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华伦和玉村在会客室里工作，“我那时不算太忙，”玉村回忆当时情景，“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收听短波，吉井告诉我要从他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吉井每天都到电台来，督促玉村汇报战犯提供的情报。华伦告诉玉村，他来自“本宁顿”号航母，驾驶“一架单座的战斗机。”他老家在得克萨斯州，他身上有印第安血统。他们一起截获附近航母的无线电波，华伦给玉村汇报每天所得到的情报。
吉井读了玉村的报告并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华伦所掌握的信息远远不止于你向我所汇报的那些。”玉村回忆说，“吉井说如果一名大尉没有掌握更多的信息，那太可笑了。”
玉村告诉华伦，吉井想要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玉村记得那一刻“华伦说他还有更多情报没有告诉我，我可以杀了他，但我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了”。显然，在这场为保护这个美国人的斗争中，玉村想尽了一切办法。几个日本海军官员甚至不等吉井来管，就过问起战俘的事来，“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喝醉了，”玉村说，“他们想来揍这个飞行员，在门外命令我把他交出来。我说：‘不行，先生们。’他们说：‘我们是军官，我们命令你。’其中一个还说：‘你敢违抗命令，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他拔出剑来。海军军士加贺站起来说，‘混蛋玩意儿，滚开，别管战俘的事。’”
醉醺醺的军官们后来跑到吉井那儿告状，抱怨玉村顽固，“于是我被召到大尉办公室。”玉村说，“他说战俘还是由我看护，我做得对。”
华伦在无线电监控器前度日时，经常发现有一位腼腆的年轻人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是新到无线电通讯站的。他出生于夏威夷，说英语，和华伦一样非常想呆在父岛上。他是二等兵，叫岩竹。
岩竹曾在医院患腹泻，而在2月19日，有消息宣布：“美军已登陆硫黄岛。情况紧急，所有能行动的士兵需马上回归原编单位。”他回去“敲石块，挥铁锤度日”。有一天早晨，司令把他带到战地指挥部，告诉大佐，“这儿有个讲英语的小伙子。”司令对大佐说：“我派你到夜明山的海上通讯连，你的工作很有价值，必须马上开展。”
岩竹就在吉米死后不久到了电台，他被介绍给华伦，但显得格外谨慎。
“一开始我没跟他多说话，”岩竹说，“上边告诉我们要小心。”但不久两个美国出生的小伙子，刚20出头，就建立了深厚友谊。“我告诉他我是夏威夷人，”岩竹说，“他说他是得克萨斯人，他是一个很友善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尽管他是战俘，他却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几十年后，岩竹还能记起华伦的幽默来。
一个粗俗农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她请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演奏钢琴。她家的狗费多爬在沙发底下。
小伙子肚子胀气。他想，如果他将屁悄悄地放进沙发里，没有人会听到。
姑娘停下来，叫了爱犬一声：“费多。”
然后又开始演奏了起来，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
小伙子以为姑娘被他糊弄过去，又悄悄地来了一回。
“费多！”姑娘叫道，就又弹了起来。
又是一声响屁，以为就此结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来：“费多！赶快走开，省得他又冲你来”。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国飞机经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得克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子，唱着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玉村说，“喜剧翻译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记得有一次收听平·克劳斯贝的节目，”岩竹告诉我，“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平的两孩子在做节目，这两个孩子对西纳特拉说他们不喜欢西纳特拉，因为‘父亲说你拿走了我们的面包和黄油’。”
华伦收听了许多信息，但却不愿讲出实质性的情报。岩竹和玉村掩护他。“我常对吉井说，华伦工作很努力，因为不愿他被处死，”玉村说。
但是每个带耳机的人都能听到有关附近硫黄岛上的屠杀报道。日军情报明确显示美军正在歼灭日军，美军方面的消息谈到截获的土地和日本人的伤亡，美军向硫黄岛的进攻意味着华伦和俘虏他们的人的死期就要到来了。
“我们听到来自硫黄岛许多令人疯狂的情报，”岩竹说，“有一次我听到轮船上的叫喊声，‘紧急情况，我们已被神风队击中！情况紧急！’我们还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一种电码，但不是用英语发出的，直到战后我才知道这是用纳瓦霍人的代码发的。”
小伙子天天忍受着夜明山顶电台遭受的空袭。“到处是弹坑，”岩竹对我说，“伴随着轰炸有一种无望的感觉。我们随时准备着跑出去找庇护所。”
有一次，一枚炸弹就在电台的窗外爆炸，“我们去摸了一下阎王鼻子，”岩竹说，“华伦跑出去挥着拳头朝美机叫骂，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华伦留给他的俘获者的印象是满脸勇气。
“我从未听他说过对自己的安危担心，但他却常牵挂他的伙伴（弗洛伊德·霍尔）。”岩竹说，“他会问：‘真想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
岩竹又说：“我感到他惟一的痛苦，就是在谈到他女友的时候。他说‘等完成这次任务，我就和她结婚。’只是在那时，他才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样子。”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岩竹告诉我，“一天晚上我们摸黑进浴室，我近视，摔到一个深六英尺的弹坑里，华伦把我拽了出来，不停地问：‘你没事吧？受伤了吗？’他就像是营救他的亲密朋友一样，对我这个伙伴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后来我们用热水浸泡到脖子，‘感觉好极了，’华伦说。”
一天晚上，三个神风队飞行员登上山顶，正好碰见这个海军飞行员，他们听说华伦驾驶过一架“海盗号”飞机。
“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如何将飞机翻滚着离开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