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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佐和大尉两人在一起喝酒时，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杀战俘并吃人肝的提议。“当时大尉和其他的一些军官在饭厅里吃饭时，我听到他们谈及吃人肉的事情，还听到他们说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药。”大尉的勤务员后来这样说。
吉米被带到吉井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顶无线电台附近。吉井大尉只会说日语，因此需要无线电台的海军军士玉村做翻译，他是当时无线电台会说英语的几名士兵之一。
玉村于20年前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其父亲于1906年便离开了日本，后来在格兰德街经营一家小商店，并且还是当地商人联合会的主席。造价3500万美元的金门桥在1937年5月建成通车时，玉村就步行走过了那座桥，但他那年年龄还小，并且后来在美国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玉村；你要是在美国读完大学的话，你身上美国化的东西就太多了。”他记得父亲当时这样对他说。后来母亲把他带回故乡大阪，在那里他念完了书，然后便思考一辈子该干什么事情。玉村还对我说：“当海军似乎要比当陆军安全得多。”
后来，他在海军的一所通信学校里做文职人员。当要被派往海外时，他说自己想继续做文职人员。“玉村，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能活着回来的几率有多么低吗？”他记得有一位老兵曾这样对他说，“‘你不会再活着回来的，所以你应该做名海军军士，这样也好为你母亲赚些养老金。’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名海军军士。”
玉村于1944年3月抵达了父岛，到那时他已经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无线电台服役了11个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军，”玉村说，“我归他领导，但我当时年纪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儿子了。他也把我当儿子看，而我也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
由海军军士玉村给做翻译，吉井就得以盘问吉米了。“我们得知他来自美国驻附近地区的特遣部队，”玉村说，“吉米告诉我说他来自“本宁顿”号航空母舰，并说了他们离开珍珠港以及后来离开利西环礁岛的日期，最后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和职位：吉米·戴尔，航空兵三等话务员。
玉村记得吉米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个头儿很高，肤色白皙，头发黄黄的，上衣穿着一件皮夹克，裤子是深蓝色的，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还带着一条丝制的白围巾。
吉井大尉让玉村把战俘带到无线电台听截获的美国情报。“听完后，向我们汇报你听到了些什么情况。”大尉命令道。
可是吉米在当时不可能从中听出什么东西。他虽天性愉悦，却已很长时间没有高兴过了。吉米当时19岁，远离了家园，感到十分的害怕。
“他当时紧张的不得了，”玉村说，“我知道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便让他坐到一台接收器前，然后大家便聊了起来。”
吉米谈到了他的家乡新泽西，还谈到了海军军营的生活，后来还给我看了看他的双手，说由于长时间地被捆绑在立花指挥部外而受了伤。他还说他非常担心机关炮手格雷迪。他们俩在关系稍熟之后，吉米便把丝制的围巾拿了出来，告诉玉村说围巾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这条围巾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玉村记得吉米当时对他说了这番话。
“当时我和戴伊聊天，聊的大多数都是和工作不相关的事情，”玉村说，“当时他很疲惫，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让他进行工作有点不太合情理，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开始工作过。”
可是别的士兵却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吉井大尉在盘问时注意到吉米有些紧张，因此便感觉到他也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内田有纪中尉看到有位美国战俘和海军军士玉村坐在无线电台处，这是他生平第二次看见外国人。“他非常的年轻，并且瘦骨嶙峋，”内田有纪回忆道，“他有些耷拉着脑袋，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样子，很不高兴，腿还一瘸一拐的——都心灰意冷了，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不是让人产生仇恨的那种人。”
当然玉村并没有向吉井大尉汇报吉米在那两天里根本就没有认真干过什么事情，可是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另外20多个人，所以他的情况还是很快就传了出去。“我听说他当时在那里根本就不好好地窃听和翻译情报。”海军军士晟平说。
吉米在那里的情况传开之后，吉井大尉当初的第一印象就更加得到了确认，随后便做出了决定。“吉井大尉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玉村说，“然后告诉我说：‘美军将于明天或几天后登陆。你，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今天下午4点钟，我们将处死战俘。’”
“吉井大尉为什么要处死吉米呢？”事情过去数年后我这样问玉村。他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对大尉来说，处死战俘是他提高士气的一种努力，他得让每一位士兵都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们马上就要死了，这是我们当时共有的情绪。我们知道美军很快就要来解决我们，我们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们既然马上就要一起牺牲，应该让战俘先走一步。“我们已经没有救了。”人人都这样想。这是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是战时特有的歇斯底里。不亲身经历当时的场景，便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更何况美军即将到来，而我们的末期也将要到了，你还能期望我们怎么对待一名战俘呢？
玉村在吉井大尉面前竭力掩饰吉米没有帮他们干什么事情的情况，还对大尉说他总有一天会帮上大忙的。“我告诉大尉说吉米做了些事情，给他留条活路吧，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玉村后来说，“大尉当时还当着另外几位军官的面对我说：‘你想救他的命，是不是？你可要知道那没有什么好处。’就这话，我还听他又重复说了好多次。”
“我们俩就坐在无线电台聊了一上午，”玉村说，“聊的过程中，戴伊时常提起他那架飞机上的机关炮手，他总是很为他担心。”
吉米和玉村坐在无线电室里聊天的时候，吉井就在饭厅里向其他人宣布了行动的计划。松谷了玄中尉后来回忆说：“早饭过后，大尉便对我们说：‘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将处决战俘。这次将由年轻军官来处决，目的是让你们增加一些胆量。内田有纪和松谷了玄你们来处决。’”说完后，他又转向队里的佐木医生命令道：“由你来把他的肝给挖掉。”
听了大尉的话，松谷了玄中尉和佐木医生有些目瞪口呆。
“我当时就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突然，所以感到有些焦躁不安。”松谷了玄说，“我当时就问大尉：‘战俘是由陆军来处置的，海军也可以处置战俘吗？’听后，大尉并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当我接到命令的时候，我想怎么要发生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情呀。”内田有纪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只有22岁。“我说这有些让我为难，但大尉对我说：‘这是命令，你只有服从的份儿。’由于当时我面前还有很多军官，所以我就没有再和他争执下去，那样的话吉井会觉得太丢脸了。”佐木医生听后震惊得不得了，不知说什么好，只吞吞吐吐地说了声“是”，便离开了那个房间。
早饭后，那三位接到大尉命令将前去处死吉米的军官都去过大尉的办公室，和他理论。吉井大尉当时下命令让年轻的军官来处死吉米时，他用了“年轻却很不安分”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松谷了玄和内田有纪中尉在过去和大尉都有过过节。大尉是一位职业军人，而他们俩都是学生出身，佐木医生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三个都记得大尉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从学校来的人都有些民主倾向，而我将用严格的训练来把它消除掉”。大尉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他们，并且还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是让我不高兴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将会有什么下场’，说这话的时候根本就毫不掩饰。松谷了玄中尉并没有受过情报方面的充分的培训，所以有一次他在破解情报时出了差错，大尉因此非常认真地说他是触犯了纪律。“你以为命令是什么呀？”大尉对松谷了玄吼道，“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违抗过好多次命令了，每次我都提醒你，但从今以后，如果你再胆敢违抗命令，我就不会再原谅你了。只要你违抗命令，我就会惩处你，我们这支海军部队里就是如此。”
“惩处措施就是在海军部队的布告栏里通报，”松谷了玄回忆说，“在部队里，受到惩处是件最不光彩的事情。由于我以前受到过通报，所以每当有提拔机会的时候，也就没有我的份儿了。”
尽管过去有过被处分的背景，松谷了玄中尉还是来到大尉的办公室里和他争论这件事情。“把战俘借过来，是为了监控情报的，有什么理由要处死他？”中尉说，“可是大尉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道：‘你有质问我的份儿吗？你只有听我的份儿。’”
松谷了玄回忆说：“我当时说：‘我反正不想杀人，如果你打算处死他，那就找别人好了。’可是大尉听后说：‘你杀也得杀，不杀也得杀，没的选择。你应该很清楚违背命令的后果。我想你很清楚。’”
和松谷了玄一样，内田有纪中尉也不是非常野蛮的那一种人，但恰恰就是这一点吉井大尉挑了他，还因为他是所有士兵当中个子最矮小的一个。内田有纪个头矮小，性情温和，让他去砍别人的头，那怎么可能呢。他来自一个叫做甲府的乡村小镇，当他在小镇上读中学的时候，他就了解小镇的一个陆军驻地的日常生活情况。“我当时亲眼目睹过陆军士兵受到残酷惩罚的情景，”多年后内田有纪这样对我说，“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陆军，在我看来，他们的处境简直还不如主人家里的家仆。他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并试图借此减轻上级对他们的控制和约束。在陆军那里，上级经常暴打下级，他们都非常残酷。”由于知道陆军部队里竟然是这样的情况，他在学校读了两年半而不得不辍学，参军时他选择了当海军，在海军部队里他是一位技术类军官。在父岛上，他的任务是维护雷达系统让它正常的运转。吉井大尉竟然找了这样一位温顺、安静的机械师去干那样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从长官那里接到命令时，就好比从天皇那里领到了圣旨，”内田有纪说，“从我当海军的第一天起，就有人不断地告诫我说作为下级，一定不要质问上级长官的命令。”
可是要去干那样的一件事，内田有纪中尉还是感到很为难。
“我是一名军官，所以佩带了刀，”内田有纪对我说，“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那把刀，更没有用它杀过人。我当时很想逃避，但在岛上，我们根本就无处可逃。”
“我年纪又轻，”他补充说，“而吉井大尉的年龄要比我大一些。他双眼敏锐并且还有些可怖，而他身上还带着一种杀气，所以我很怕他。”
可他竟敢置“天皇的圣旨”于不顾，也不管别人从小就教导他的不要挑战权威的习惯，把吉井大尉人所共知的威胁（“我的原则是谁不执行命令，我就干掉谁”）抛于脑后，还是鼓起勇气，来到大尉的办公室。
“我告诉大尉说我不想砍战俘的头，”内田有纪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