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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上，罗斯福采纳了比利·米切尔的作战计划，而且这一计划产生了显著的效果。通过强大的情报机构的支持以及所占领的机场，美国炸沉了许多艘日本的大型军舰，其中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载满官兵的运兵船，以及装满大米的补给船。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打仗的飞行员小伙子们完全阻挡了日本的攻击，挡住了日本对美国的战略进攻，打得日本只能还手招架，无法再主动进攻。因为掌握了制空权，美国的舰载飞机逐渐撕破了日本的空中防护伞。
数十万人的日本地面部队现在被困在遥远的太平洋小岛上。日军在空中占不到任何主动权，因此就无法给那些小岛上的部队运送补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弹尽粮绝。很多士兵只能忍饥挨饿，还有的人仅靠煮草根和树叶来充饥，有的人甚至连人都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日本地面部队的官兵们对美国飞行员的憎恨日夜滋长着。他们把枪擦得雪亮，装满子弹，脚上的靴子和身上的纽扣闪闪发亮，可他们却只能朝着空中的美国飞行员愤怒地挥拳头，任凭美国兵用炸弹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他们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日本老兵野木春满回忆起当时的复仇心态。野木那时被困在菲律宾群岛的一个岛上。“那些美国飞机每天都在天上飞，为所欲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非常愤怒，同时也被折腾得筋疲力竭。当你失去了自身的战斗力而只能任人宰割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一心只想复仇。”
1944年，当野木最后终于有机会面对三名被俘的美国士兵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办。
“他们的脸都吓白了，”野木记起面前那三名美国飞行员。“你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野木告诉他们。这三名飞行员就象征着美国对待战争的理性方法和讲求技术的作战方式，他们所代表的美军也表明了讲求圣战是无效的。野木说，“他们的存在就不可否认的证明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瓦解。”
野木当时想，“日本的惟一下场”就是“全军覆没或者大获全胜。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败下去的话，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活着回家了。我会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吗？不可能了。我们都会死的。如果我们打赢了，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因为这都是上面的命令”。
“我手里握着军刀，让他们跪下去。”野木回忆道。
一颗、两颗、三颗。三颗飞行员的头颅滚到了溅满鲜血的草地上。
随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步步接近他们的帝国，日本人对美国飞行员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塞班岛战役失利后，美军下一个着眼点就是硫黄岛，它位于无人岛附近。这些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1944年，从中国调回的日本精锐部队占领了硫黄岛和父岛，于是日本便从无人岛纳入7000名平民为日本国民，让他们居住在所占领的两个岛屿上。天皇亲自任命栗林忠道将军去驻守硫黄岛以保卫那里至关重要的飞机场。栗林忠道将军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武士家庭，他的祖辈世代为天皇效力。
父岛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东京在太平洋战场上发出和收到信息的一个通讯中转站。美国海军在有预谋地进攻贝里琉岛之前，想要捣毁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无线电台。那些电台过去经常截获美国军方的无线电情报，并就美国的作战计划向东京和太平洋上日军占领的岛屿发出警报。父岛的地位举足轻重，东京防空兵的浦崎良回忆起，“日军的防空炮手是裕仁天皇从赤坂皇宫中派来”保护这些无线电台的。那些多山的岛屿的面积也就长5英里宽3英里那么大，相当于两个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那些小山上的厚厚的混凝土掩体里藏匿着很多门加农炮和防空高射炮，那些熟练的高射炮炮手的任务就是把入侵父岛领空的美国飞行员给打下来。
立花荣夫将军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兵，曾参与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这一次他被选中负责父岛的防御工作。立花块头很大，冷酷无情。白天，官兵们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他喜欢在战争中实行在中国时的那种焦土政策；他奉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在他眼中，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混蛋，如果哪个飞行员落到了他手中，他就会像在中国对待战俘那样对待他们。
弗洛伊德·霍尔报名加入海军正规军后就进入了新兵训练营。上船后他成为食堂的一名厨师，但弗洛伊德是有野心的。和他在一起的飞行员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回忆起，“弗洛伊德一直就向往着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他认真学习，然后参加了一项测试，后来就被录取参加培训计划了。弗洛伊德表现得棒极了，比一般人都要出色。他很聪明，和一般人不一样，总是渴望做得更好。可以看得出来，当他成为一名飞行员之后，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为此感到很骄傲。”
弗洛伊德和其他飞行员一样，在多处训练营接受过训练，例如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湾、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和彭萨克拉、伊利诺伊州的格伦维尤，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1944年春，弗洛伊德和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一起练习飞行轰炸。他们中队驻扎在俄勒冈州的阿斯托里亚。之所以把阿斯托里亚选作训练营所在地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天气有多好。有个飞行员回忆说，“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海岸附近上空总是低低笼罩着一层潮湿的乌云，这种乌云越积越厚。正是由于这种天气，我们很快就能在飞行中熟练地使用仪器进行导航。”
弗洛伊德那时驾驶的是一架TBM“复仇者”，那是一种“鱼雷轰炸机。”但后来在太平洋参战的时候，他的飞机并不用发射鱼雷了。因为这种飞机的任务是靠低空飞行发射鱼雷来炸毁日本军舰的，后来绝大多数被改装成了下滑轰炸机。
“复仇者”轰炸机，长40英尺，翼展54英尺，体积大、重量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中数它最重），这也就是说，这种飞机可以在空中飞行得很稳——举个例子来说，它比迪克·沃尔霍夫驾驶的那种“俯冲者”还要稳。它最远可飞行1000英里，视需要可飞行至3万英尺的高空。这种飞机坐起来也相对较为舒服，“TBM的座椅很宽敞，”耶西·诺尔回忆道，“我们的座椅上还有扶手；系上安全带之后，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几个小时。”但它飞行时的噪音的确很大，飞行员们通过戴上飞行帽里的泡沫耳罩来隔绝噪音。
下滑轰炸机通常每四架一组组成一支“飞行分队”，其中每两架组成一个“飞行小队”。同敌机交战时或者开始轰炸飞行时，这四架飞机就会变成两支小队，但通常来讲，飞行员们就算队形散开后，也还是会结伴作战。这一点与日本飞行员截然不同，他们在战斗中各打各的，相互间很少合作，也不运用什么团队作战战略，且随着战争的推进每况愈下。
下滑轰炸就像俯冲轰炸一样，是门艺术。它需要飞行员以接近完美的角度来俯冲。如果俯冲时的角度太大，那么飞机就有可能翻过去；如果滑翔的角度不合适的话，就会错过轰炸目标。在向上拉升飞机的时候，飞行员必须十分小心，不能惊慌，一旦把操纵杆往后拉得太用力就会导致飞机失速。
“复仇者”这种飞机一旦操控得不当便是一样自毁性很强的武器，因此对飞行员的训练就显得至关重要。
“鱼雷轰炸机不能像俯冲轰炸机那样以一个很大的角度进行俯冲，”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道，“这就是下滑轰炸。我们在距地面1000英尺的高度时开始围绕轰炸目标盘旋，减少马力以使飞机下降，滑翔至距地面200英尺时，瞄准目标，扔下炸弹，然后立刻离开。”乔治·布什、弗洛伊德·霍尔与其他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花了大部分的时间练习下滑轰炸飞行。“我们轰炸俄勒冈州那些无人居住的沙嘴地区，”黑兹尔赫斯特对我说。“我们飞行时，教练的飞机就在我们上空盘旋，观察我们的飞行，并给我们的轰炸打分。”
这种强化训练也促成了飞行员小伙子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弗洛伊德真是个不错的家伙，”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他特别幽默，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一个中队里，总有那么几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乔·怀特、弗洛伊德·霍尔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海军进驻阿斯托里亚之前，那里曾是个小渔村。“平日里的晚上，弗洛伊德、乔和我经常去一间叫‘阿马图宫’的夜总会玩，”比尔回忆道。“那当然不是一座宫殿，但我们一起在那儿打扑克，喝啤酒，追姑娘。”
比尔说道：“他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浅棕色的头发，皮肤白皙……弗洛伊德是个讨女人喜欢的家伙。”从弗洛伊德·霍尔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比尔的评价是正确的。和他们在一起的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附和比尔的说法，“姑娘们都很喜欢弗洛伊德。他总是能约到女孩子。”同在阿斯托里亚那个穷乡僻壤接受训练相比，弗洛伊德更喜欢和女孩子们泡在一起。周末放假的时候，弗洛伊德、乔和比尔就会抓起几个避孕套，拦一辆顺风车去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波特兰。他们在波特兰的旅店开上三个房间就去找姑娘了。他们三个穿着军官制服，身材又棒，样子很吸引人。“像我们这样的在波特兰可不多见，”比尔说。“在那儿，人们很少见得到海军军官，常有女孩子们主动来找我们。”
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这个来自密苏里小镇的小伙子在俄勒冈玩得不亦乐乎。“我记得弗洛伊德当时经常和不同的女孩子在一起，”比尔说，“那段日子真的很快乐。我们在波特兰度过了很多疯狂的周末。”因为总有许多女孩子围着英俊的弗洛伊德转，他慢慢地也变得挑剔起来。“他后来只和金发碧眼的姑娘出去约会，”比尔回忆道。“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那样的姑娘也多的是。”
尽管周末的时候他们玩得很疯，但早上飞行时，弗洛伊德总是准时出现在机场。格伦·弗雷泽和马弗·梅尔尚准备起飞时会和弗洛伊德打招呼。格伦与马弗在个性上完全不同，但在工作中却是亲密无间的好搭档。
格伦是个机枪手，坐在“复仇者”上部的炮塔里。这个从堪萨斯农场里走出的男孩很结实，话不多。“格伦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同在一起训练的查尔斯·查德韦尔说道。“他是个红头发的安静男孩，总是尽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降落伞装配工迈克·戴克60年后这样描述当年的格伦。
机枪手格伦和无线电技师马弗分在一组，马弗在飞机里坐在格伦的下方。马弗长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