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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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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在这种政策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盘剥之苦。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只是中国的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可以断言的则是,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汉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行。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团结。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南匈奴随后降汉,接受了中国的名号,使汉廷再将边防的卫戍减少。
外戚专权
可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已产生了一个皇帝外戚得权的成例。刘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也深恐自己的权力落入他人之手。在他的私生活里,他不能忘情于女色,因此而发生不少周折。在军事行动中他对自己所宠信的将领赏赐过厚,而对其他人则处分过厉。总之,在征匈奴诸役的过程中他集结了庞大的权力,既不能使之制度化,也不便让人代理。李广为能将,得人心,汉军及匈奴对他有同样的敬畏,可是始终不得封赏。在最后一次征战之中,他被逼迂回,终在行军时失道。大将军卫青,是皇后卫子夫之异母弟,扬言要报告皇帝听候御前处分,李广羞愤之余,引刀自裁。但另一面,卫青的三个儿子尚在孩提之中,巳因父亲的军功封侯。另外一个将军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也始终受皇帝恩宠。各方传闻前线将土饥不得食,霍去病行军之厨车南归时犹有剩余之珍品,皇帝也置之不问。只因霍去病英年早逝,不及封上大将军名号。后来此名号落在他异母弟霍光头上,而霍光终生未帅兵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
武帝既殁,霍光为摄政,辅助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如此13年,这髻龄的皇帝也未有子网而先殁。霍光与皇后商议之后迎立一位皇子为帝,才27天,他认为这皇嗣不符合他理想的尺度,废之而更在武帝的另一个后裔。他才18岁,旁人指出他和霍光乘坐同车之时表现着极度不安的形色。
可是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与之争的权威。公元前80年他执行了一次整肃,反对他的一派多人被处死,包括前述执行武帝财政的桑弘羊。现存的史料根据当日朝廷纪录写成,内中指出这些人意在谋反,企图罢废皇帝,而另立其他一位皇子。可见他们与霍光之冲突,可以追溯到很多小心眼的争执和家室间的纠纷上去。
但是霍光的行政措施,在当时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可谓深得人心。他在执政期间对武帝好大喜功的边防政策有了明显的收敛。在他主持国务的20年间,赋税已经豁免和降低,和匈奴的淡判也在开始。公元前8l年朝廷主持了一伙有关盐铁专利政策的公开辩论。之后政府放弃了酤酿的专利。
皇权的性质
综合说来,汉武帝刘彻和霍光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作为的真意。即使千百年后,想要全部洞悉,仍至为不易。在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个性之余,很少人曾想及的则是,中国的皇位乃是世间无从合理维持的一种制度。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也不能加法实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即在专制时代的初期,皇帝已任用13万个官僚去治理6000万的人民,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而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暖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责为“天子”,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派去处理一个局面。如果我们借彼观此,可以想见密西西比河会更换河道而趋向弗罗里达入海;一次旱灾、蝗灾会使爱荷华及堪萨斯全部颗粒无收;而北方与加拿大为邻的国界大部为沙漠,当中只有很少的几个绿洲。汉朝的皇帝以天下第一的农夫自居,不时发出通告,表示对人民生计的关怀。我们无从指斥其余部为矫揉造作。因为他们向小自耕农抽税而倚之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只是从一种比喻看来,他们所设计的制度和行政的方式,也还是倒金字塔式,上重下轻。越去权威愈远,与原来没想之间的差误愈多,所以权力务必凝聚在上。有时理想中的至美至善和实际情形的差异可以大得惊人。
西安朝廷中。半宗教性的安排增强了皇帝的地位。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即在今日,此种习惯仍在不少事例中出现。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汁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宦廷内外。
霍光于公元前68年在平静的情况下去世。但是两年后的一次政变使他的妻儿及多数的亲眷丧生。但一连串事件仍方兴未艾,外戚仍在宫廷之内的政治内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将军仅为朝中名号,已不参与边境之征讨。传统上这一职位总是为皇帝的姻兄或舅父把持,实际上居其职者总是一个政客,而不复为高级将领。总之他倚此名位声势使朝臣失色,并且威震不离宫闱之间的人主。这传统上之成例一经树立,以后只有继续展开,终至王莽篡位。
王莽的改革
王莽是中国历史中最离奇的角色之一。他一方面被指斥为翼位者、伪君子和操纵言论的好手,可是另一面也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带革命性的人物。环境上显示他可能有些性格接近上述评断,可是没有一个简单的称号足以将他一生行止归纳无余。好在我们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研究历史,用不着将他详尽的传记搬出。
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他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另一个皇帝,因而又成了皇后的父亲。他自己于公元前一年为摄政之前,她的三个叔父和一个从兄已相继以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辅政达28年。当时汉代宫廷陈腐无生气,如果王莽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他的功业可能使历史家刮目相看。只是他夸大不实,因此他以华美的言辞所作的各种公告更带着盲人瞎马的成分,他的矫揉造作也更不可宽恕。
他所对付的问题不难阐释:汉朝以庞大的农村经济为基础,因为这样的结构,朝廷也只能以公众的精神作为施政方针。只是这时候汉朝的存在已两百年,宫殿和外戚因恩泽封侯者谓之“内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对立。后者一般由资历晋升,多数成员对儒家仁民爱物的观念颇为重视。也在这同一时期之内,一般农村内的人力与田地,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有逐渐落入私人手中的趋势,时人称之为“兼并”。这现象一出现,日后这些资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这一问题也与2000年的帝制政府结下不解缘。
由于土地税系从每一亩之田地抽纳,人头税也以每个人为单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为奴隶的贩买)不应当影响到税收的多寡。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不管当初的底册是用何种精密的方法调查而得,以后各地都只存在一种硬性的定额。中国以户口为单位,每每因人口迁移、财产易主而造成税收短绌。地方政府解决这问题的捷径,乃将应收数额转嫁在其他户口头上让他们补足原数。可是如此一来只会引起人户逃亡,亏额更大,坏影响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来税率轻,处理不得法,可能令纳税人民不堪命。税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为盗匪。除此之外只有减除税额,只是这办法也会在官僚机构之中造成士气的降低。
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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