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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相忍为党”（1）
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与交往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对中国革命艰苦的探索过程中，他们之间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学生王明一步登天，不仅成为中央委员，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上台后，把党内早已存在的教条主义推到了极致，并由此开始了对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统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钦定为总负责人，成为王明在国内的代言人。年轻气盛的博古，细高的个子，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无论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言必称马列，颇有一副傲视群雄的“理论家”派头。他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教条主义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强令苏区党和红军执行。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正在率领红军全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信，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两个大的城市。
在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方面，毛泽东和中央派来的代表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毛泽东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后来毛泽东谈到过这段历史，他说：那些老爷们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为毛泽东扣了“三顶帽子”：一是“狭隘经验论”；二是“富农路线”；三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同时取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于在军事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毛泽东，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周恩来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泽东，并和他促膝长谈。毛泽东深知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告知进攻中心城市势必失败。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便复电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仍坚持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
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并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包括周恩来在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尤其是从前线回来的主要指挥员彭德怀提出：“保证二十天打下赣州”。于是，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
无奈的毛泽东向中央请了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照顾全局，相忍为党”。
这次打赣州，红军虽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周恩来遂命项英赴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同时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时，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被围困的师已经解围脱险。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针对仍有人主张继续强攻赣州，毛泽东发话了：“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这时再没人主张打赣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来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但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致函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明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的再三坚持，8月份，终于恢复了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之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时，苏区“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
解读“相忍为党”（2）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之一，当他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泽东军事才干的认识。
毛泽东的复职，引起了前方和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方首脑认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
矛盾终于爆发。
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在宁都召开。
后方中央局成员翻出了毛泽东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不得已，周恩来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泽东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泽东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委曲求全。临行前，周恩来依然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毛泽东则对周恩来说，“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推崇。
五、砥柱
共拥毛泽东（1）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有人说，“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这确非夸张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毛泽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何况毛泽东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最终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将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深感责任重大，在一筹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
此时的周恩来、朱德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刻，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离开中国国情的李立三在党内实行了“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实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则屡遭打击排斥。在此期间，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不得不几次退隐于苏家坡、东华山和云石山间的莽林古刹中。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不公的确令人不平。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
为了与博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当年，张闻天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可见，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毛泽东曾评价称：“洛甫（张闻天）这个人是不争权的。”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对推行“左”倾主张发生动摇。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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