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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呈送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措辞尖锐的讲话，以示反击。此后会议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成了“一边倒”地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便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彭德怀等人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在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翻出许多历史旧帐，固然有其阴险的政治目的，而其他包括周恩来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的党内斗争，却不能不让人扼腕而叹！
在庐山会议之前，应该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前一段工作的基本评价及庐山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会议开始后，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全力以赴地解决各种问题。后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那封信印发传阅，周恩来看了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总的信没什么问题”，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他在许多观点上与彭德怀是一致的。
正在周恩来等人极力纠“左”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发生了逆转。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座谈会，在政治上顾全大局的思想下，周恩来也说了一些“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之类的话。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虽然在表面上与中央保持了一致，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始终和彭德怀站在一起的。在8月2日的常委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虽然不再明显地袒护彭德怀，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论。毛泽东对朱德在庐山会议的态度一直不满意，此次又见朱德的批评无关痛痒，认为朱德有避重就轻、掩护彭德怀过关的嫌疑，便抬起脚来，用手在鞋面上比画了几下，说了一句“隔靴搔痒”。
朱德知道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还找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可谓门庭冷落，但朱德却常常去看望这位与他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战友。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死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庐山会议不仅将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也把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推向了一个高峰。而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毛泽东一人之过，是整个领导群体共同铸成的。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党和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大悲剧开始了。
晚年岁月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中国拖入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人生最后的10年将在这种天下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三人的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文革”伊始，朱德也开始遭受到一定的冲击。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军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气愤。1967年2月10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在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其中，徐向前在大闹怀仁堂时怒吼：“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党，连一个八十多岁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
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不再召开，而被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朱德的各种行动受到限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也被调离。
朱德并没有把自己的处境放在心上，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大规模武斗后，朱德感到这种方式行不通，于是想找主席和总理谈谈。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之后，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走到周恩来门前，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没有进去。
随着“文革”的继续进行，朱德越发孤单，但他却坚持说真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怀疑三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关系，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陷面前，他始终很坦然，认为主席、总理最了解他，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与朱德相比，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与主席决裂，然后被打倒。二是通过实际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作为一个明白自己对国家、民族担负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选择了后者。
十一、纵横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中国成立伊始，内忧外患仍未彻底消除，急于让中国得到外界承认的毛泽东亲赴苏联。在苏联，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把总理叫来。斯大林大惑不解，但后来终于明白为什么叫来了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毛唱周随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有一个相当大的担忧，那就是不知道世界会对共产党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1949年10月2日21时45分，苏联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等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纷飞，在北京站，毛泽东与前来送行的周恩来握手道别：“我在莫斯科等你！”随即，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驶向苏联莫斯科。
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
下午6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见毛泽东。他委婉地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当然希望如此：“这个东西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按出国前商量的计划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此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和苏联签订一个政治性文件，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并认为应由两国元首来签这个文件。毛泽东认为既是两国之约，由两国外长签更为合适，“你是部长会议主席，但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条约，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着手组织代表团。
1月10日，周恩来一行由北京坐火车前往莫斯科。火车上，周恩来即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毛泽东讲了自己在苏联的活动、对中苏签约的想法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要旨，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
1月22日，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中苏开始正式会谈。从1月23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商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拟定的草案却没有按中方的意见作相应调整。周恩来看过不满意，当即找来王稼祥和陈伯达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这样一直到2月8日凌晨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一起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稿。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中苏双方签字的分别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仪式结束后，中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庆祝酒会，斯大林亲自出席。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门口，向五百多来宾尤其是难得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表示欢迎。宴会开始后周恩来致祝酒词，他没有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发言竟与长达两千字的原稿一字不差。在座的知情人皆叹服。接着，周恩来挨个向客人敬酒，最后他特意走到毛泽东面前：“主席，我也敬你一杯。”毛泽东欣然举杯，脸上充满微笑。“叮”，两支酒杯轻碰，掩映出两位伟人快慰的笑容，像美酒一样香醇……
打破中美坚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开创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时代。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定下对美战略，一个具体实施对美接触；一个先放试探气球，一个巧妙地拿到了敲门砖；一个海阔天空，一个细致入微。毛泽东和周恩来再度联手，实现了中美外交史上“改变世界的一周”。
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一直实行仇视和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当权者越来越认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特别是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专家等有识之士，对美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而真正将美对华政策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则是1969年初出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就职演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从尼克松上台后，中国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