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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
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
这个问题争了15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
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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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
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6年考核1次。
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
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被罢官
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
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 (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
察,浙党官员钱梦■、钟兆斗等受贬谪。浙党首领,首辅沈一贯大怒,搬出
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
秦党孙丕扬主待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
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
历四十五年 (1617),浙党主持京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
时被驱逐得几乎一干二净。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
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
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
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
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
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
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
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
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
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
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
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
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
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
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
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
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愦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
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
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
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
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 (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
枣木棍,闯进大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
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
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
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
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向来交通外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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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刑部主事王之采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张差系受人指使,从蓟州来
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作案的。王之采把这些情况报告明神宗,并说,张
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举行朝审或会审。浙党攻击王之采胡说,
坚持张差是疯颠,要求把张差立即处决。后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举行会
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并对他说:“打死
‘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庞、刘二人是郑贵妃宫
中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神宗恐怕进一步追查会牵涉到郑贵妃,下令把
张差凌迟处死,把宠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这一案件便草草结案,这就
是所谓“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 (1620)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承
帝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朱常洛当皇帝
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下子,美
女们便要了他的命。光宗溺于女色,即位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
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
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觉得较为舒服。过了半日,李
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把它服了,睡到第二天凌晨死去,只当29天的皇帝,
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
义,赞扬李可灼为光宗治病有功,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于是,群情大哗,
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才把赏银改为罚俸一年。但是纠弹的
奏章还是接二连三地送上来,指责内医崔文升系郑贵妃心腹,故意给光宗用
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进红丸致光
宗死亡,罪不容诛;而这些罪行都是方从哲指使干的,认为方从哲有十大罪、
三可杀。方从哲在众官员的指责下,只好辞官。天启二年 (1622),东林党
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论李可灼和方从哲,指斥方从哲是谋杀皇上的千古罪
人。大多数官员都要求办方从哲的罪。方从哲上疏力辩,同党官员也极力为
他辩护。争了好长一阵子,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还是无法
官复原职。光宗生前宠爱的一位选侍西李,在光宗未死时曾谋取皇后的地位,
光宗死后,又企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仅16岁)之便,掌握大权。她要下
面的官员把奏章先交给她看,然后才转给皇长子。而且,光宗死后,她还住
在乾清宫里,无意搬出。本来,按照封建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配住
乾清宫。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因此,一些大臣
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 (九月初二日)就合疏请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的言论
最为激烈,他说,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如不及早采取措
施,而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则天专权的灾难将复见于今日。
奏疏上去后,西李还是没有移宫的意思。初五日,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
促移宫。在群臣的催促下,西李不得不搬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
宫案”。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左,说西李系
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
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吵。后来,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长子朱
由校)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臣下上奏
的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逼害嘉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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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稍为缓和。
“国本”以及“三案”的争议,其斗争的实质,乃是不同派系的官僚集
团为了在最高统治阶层寻找自己的靠山,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倚重和宠幸,借
以捞取政治资本,谋求自身的权力和地位。“三案”发生的当时,东林党在
斗争中占了上风,到后来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时,“三案”又被彻底翻过去,
成了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口实。
正直派东林党围绕三案对邪恶派官僚的弹劾,从其基本内容讲,基本符
合实际,但也有一些人将一些无法落实的罪状说成确凿事实。另外,其态度
也显得过分激烈,许多人是抱着与对手誓不两立的严厉态度。正直派官吏的
这些表现,无疑有些感情用事。双方几十年的角斗,相互间形成了严重的仇
恨情绪,万历末年正直派官吏受到残酷打击的经历,更使之对此耿耿于怀;
现在正直派官吏翻过身来了,他们便很易于怀着百倍的仇恨,向对方发泄胸
中积存已久的怒火。然而权衡当时的大局,正直派官吏的这些作法是存在严
重问题的。如果这时他们不把自己的相当多的精力用在对历史问题的追究,
而且态度宽恕一些,那么,他们就可有更多的精力去改良当时的政治,与对
立面的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这将对巩固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极有帮助。
但他们实际上却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去追论三案,
报复政敌。这便无精力在改良政治上较多地有所作为,也使邪恶派与之仇恨
更深,门户之争不仅不能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腐朽的宦官魏忠贤集团
恰好正在兴起,于是到天启四年(1624年)后,它终于代替正直派官吏,而
在朝廷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
东林党在万历朝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和光宗在不
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有了转机。光宗临终之时,李涟以一个小
小的给事中受顾命。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
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
盛极一时。
但是,当政后的东林党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毕竟只是封建社会没落时
期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没有提出,也提不出一个救世良方。
此时的东林党人只是忙于起用大批前期受贬的党人;再则是排斥异己,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