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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
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
这个问题争了15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
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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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
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6年考核1次。
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
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被罢官
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
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 （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
察，浙党官员钱梦■、钟兆斗等受贬谪。浙党首领，首辅沈一贯大怒，搬出
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
秦党孙丕扬主待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
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
历四十五年 （1617），浙党主持京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
时被驱逐得几乎一干二净。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
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
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
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
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
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
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
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
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
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
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
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
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
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
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
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
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愦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
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
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
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
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 （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
枣木棍，闯进大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
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
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
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怀疑是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主使张
差谋害太子，为朱常洵夺取太子地位。而且浙党魁首方从哲向来交通外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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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地位，因而对浙党官员的两次审讯均表怀疑。
刑部主事王之采私下探询张差的口气，查出张差系受人指使，从蓟州来
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作案的。王之采把这些情况报告明神宗，并说，张
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举行朝审或会审。浙党攻击王之采胡说，
坚持张差是疯颠，要求把张差立即处决。后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举行会
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并对他说：“打死
‘小爷’（宫中太监称太子为小爷），有吃有穿”。庞、刘二人是郑贵妃宫
中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神宗恐怕进一步追查会牵涉到郑贵妃，下令把
张差凌迟处死，把宠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这一案件便草草结案，这就
是所谓“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 （1620）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承
帝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经有妃子、宫女多人，朱常洛当皇帝
后，郑贵妃怕他记前恨，又选了四个美女进献，以此来讨好他。这下子，美
女们便要了他的命。光宗溺于女色，即位没几天便得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
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日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
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仙丹，光宗服后，觉得较为舒服。过了半日，李
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把它服了，睡到第二天凌晨死去，只当29天的皇帝，
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而首辅方从哲却用光宗遗诏的名
义，赞扬李可灼为光宗治病有功，拟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于是，群情大哗，
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和方从哲。方从哲才把赏银改为罚俸一年。但是纠弹的
奏章还是接二连三地送上来，指责内医崔文升系郑贵妃心腹，故意给光宗用
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进红丸致光
宗死亡，罪不容诛；而这些罪行都是方从哲指使干的，认为方从哲有十大罪、
三可杀。方从哲在众官员的指责下，只好辞官。天启二年 （1622），东林党
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论李可灼和方从哲，指斥方从哲是谋杀皇上的千古罪
人。大多数官员都要求办方从哲的罪。方从哲上疏力辩，同党官员也极力为
他辩护。争了好长一阵子，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还是无法
官复原职。光宗生前宠爱的一位选侍西李，在光宗未死时曾谋取皇后的地位，
光宗死后，又企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仅16岁）之便，掌握大权。她要下
面的官员把奏章先交给她看，然后才转给皇长子。而且，光宗死后，她还住
在乾清宫里，无意搬出。本来，按照封建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配住
乾清宫。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因此，一些大臣
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 （九月初二日）就合疏请西李移宫。御史左光斗的言论
最为激烈，他说，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如不及早采取措
施，而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则天专权的灾难将复见于今日。
奏疏上去后，西李还是没有移宫的意思。初五日，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
促移宫。在群臣的催促下，西李不得不搬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
宫案”。
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书责备力促移宫的杨、左，说西李系
光宗遗爱，光宗尸骨未寒，就对她限时驱逼，未免太过分了。于是，两派官
员又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激烈争吵。后来，新登基的熹宗（即皇长子朱
由校）传出一道谕旨，痛数西李的几条罪状，包括威挟邀封，控制臣下上奏
的文书，企图垂帘听政，凌虐、逼害嘉宗生母致死等，下令叫西李搬出仁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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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并且指责为西李说话的官员是“党庇”，于是，争吵才稍为缓和。
“国本”以及“三案”的争议，其斗争的实质，乃是不同派系的官僚集
团为了在最高统治阶层寻找自己的靠山，争取最高统治者的倚重和宠幸，借
以捞取政治资本，谋求自身的权力和地位。“三案”发生的当时，东林党在
斗争中占了上风，到后来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时，“三案”又被彻底翻过去，
成了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口实。
正直派东林党围绕三案对邪恶派官僚的弹劾，从其基本内容讲，基本符
合实际，但也有一些人将一些无法落实的罪状说成确凿事实。另外，其态度
也显得过分激烈，许多人是抱着与对手誓不两立的严厉态度。正直派官吏的
这些表现，无疑有些感情用事。双方几十年的角斗，相互间形成了严重的仇
恨情绪，万历末年正直派官吏受到残酷打击的经历，更使之对此耿耿于怀；
现在正直派官吏翻过身来了，他们便很易于怀着百倍的仇恨，向对方发泄胸
中积存已久的怒火。然而权衡当时的大局，正直派官吏的这些作法是存在严
重问题的。如果这时他们不把自己的相当多的精力用在对历史问题的追究，
而且态度宽恕一些，那么，他们就可有更多的精力去改良当时的政治，与对
立面的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这将对巩固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极有帮助。
但他们实际上却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去追论三案，
报复政敌。这便无精力在改良政治上较多地有所作为，也使邪恶派与之仇恨
更深，门户之争不仅不能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当时腐朽的宦官魏忠贤集团
恰好正在兴起，于是到天启四年（1624年）后，它终于代替正直派官吏，而
在朝廷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将朝政掌握在自己手中。
东林党在万历朝不受重用，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和光宗在不
到两个月内相继病死后，其命运才有了转机。光宗临终之时，李涟以一个小
小的给事中受顾命。扶立熹宗朱由校，自此东林党人受到重用。天启初年，
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都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东林权势，
盛极一时。
但是，当政后的东林党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毕竟只是封建社会没落时
期的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没有提出，也提不出一个救世良方。
此时的东林党人只是忙于起用大批前期受贬的党人；再则是排斥异己，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