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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他们当时航行到达的许多国家，如今都从这几部书中发掘本国的历史。
郑和及其随员在文化传播方面也做出巨大了贡献。
郑和作为明王朝派遣出洋的使者，他肩负着结好友邦的重要使命。所以，
他每到一地，很重视了解风土民情，做到“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并且拜
会当地的酋长、国王，同他们互赠礼品，向其表明通商友好的诚意。因此，
郑和一行所到之处，也受到友好、热情的接待。当地人把郑和看作天朝来的
贵客，给他们带来了珍贵的货物和深厚的友谊。如郑和初次航行到占城时，
当地国王率领大小首领盛装举行隆重的礼节，迎接郑和率领的船队的到来。
当郑和的随行人员侯显到达榜葛拉（今孟加拉）时，国王特地选派1000多人
到察地港远迎，然后又用大象接载到皇宫，由国王亲自主持欢迎仪式，双方
互赠礼物，国王还特意设盛宴款待中国客人。又如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公
元1416—1419年），郑和来到非洲的木骨都束 （即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
会见了该国国王，受到国王的宴请。郑和把明朝皇帝送给国王和王妃的中国
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交给了国王。国王十分喜悦，在郑和启程返国时，特
地派了使臣随船访问中国，并且赠送明朝皇帝许多非洲特产，如“马哈鲁”
（即长颈鹿，中国古代称为麟麟）、“花福录”（即斑马）、“千里驼鸡”
（即驼鸟）等，作为通贡贸易的礼物。
郑和每次出洋，还把带去的大量金银、钱币、丝绸、瓷器等，用来和当
地人民互通有无，平等贸易。通过贸易交流，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
“西洋”各地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
等，乃至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驼鸟等，所以当时人们把郑和的船队称为“宝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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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7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赤道以南的麻林地（今肯尼
亚的马林迪）和慢八撒 （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
壮举。它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是打开从中国到东非航道的第一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
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 116
年，他在世界航海史上立下了一座丰碑，是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导者。可
惜自郑和去世后，明朝政府开始走下坡路，不再派使团远航出使西洋各国。
郑和创建的业绩，在他身后虽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但他生前所做的重
大贡献，却使人们永远铭记心中，思慕怀念。人们为了纪念他，凡是他当年
游览过的山水，宝船停泊的港口，军队驻守的地方，都作为名胜古迹、游览
胜地。在国内，有南京的龙湾和天妃宫、静海寺，太仓的刘家港，福建泉州
的行香碑记，长乐的十里洋街、三宝岩、天妃宫……；在国外，在今日的南
洋诸岛，著名的有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重要商埠三宝垅，
泰国的三宝庙和三宝塔；在锡兰，至今还屹立着当年郑和树立的布施佛寺碑。
这些名胜古迹都以“三宝”命名，为的是表示对这位和平使者、伟大的航海
家三宝太监永恒的纪念。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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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
明朝自从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
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激烈的矛盾严重干扰了国家的
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
到了万历朝，各派官僚集团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
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
联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时为止。
大约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起，朝臣中的两派斗争进一步激烈，
逐渐各自形成了不同名目的党。另外，角斗的参加者中，还有越来越多的被
罢免的官吏，这也是当时双方斗争较前更为激烈的一个反映。两派斗争一般
分为东林党和邪党。
东林党是正直派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取得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生。万历八年考中
进士，进入吏部当官。他一进入仕途，即对朝政极为关心。顾宪成不仅关心
朝政，而且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对于权贵超出规范任意行事作恶多端的做
法不肯容忍。万历九年（1581年）六月，首辅张居正生病，朝廷亲自出面为
他到泰山祈神保佑，顾宪成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国家规定，坚决不同意，当面
向张居正陈述反对态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吏部尚书孙■把有
关系的官统统裁去，顾宪成当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
用。
顾宪成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万历十五年（1587年），被贬为
桂阳州判官。不久，回京重新到吏部任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更由吏
部文选郎中降杂职，很快又被革职为民。他第二次被降谪，是因推举阁臣得
罪了明神宗。当时首辅王锡爵将要退政，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越
参鲁、盛讷等将明神宗讨厌的王家屏推举为首辅候选人。加之明神宗对名单
中的其他一些人也有看法，因而对顾宪成很不满意，下令重新推选。于是吏
部另将有关人员写入名单推上。明神宗看后仍不满意，特别是发现王家屏仍
然列名其中，更为生气。顾宪成又被降为杂职，接着又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罢官后家居。家乡原有东林书院，乃宋朝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地方。
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了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等人一起
在这儿讲学。他们都是为人正直、遭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顾宪成与其共
同“讲学”者，都是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的人，这个书院里的一
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评论朝政、评价政治人物。这样一来，使东
林书院形成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许多当朝官员都听从他
们的意见。由此，东林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朝廷内外的正直的一派士大夫，
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为了与东林党相抗衡，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是
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成员而形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
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 （ 1594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 （ 1595年）
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善于写作，许多重要诏令都是他起草的。昆
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 （ 1592年）中进士，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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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官职。汤宾尹和顾于峻都爱议论“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自拉拢党羽
爪牙，干预时政，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另外的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
按籍贯形成的集团。宣、昆、齐、楚、浙这些政治小集团虽然彼此之间时常
也有些矛盾斗争，但他们在对待东林党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都卖力地攻击
东林党人，把东林党看成自己的大敌。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
斗争，其中重要的包括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
韩敬科场案、李朴事件等。之后还有三案之争。到明末，魏忠贤专政以后，
邪党投靠魏忠贤，继续打击东林党。
李三才，宇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 （1574年）进士，曾任山东司
道，当官的时候很有政绩。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
府。当时矿监税使横行霸道。李三才与之作斗争。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另
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击沈一贯的错误，因此，朝中的邪
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创办东林书
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8月，顾宪成曾专
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李三才曾上
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那些曾被罢免的官员。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
造东山再起的机会。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
于他善于玩弄手腕。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至三十八年（1610
年）。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不久
又建议他入内阁掌握朝政。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倘对
李三才加以攻击，那么东林党肯定会救他，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于
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
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
“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是个贪婪而虚伪的小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续攻击李三才。给事中马从龙、御史
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辩。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经呆在家里等
着发落，为漕政计，应速走去留。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一概不作答。不久，
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
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针锋相对地
为李三才辩护。在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
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可惜顾
宪成这回帮了个倒忙，邪派官员认为朝政不能由罢了官的顾宪成所左右，李
三才只好自己辞职。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从此南北党
争，更加难以解决了。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
贵妃于万历十四年 （1586）生下朱常洵。明神宗喜欢朱常洵想立他为太子。
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
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
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