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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清朝的科举制是跟学校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当时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东西的地步。然而，悲剧也就此发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却拿选官制度开刀，以废科举作为兴学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兴学堂必须废科举，学堂之兴起，所取代的是科举制度。实际上，当时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现兴替的，只是从国子监到各个府、州、县的官学，以及部分书院和社学之类的私学，与新兴的学堂系统之间的事情。
废科举对于主持变革的政府来说，危害是致命的。科举制从它诞生那天起，对中国政治就起着三种作用。一是作为士人与王朝之间的纽带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的上升的阶梯，一方面通过考试的方式将优秀的人才都吸纳到官僚体系中来，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读书人连接在了朝廷的战车上，让他们围着科考的指挥棒转，等于是围着中央政府在转。以明清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还通过科举制度建构了一个从进士、举人、生员再到最底层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传统社会的别的结构相比，这个金字塔拥有最一致的价值导向和无以伦比的向心力。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将官方对儒家的标准解释，以考试的标准而有程序的形式贯彻下去（显然，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三是维护上层文化的同一性，通过定期的考试，使得地域和文化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区的文化人，产生强制性的交流，而不至于因彼此的隔绝而出现文字表达上的变异。这种变异，无疑是分裂的迹象和征兆。不言而喻，科举制的三种功能，对于王朝政治的维系以及遏止地方主义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许倬云先生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三原色之一，显然是有道理的。
新兴的学堂系统，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它一方面通过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大学和各种专门学校，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也只能通过学校的途径来生产。学校教育，其结构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办。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学堂所体现的品格，与科举制恰恰是相反的，实际上不能用新式的学校体制来取代科举制。然而，在新政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幅十分怪异的图画，无论改革的推行者，还是原来依附在科举制金字塔上的读书人，其中大多数人的意中，学堂变成了科举当之无愧的替代物。一边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学堂的优秀毕业生（留学生）以相应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头衔，以至于冒出了“牙科进士”、“农科举人”这样不伦不类的名目。一边则是全国的读书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
这种比附，极大地消解了这场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下层的阻力。在科举时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额有限，从少的753人（贵州）到多的2845人（直隶）不等。太平天国变乱之后虽然有所增加，但最多的也不过加了几百个（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每次考试，县、府、院三场大考，不考糊了也得脱层皮。中个举人就更难，有的地方一个县多少年也出不了一个举人。别个不讲，单说以译介西学闻名的严复，自打英国回国以后就张罗考举人，一连考了几十年也没考上。现在可好了，只要有点钱，似乎就可以实现过去难以实现的科场梦了。所以，童生们一窝蜂地涌进了小学，秀才们则进了中学，举人、进士则张罗着进大学或者出国留学（当然也有明白人“越级”）。大家突然之间，都升了一级。
改革的阻力虽然消解了，但农村社会却因此而陷入了混乱。以私塾为代表的旧式乡村教育，遭遇了灭顶之灾，而因私塾垮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毫无疑义，私塾赖以存在的导向是科举制，没有了科举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仅私塾在导向上迅速丧失，而且逐渐地不仅拉走了私塾的学生，也拉走了私塾的教师。从此以后，私塾教育一落千丈，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2）
在那个时候，私塾教育是一种相当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个房子，有张桌子，再有个三家村学究就可以开办（学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让他们自带）。农民家的男孩子，只要还有口饭吃，往往都会被家长送到私塾里去学两年，认识几个字，因为费用极低，一点米，一条干肉（标准的束）或是别的什么都可以（事实上，农村里的教书先生仅靠教书是养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们往往还要种地糊口）。农村的私塾虽然有许多层次，乡绅的家塾师资和条件都比较好，强宗大族的族学，条件也不错，但更普及的却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乡塾。事实上，那时农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档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导向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私塾的功能当然首先是把个别的农村孩子教成读书人，其中只有极个别中的极个别分子可能进入科举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说主要的功能则是教众多的农家子弟认识几个字，有的还教一点珠算，好让他们能记个账、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功能外，私塾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功能，这第三种功能是与传统农村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连的。我们都说，传统的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礼俗既是农村日常活动，也是农村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但是，无论是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还是年节庆典的各色风俗活动，都离不开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参与其间，既要主持喊礼，又要从事各种文字事务。显然，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都要靠私塾这种旧教育，新学堂是不沾边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字和礼仪的传承，对生活并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实际则不然，农村人不仅日常调解和叙事话语要依赖它，而且乡村组织的活动，农村人的风俗行为，没了它也无法正常运转。
新政教育改革的结果，不仅是吸走了乡村的精英（新教育与旧教育不同，需要师资和设备，学堂办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息，走得越远，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欧美留学），而且无可挽回地毁掉了乡村的教育。
问题是，尽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说不大，虽然说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也学了几十年，洋也进来了几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当时的中国农村，却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种，跟西方人没有来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传统的农村，没了传统的读书人，就等于没有了乡村文化的灵魂。而没有了私塾，传统的读书人也就没了传承的渠道，终有一天会有油尽灯枯的时候。其实，用不着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后，农村的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毁去，新教育不来，而是农村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零乱和无文。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1930年代许多有志之士从事的乡村改良试验，往往从乡学的建设入手，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只是，他们的努力无法使这个已经扭曲变形而且残破的乡村世界复原。
几千年来，中国经历过多次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乱和破坏。农村总是保持着自己的弹性，往往能够很快地从破坏中恢复，在变化中适应，其强大的组织力和整合力，不能不归功于乡村世界独特的文化状态，那种大传统小传统水乳交融的结构，那耕读难分的传统，那生生不息的礼俗传承。在中国农村，绅士和农夫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线，上层文化也难以离开下层文化而独自生存，反之亦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必然的，但这种大规模异质文化输入背景下的现代化，似乎必定要导致中国乡村文化的破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属性是城市，而东方则是乡村，城市必然要吞噬乡村。
新政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但当年教育改革的过程却并没有因江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从开始的不伦不类逐渐变得有模有样。但是教育的每一次进步，往往都以损害农村为代价。
也许，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农民，像美国一样，只有农场主，没有农民。可是，在中国，行得通吗？
《历史的坏脾气》 不确定的道路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1）
自从2002年我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像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地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被定为官方教材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