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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总是能够自得其乐；而第四类人，别人开心他不开心，别人不开心他倒开心了，一副“天丧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远些为佳。
这就是既相生相克，也相辅相成的文学生物链。
但最奇怪，无论以上第二类文人搞的功利文学，第三类文人搞的挠痒文学，第四类文人搞的整人文学，统统都要标榜自己为百分百的正宗文学。惟恐人家不认账，不买账，便借助于权力，借助于金钱，偏要挤进文学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仪。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讽刺过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了。
近年来，我竭力龟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见这班人时，点头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的尴尬。
当然，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学，本是文坛的客观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拍马文学未必低，清高文学未必高，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鱼，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鱼。但文人是种很欲望的动物，鱼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于是，就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但别忘了，声名的诱惑，功利的追求，从政的驱使，经营的用力，一个劲地投身于这种非文学的活动之中，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当下文坛上的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
一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二是写小说的人，也快要比读小说的人多；
三是写评论的人，估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比写作品的人多。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看到我的同行们，如此不在意文学的创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学的生产过剩，如此津津有味地，乐此不疲地，像旧时磨坊里那些蒙着眼罩的牲口，一圈一圈绕着磨道，以一年千部左右长篇小说，数千篇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以及恒河沙数的诗歌生产速度，为读者制造着“标准粉”式的精神食粮，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起来。
我想，一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应该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方法。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你不能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的精神赞叹不已。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道”（杜牧语）、“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于是，我在想，唐诗由初唐的王杨卢骆，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到中唐的白居易、元稹、韩愈、李贺，进入公元九世纪中叶，当时的文学界，肯定也会有鲁迅写作时，这种受到被前人写尽，而不得不袖手的踟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犹如到果园去采摘，你兴冲冲地来了，可发现那些捷足先登者，已将最完好的，最甜美的，最具有市场价值的果实，席卷而去，只剩下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际此地步，老兄，你将何以堪？这种无所适从，无从下手，无法收拾的局面，也是那个时期的杜牧、李商隐、许浑、张祜等晚唐诗人，所面临的现状。
唐诗有两个“李杜”，一为公元六世纪的李白与杜甫；一为公元九世纪的李商隐和杜牧。对后“李杜”而言，前“李杜”已经达到的高度，其不可企及之势，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巅峰。要想与他们比肩，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要写出与他们的不同来，这才能拥有绝对属于自己的世界。你要当跟屁虫，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杜牧不会这么讲，但一定会这么想。
我是根据公元８３１年（文宗大和五年）十月中，杜牧为《李贺集》做的序，作出这样的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如此写道，口气之大，令人咋舌：“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他对李贺的褒扬，也是对自己的期许。虽然，他在《献诗启》里说明他的创作原则：“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的为人一生，也许很失败，为文一生，却是一位有大志向，有大抱负，决心崛起，不甘雌伏的文人。清人赵翼指出：“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圆美。杜牧之恐流于弱，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
《全唐诗序》说到杜牧，也认为他：“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者，皆能殚其才力所致，沿寻风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有甚者，宁为幽僻奇谲，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是则唐人深造极诣之能事也。”
所以，李商隐才有发自内心的“人间惟有杜司勋”的极高评价。要知道，文人称赞文人，同行叫好同行，不是虚头巴脑，不是顺水人情，不是当面点头，背后撇嘴，不是阿附谄谀，捧场讨好，而是由衷赞美，真心褒扬，是极少有的，因而也是极难得的。
这就印证南北朝时梁人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说过的金玉良言了：“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表现自我。幸好后一“李杜”，天降奇才，二十啷当年纪，果然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晚唐神采。
文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其相通相应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其恢宏开阔的气势，似乎是盛唐如日中天的映照；那么后者，其精致、典雅、秀丽、婉曲，多少也是晚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真。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时期，大师联袂而至，满天星斗灿烂；一个时期，文人缺席失语，文学暗淡无光；这都是属于造物主的安排，并无必然的规律可寻。
然而，老天对唐诗颇为关照，真让人嫉妒。尽管，公元８１６年（宪宗元和十一年），李贺卒，８１９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８２４年（穆宗长庆四年），韩愈卒，８３１年（文宗太和五年），元稹卒，８４２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卒，８４３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诗坛凋零，四顾苍茫，文事寂寥，一派凄凉。这时，谁也料想不到，杜牧和李商隐的出现，以枇杷晚翠的绚丽，以鲁殿灵光的晚唱，又重新将唐诗的圣火传递下去。
因此，返顾现实世界，新时期文学也已二十多年过去，上帝不开眼，不赏你脸，不给你大师，又能奈何得了？虽然时下也有一些人捧和自吹的“大师”出现，不过是《穆桂英挂帅》中那句唱词，“几年不到边关走，砖头瓦块也成了精”的精神上极不健全者的梦呓罢了。
在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杜牧的诗，以清新俊逸，豪健峭拔，风流倜傥，余韵邈远的风格著称；李商隐的诗，以深情绵邈，沉博婉曲，华彩丰瞻，邃密缜思的特色闻世。这两位诗人的珠联璧合，成为一时雅望所至。加之同时代如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之流的团队作用，遂变革着诗坛风气，创造出时代潮流，终于一改中唐以来声绮情靡、势弱力颓的诗风。
杜牧和李商隐，应该早在公元８３９年（文宗开成四年）前后，就相知相识了。
从性格上看，杜牧是外向的，李商隐是内敛的。从出身来看，杜牧是世家子弟，虽然到他父亲这一代，没落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他的灵魂，到他的诗文，无不豪爽大气，特立独行。李商隐则是从吏佐家庭中走出来的，总是仰着脸看人讨生活，因此，表现出来的精神，便是小心谨慎，低调缄默，尽量收缩，放下身段。
所以，杜牧的诗，以气胜；李商隐的诗，以情长。甚至，他俩的风流，他俩的浪漫，他俩的情感史，也迥然不同。应该说，文人有几个不风流，不浪漫的呢？也许不是所有能风流，会浪漫的人，都必然成为作家和诗人，但可以肯定，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要想成为大文人，也难。
杜牧的风流浪漫，是张扬的，是放肆的，是泛爱的，是略无顾忌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张旗鼓，引以为荣。而李商隐的风流浪漫，则是影影绰绰的，似隐似显的，钟情深沉的，浅吟慢唱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充满着无可奈何的惆怅。
可以想象，当李商隐在他所追随的恩公令狐楚的府邸中，当一名随员、见习生时，见到这位倾动长安的诗坛领袖，该是多么的倾慕和心仪了。那年，杜牧三十七岁，风华正茂，任职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标准的中级文官。对历任诸镇节度使，为地方诸侯，现回来京城，在朝廷里做到尚书仆射这样极高层官位的令狐楚而言，别说平起平坐，按常礼，杜牧应该垂手侍立才是。但李商隐所看到的场面，不禁失色。却是他的恩公，反客为主，趋前迎问，倒过头来巴结讨好这位大咧咧的诗人。
现在也弄不清杜牧是府上的常客呢，还是稀客？但据《唐诗纪事本末》，杜牧对于他的诗友张祜被逐科举，专门跑来找令狐楚帮过忙的。“一声何满子，双泪滴君前”的张祜，少年气盛，惹恼了白居易，而白老前辈也欠雅量，认为年轻人未免嚣张，不敲打敲打，不知马王爷长几只眼，遂让在皇帝面前说话算数的元稹，在会考时取消其资格，弄得张祜一辈子未能发达。
于是，激于义愤的杜牧，专门写过诗“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以鸣不平，由此可见杜牧的提携同志的热忱，对于老一辈指责后生的抗争。据新旧《唐书》，说到杜牧的“刚直有奇节”，“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万痛切。”正如他的一首《自贻》诗所言：“饰心无彩缋，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那样，事未必能做到，话一定要说到。
因此，他在令狐府上，认识这位比他小九岁，初露头角，稍有诗名的李商隐，肯定相见恨晚。但是，两位诗人的这段友情，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这两位诗友，参商相隔，一别十多年，直到生命的后期才重得聚首呢？
这就是尼采说过的那句名言了，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就先让他疯狂。同样，要让一个王朝灭亡，一个时代灭亡，也是先得从疯狂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但似乎觉得死得还不够快，宦官之乱，方镇之乱，还不够，从公元８２１年起，到８５９年止，以李德裕为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的朋党之争，像两台开足马力的官场绞肉机，互相格斗将近四十年，创中国历史上宗派斗争时间最长纪录。也是中国文人史上，一群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