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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里,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如此这般的人抬自捧,膨胀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袁枚,弄得蒋士铨、赵翼这两位明白人,以及文坛、诗坛的一干人众,也被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们被某些泰斗、名流、大师、前辈的泡沫现象唬住,是一样的。其实,列宁说过,市场上嗓子最高、声音最响的小贩,所卖出的货物也最不可靠,这几乎就是绝对真理。凡文坛、凡儒林、凡学界,那些叫得越响的风头人物,其货色也越值得打个问号,如果货真价实,用得着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鼓吹了。
然而,中国的受众,又是最容易被名气的虚火、声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觉、冠冕的反光,骗得一愣一愣而魂不附体的。这两位也难能免俗,在结集出版自己的诗作时,竟然不得不亲赴江宁,敦请打心眼里鄙视的袁枚,为之序。很简单,“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郭麟《灵芬馆诗话》),这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蒋、赵也许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应,然而,文坛在意、读者在意、书商更在意,因此这两位先生,也就得捏着鼻子,赶紧到随园给菩萨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说几句风凉话了:
心余手持诗集廿集,向余云:“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
赵云松观察尝谓予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也。云松才气横绝一代,独王梦楼以为不然。尝谓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两人亦心折也。”(《随园诗话》)
说到底,文人相轻这个顽症,不论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当着你,倾盖而语,谦和尊崇;背着你,数黄道黑,鄙夷蔑视,乃文坛常见现象,不足为奇。这二位,该不服,还是不服。所以,蒋苕生在《临川梦院本》里讽刺这位学长为一只云中鹤,还算是有所节制。而赵云松在《戏控袁简斋》一文中,对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华之选,曾膺民社之事,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圈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列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传,藉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都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所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罗织之词,虽曰游戏,亦实录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文人能够真正心悦诚服于对手者,又有几何?何况袁枚的的确确就是赵翼描写的那种拆白党,打秋风,撒烂污,登徒子好色的行径呢?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里提到:“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俊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这也代表着时人对随园先生不敢恭维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无非两类,一是以文学为目的者,一是以文学为手段者。为目的,往往执著追求,弄不好要为文学送掉小命;为手段,懂得圆通,倒常常能以文学谋生存,求发达。袁枚的“云中鹤”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学不过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罢了。
以文学为手段,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觉得好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时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么心肝或五脏的道德评判问题。眼下那些驰骋文场、冠盖京华的衮衮诸公,其实都是向这位玩文学的前辈努力看齐的。
这些大人先生们,或凭年资,或藉文名,或握舆论,或挟阵地,或拥话语霸权,或具擢拔实力,不也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吗?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学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间的袁才子,无遑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买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才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二十三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二十六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吏能自喜”,三十三岁时就辞职不干,下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为拔擢无望;第二,他自己也觉得官场险恶;第三,也许如此,也许并不如此,大清王朝,无官不贪,他焉能例外,估计捞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国文人不想当官,或有官不当,具有此等觉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当了官能急流勇退,不是驽马栈豆,恋恋不舍,而是义无反顾,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气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应该致仕的退休年龄,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改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三十三岁,按当代说法,刚过退团年龄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唯一,说不定还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宁任上,曾购得小仓山畔一座废旧园林,略加修葺,名之随园。后来,《红楼梦》走俏时,老先生竟着脸自我吹嘘,“彼大观园哉,即舍下之随园也。”他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圮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自娱,他的招牌著作《随园诗话》,陆续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