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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居然活到八十一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里，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如此这般的人抬自捧，膨胀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袁枚，弄得蒋士铨、赵翼这两位明白人，以及文坛、诗坛的一干人众，也被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们被某些泰斗、名流、大师、前辈的泡沫现象唬住，是一样的。其实，列宁说过，市场上嗓子最高、声音最响的小贩，所卖出的货物也最不可靠，这几乎就是绝对真理。凡文坛、凡儒林、凡学界，那些叫得越响的风头人物，其货色也越值得打个问号，如果货真价实，用得着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鼓吹了。
然而，中国的受众，又是最容易被名气的虚火、声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觉、冠冕的反光，骗得一愣一愣而魂不附体的。这两位也难能免俗，在结集出版自己的诗作时，竟然不得不亲赴江宁，敦请打心眼里鄙视的袁枚，为之序。很简单，“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郭麟《灵芬馆诗话》），这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蒋、赵也许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应，然而，文坛在意、读者在意、书商更在意，因此这两位先生，也就得捏着鼻子，赶紧到随园给菩萨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说几句风凉话了：
心余手持诗集廿集，向余云：“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
赵云松观察尝谓予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也。云松才气横绝一代，独王梦楼以为不然。尝谓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两人亦心折也。”（《随园诗话》）
说到底，文人相轻这个顽症，不论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当着你，倾盖而语，谦和尊崇；背着你，数黄道黑，鄙夷蔑视，乃文坛常见现象，不足为奇。这二位，该不服，还是不服。所以，蒋苕生在《临川梦院本》里讽刺这位学长为一只云中鹤，还算是有所节制。而赵云松在《戏控袁简斋》一文中，对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华之选，曾膺民社之事，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圈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列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传，藉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都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所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罗织之词，虽曰游戏，亦实录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文人能够真正心悦诚服于对手者，又有几何？何况袁枚的的确确就是赵翼描写的那种拆白党，打秋风，撒烂污，登徒子好色的行径呢？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里提到：“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俊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这也代表着时人对随园先生不敢恭维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无非两类，一是以文学为目的者，一是以文学为手段者。为目的，往往执著追求，弄不好要为文学送掉小命；为手段，懂得圆通，倒常常能以文学谋生存，求发达。袁枚的“云中鹤”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学不过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罢了。
以文学为手段，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觉得好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时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么心肝或五脏的道德评判问题。眼下那些驰骋文场、冠盖京华的衮衮诸公，其实都是向这位玩文学的前辈努力看齐的。
这些大人先生们，或凭年资，或藉文名，或握舆论，或挟阵地，或拥话语霸权，或具擢拔实力，不也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吗？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学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间的袁才子，无遑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惯战、金枪不倒，顶多不过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会餐罢了。
尽管如此，陈康祺还是相当羡慕这位老爷子活得颇够意思的一生。
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昭影，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郎潜纪闻二笔》）
因此，袁蒋赵三人之中，要以袁枚最潇洒，最豁达，最想得开，最活得自在，最懂得生活享受；同时，也是在有皇帝同时还有文字狱的年代里，在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一个字、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充军发配掉脑袋的年代里，最明白如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如何不谈政治、专管风月，如何在不开罪统治者的情况下，与统治者保持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若即若离而又不即不离的关系，当了十年小小的县官，三十出头年纪，就赶紧辞官逃回家来的一个聪明睿智的中国文人。
当然，这是一种压迫下的逃避，但也是逃避压迫的中国文人，所能采取，或者不得不采取的最佳生存方式。说老实话，求杀头，在清代，是极容易的一件事，你不求，他们也要摸摸你的脖子，看看从哪儿下刀，让你活得不那么自在的。如果你真是杀身成仁，老子跟你拼了，其实倒是成全了统治者，他们从此少了一块心病，你也同时等于了零。
老兄的脑袋掉了，还会有其它和后来吗？所以，袁枚的政策是：活下来，不死。争取活，多活。而且，快乐地活。一活，竟活到了八十一岁。我就不相信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一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会不知道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一个基本上不甚买他账的诗人袁枚嘛？随园老人是他的臣民，不错，但已不是他驭下的奴才。正是这点“自由”，权且保住自己的命，这位老先生才有可能跟乾隆爷比着活。虽然这种极消极地给统治者添堵，未必能起到什么功效，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不过，人各有天，袁枚最终未能活过乾隆，但诗人死后两年，弘历也随之驾崩了。
无论如何，这位长寿文人，活出了他的价值。
余巳未同年，多出仕封疆，内调鼎鼐者，可谓盛矣。近都薨逝，惟以奉母故，空山独存，想勤劳王事者，毕竟耗心力，损年寿耶？嵇康有“圉马不乘，寿高群厩”之语，似亦有理。宋人《咏古树》云：“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年成大厦，也应随例作灰尘。”（《随园诗话》）
看来，他这番表白，很有一点点卖乖的意思，其实，我认为，倒是老先生对他所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所作的肯定。
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这年他二十三岁，授翰林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有点当今进干部学校进修培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的意思。他二十六岁时外放江南，先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当了七年的县太爷，据《清史稿》，“遇事尽其能”，在任颇有政声，但他“不以吏能自喜”，三十三岁时就辞职不干，下岗回家了。第一，我想他可能因为拔擢无望；第二，他自己也觉得官场险恶；第三，也许如此，也许并不如此，大清王朝，无官不贪，他焉能例外，估计捞得也差不多了，就此金盆洗手，一直到老、到死，也不再出山。
中国文人不想当官，或有官不当，具有此等觉悟者，恐怕不是很多的。当了官能急流勇退，不是驽马栈豆，恋恋不舍，而是义无反顾，抬腿就走，具有此等勇气者，好像就更少了。而根本未到应该致仕的退休年龄，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改履历表上的出生年月；三十三岁，按当代说法，刚过退团年龄吧？袁枚就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这不仅是中国文人的唯一，说不定还是世界文人中的第一呢！
他在江宁任上，曾购得小仓山畔一座废旧园林，略加修葺，名之随园。后来，《红楼梦》走俏时，老先生竟着脸自我吹嘘，“彼大观园哉，即舍下之随园也。”他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圮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自娱，他的招牌著作《随园诗话》，陆续问世，